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技巧常談 成語·鄉談·四字句

  春節前與林斤瀾同去看沈從文先生。座間談起一位青年作家的小說，沈先生說：「他愛用成語寫景，這不行。寫景不能用成語。」這真是一針見血的經驗之談。寫景是為了寫人，不能一般化。必須狀難狀之景，如在目前，這樣才能為人物設置一個特殊的環境，使讀者能感觸到人物所生存的世界。用成語寫景，必然是似是而非，模模糊糊，因而也就是可有可無，襯托不出人物。《西遊記》愛寫景，常於「但見」之後，寫一段駢四儷六的通俗小賦，對仗工整，聲調鏗鏘，但多是「四時不謝之花，八節常春之草」一類的陳詞套語，讀者看到這裡大都跳了過去，因為沒有特點。

  由沈先生的話使我聯帶想到，不但寫景，就是描寫人物，也不宜多用成語。舊小說多用成語描寫人物的外貌，如「面如重棗」、「面如鍋底」、「豹頭環眼」、「虎背熊腰」，給人的印象是「差不多」。評書里有許多「贊」，如「美人贊」，無非是「柳葉眉、杏核眼，櫻桃小口一點點」。劉金定是這樣，樊梨花也是這樣。《紅樓夢》寫鳳姐極生動，但多於其口角言談，聲音笑貌中得之，至於寫她出場時的「亮相」，說她「兩彎柳葉吊梢眉，一雙丹鳳三角眼」，形象實在不大美，也不準確，就是因為受了評書的「贊」的影響，用了成語。

  看來凡屬描寫，無論寫景寫人，都不宜用成語。

  

  至於敘述語言，則不妨適當地使用一點成語。蓋敘述是交代過程，來龍去脈，讀者可能想見，稍用成語，能夠節省筆墨。但也不宜多用。滿篇都是成語，容易有市井氣，有傷文體的莊重。

  聽說歐陽山同志勸廣東的青年作家都到北京住幾年，廣東作家都要過語言關。孫犁同志說老舍在語言上得天獨厚。這都是實情話。北京的作家在語言上占了很大的便宜。

  大概從明朝起，北京話就成了「官話」。中國自有白話小說，用的就是官話。「三言」、「二拍」的編著者，馮夢龍是蘇州人，凌濛初是浙江烏程（即吳興）人，但文中用吳語甚少。馮夢龍偶爾在對話中用一點吳語，如「直待兩腳壁立直，那時不關我事得」（《滕大尹鬼斷家私》）。凌濛初的敘述語言中偶有吳語詞彙，如「不匡」（即蘇州話里的「弗殼張」，想不到的意思）。《儒林外史》里有安徽話，《西遊記》里淮安土語頗多（如「不當人子」）。但是這些小說大體都是用全國通行的官話寫的。《紅樓夢》是用地道的北京話寫的。《紅樓夢》對中國現代文學語言的形成，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

  有了官話文學，「白話文」的出現就是水到渠成的事，白話文運動的策源地在北京。「五四」時期許多外省籍的作家都是用普通話即官話寫作的。有的是有意識地用北京話寫作的。聞一多先生的《飛毛腿》就是用純粹的北京口語寫成的。朱自清先生晚年寫的隨筆，北京味兒也頗濃。

  咱們現在都用普通話寫作。普通話是以北方話作為基礎方言，吸收別處方言的有用成分，以北京音為標準音的。「北方話」包括的範圍很廣，但是事實上北京話卻是北方話的核心，也就是說是普通話的核心。北京話也是一種方言。普通話也仍然帶有方言色彩。張奚若先生在當教育部長時作了一次報告，指出「普通話」是普遍通行的話，不是尋常的普普通通的話。就是說，不是沒有個性，沒有特點，沒有地方色彩的話。普通話不是全國語言的最大公約數，不是把詞彙壓縮到最低程度，因而是缺乏藝術表現力的蒸餾水式的語言。普通話也有其生長的土壤，它的根扎在北京。要精通一種語言，最好是到那個地方住一陣子。歐陽山同志的忠告，是有道理的。

  不能到北京，那就只好從書面語言去學，從作品學，那怎麼說也是隔了一層。

  吸收別處方言的有用成分。別處方言，首先是作家的家鄉話。一個人最熟悉，理解最深，最能懂得其傳神妙處的，還是自己的家鄉話，即「母舌」。有些地區的作家比較占便宜，比如雲、貴、川的作家。雲、貴、川的話屬西南官話，也算在「北方話」之內。這樣他們就可以用家鄉話寫作，既有鄉土氣息，又易為外方人所懂，也可以說是「得天獨厚」。沙汀、艾蕪、何士光、周克芹都是這樣。有的名物，各地歧異甚大，我以為不必強求統一。比如何士光的《種包穀的老人》，如果改成《種玉米的老人》，讀者就會以為這是寫的華北的故事。有些地方語詞，只能以聲音傳情，很難望文生義，就有點麻煩。我的家鄉（我的家鄉屬蘇北官話區）把一個人穿衣服乾淨、整齊、挺括、有樣子，叫做「格掙掙的」。我在寫《受戒》時想用這個詞，躊躇了很久。後來發現山西話里也有這個說法，並在元曲里也發現「格掙」這個詞，才放心地用了。有些地方話不屬「北方話」，比如吳語、粵語、閩南語、閩北語，就更加麻煩了。有些不得不用，無法代替的語詞，最好加一點註解。高曉聲小說中用了「投煞青魚」，我到現在還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作家最好多懂幾種方言。有時為了加強地方色彩，作者不得不刻苦地學習這個地方的話。周立波是湖南益陽人，平常說話，鄉音未改，《暴風驟雨》里卻用了很多東北土話。舊小說里寫一個人聰明伶俐，見多識廣，每說他「能打各省鄉談」，比如浪子燕青。能多掌握幾種方言，也是作家生活知識比較豐富的標誌。

  聽說有些中青年作家非常反對用四字句，說是一看到四字句就討厭。這使我有點覺得奇怪。

  中國語言裡本來就有許多四字句，不妨說四字句多是中國語言的特點之一。

  我是主張適當地用一點四字句的。理由是：一、可以使文章有點中國味兒。二、經過錘鍊的四字句往往比自然狀態的口語更為簡潔，更能傳神。若干年前，偶讀張恨水的一本小說，寫幾個政客在妓院裡磋商政局，其中一人，「閉目抽菸，菸灰自落」。老謀深算，不動聲色，只此八字，完全畫出。三、連用四字句，可以把句與句之間的連詞、介詞，甚至主語都省掉，把有轉折、多層次的幾件事貫在一起，造成一種明快流暢的節奏。如：「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陶淵明《歸去來兮辭》）。

  反對用四字句，我想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作者習慣於用外來的，即「洋」一點的方式敘述，四字句與這種敘述方式格格不入。一方面是覺得濫用四字句，容易使文體滑俗，帶評書氣。如果是第二種，我覺得可以同情。我並不主張用說評書的語言寫小說。如果用一種「別體」，有意地用評書體甚至相聲體來寫小說，那另當別論。但是評書和相聲與現代小說畢竟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