從眾和脫俗

  外國的研究者愛統計作家所用的辭彙。莎士比亞用了多少辭彙，托爾斯泰用了多少辭彙，屠格涅夫用了多少辭彙。似乎辭彙用得越多，這個作家的語言越豐富，還有人編過某一作家的字典。我沒有見過這種統計和字典，不能評論它的科學意義，但是我覺得在中國這樣做是相當困難的。中國字的歧義很多，語詞的組合又很複雜。如果編一本中國文學字典（且不說某一作家的字典），粗略了，意思不大；要精當可讀，那是要費很大功夫的。

  現代中國小說家的語言趨向於簡潔平常。他們力求使自己的語言接近生活語言，少事雕琢，不尚辭藻。現在沒有人用唐人小說的語言寫作。很少人用梅里美式的語言、屠格涅夫式的語言寫作。用徐志摩式的「濃得化不開」的語言寫小說的人也極少。小說作者要求自己的語言能產生具體的實感，以區別於其他的書面語言，比如報紙語言、廣播語言。我們經常在廣播裡聽到一句話：「絢麗多彩」，「絢麗」到底是什麼樣子呢？這樣的語言為小說作者所不取。中國的書面語言有多用雙音詞的趨勢。但是生活語言還保留很多單音的詞。避開一般書面語言的雙音詞，採擇口語裡的單音詞，此是從眾，亦是脫俗之一法。如魯迅的《採薇》：

  他愈嚼，就愈皺眉，直著脖子咽了幾咽，倒哇的一聲吐出來了，訴苦似的看著叔齊道：

  「苦……粗……」

  這時候，叔齊真好像落在深潭裡，什麼希望也沒有了。抖抖的也拗了一角，咀嚼起來，可真也毫沒有可吃的樣子：苦……粗……

  「苦……粗……」到了廣播電台的編輯的手裡，大概會提筆改成「苦澀……粗糙……」那麼，全完了！魯迅的特有的溫和的諷刺，魯迅的幽默感，全都完了！

  

  從眾和脫俗是一回事。

  小說家的語言的獨特處不在他能用別人不用的詞，而是在別人也用的詞裡賦以別人想不到的意蘊（他們不去想，只是抄）。

  張戒《詩話》：「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蕭蕭兩字處處可用，然惟墳墓之間，白楊悲風尤為至切，所以為奇。」

  魯迅用字至切，然所用多為常人語也。《高老夫子》：

  我沒有再教下去的意思。女學堂真不知道要鬧成什麼樣子。我輩正經人，確乎犯不上醬在一起……

  「醬在一起」大概是紹興土話。但是非常準確。

  《祝福》：

  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長一輩，應該稱之曰「四叔」，是一個講理學的老監生。他比先前並沒有什麼大改變，單是老了些，但也還未留鬍子，一見面是寒暄，寒暄之後說我「胖了」，說我「胖了」之後即大罵其新黨。但我知道，這並非借題在罵我：因為他所罵的還是康有為。但是，談話是總不投機的了，於是不多久，我便一個人剩在書房裡。

  假如要編一本魯迅字典，這個「剩」字將怎樣注釋呢？除了註明出處（把我前引的一段抄上去），標出紹興話的讀音之外，大概只有這樣寫：

  剩是餘下的意思。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孤寂無聊之感，仿佛被這世界所遺棄，孑然地存在著了。而且連四叔何時離去的，也都未覺察，可見四叔既不以魯迅為意，魯迅也對四叔並不挽留，確實是不投機的了。四叔似乎已經走了一會了，魯迅方發現只有自己一個人剩在那裡。這不是魯迅的世界，魯迅只有走。

  這樣的注釋，行麼？推敲推敲，也許行。

  小說家在下一個字的時候，總得有許多「言外之意」。「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凡是真正意識到小說是語言的藝術的，都深知其中的甘苦。姜白石說：「人所常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自不俗。」說得不錯。一個小說作家在寫每一句話時，都要像第一次學會說這句話。中國的畫家說「畫到生時是熟時」，作畫須由生入熟，再由熟入生。語言寫到「生」時，才會有味。語言要流暢，但不能「熟」。援筆即來，就會是「大路活」。

  現代小說作家所留心的，不止於「用字」，他們更注意的是語言的神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