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勝與敗

  不管怎麼說，日清戰爭，或者說甲午戰爭，就這麼終於塵埃落定了。

  

  日本勝，大清敗。

  日本自有歷史以來，在被中華文明潤澤了上千年之後，第一次完全打敗了自己的師傅兼兄長。

  為什麼？

  為什麼一個蕞爾小國能打贏雄霸世界數千年的老大帝國？老大帝國即便是老了老了，可瘦死的駱駝終究也該比馬大，為什麼就會被這匹新興的黑馬給踩在了地上？

  為什麼？

  這個問題從甲午戰敗之後就一直在被人研究著，得出的結論也是多種多樣，比較主流的，是認為日本通過實行了明治維新，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所以戰勝了腐朽的清政府。

  關於明治維新的本質和其他，我們之前該說的都已經說了，該吐槽的也一個都沒落下，戰場上軍備的優劣對比，該比的一個也沒少比，這裡就不再多扯淡了，我直接說我的觀點，我認為，甲午戰爭日本之所以勝的最大的原因，有兩樣，一曰情報；二曰國民。

  先說第一樣。

  我想如果今天我站在中國的街頭，隨便攔住一個人，問他對日本的印象是什麼，我敢說，十有八九這人除了能很模糊地概括出一些諸如日本地方比較小，人口比較少之類近乎小國寡民的概念外，再也說不出其他了，最多再扯扯八年抗戰或是動畫片或是德藝雙馨某老師。

  很不客氣地說，相當大的一部分中國人根本就不懂日本，甚至可以說是不知道日本，以前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

  無論哪個時代的中國人，他對於日本的了解，多半僅限於數千年前就已經產生的印象：一個孤島上面住著一群平均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矮人，他們靠打漁為生。

  實際上擁有三十七萬平方公里國土的日本就面積而言，儘管不比中國，但在世界上也絕非靠後，而且日本現在年輕人的平均身高，也已經超過了中國。

  數千年來，中國人從來都沒想到過要去正視自己的那位東鄰小弟，更別說深入了解，直到被已經強大無比的對方直接一把撂倒在地的時候，才猛然回過神來，然後說出我們經常能在動畫片裡看到的，被自己的兒子、弟弟、徒弟所打敗的父親、哥哥、師傅所經常說的那句台詞：「原來……你已經成長得那麼厲害了……」

  可現實不是動畫片，我們的不在乎不關注不了解不知道，往往會給我們自己帶來血的代價。

  就如同這場甲午戰爭，清廷的眾大員們直至戰敗，都以為日本不過是蕞爾小國，邊鄰小邦，而戰爭之後，一些所謂的「有識之士」終於開始了所謂的「覺醒」，將對日本的定位從原先的後輩徒兒變成了前輩師傅，發憤圖強要以日本為師，要將日本的那一套成功複製到大清身上，但卻也學得相當不得法，比如後來的戊戌六君子，直接把慈禧當成了幕府，把光緒當成了明治天皇，要光緒以明治驅逐幕府那般來將老太后人道毀滅，這不得不說是要麼沒看清日本，要麼沒看懂大清。

  反觀日本，從這個國家有歷史的那一年開始，就時時刻刻關注著西面的那龐大帝國，當然我們不能斷言這是善意的時時刻刻還是惡意的時時刻刻，但至少，日本對於來自中華的情報，是從來都不曾有過一絲忽視的。

  像這次的甲午戰爭，日本早在開戰之前好幾年就把大清給摸了個底透，同時又派了無數間諜潛伏在清國各個地方源源不斷地獲取著各種情報，就連清廷賠款底線是多少這種超S級國家機密都探聽得一清二楚，正所謂知己知彼而百戰不殆，能如此知曉一切，又豈有不勝的道理。

  當我們對日本還一無所知的時候，日本卻已經把我們摸了個門清。

  我不知道這句話我在這套書里重複了多少遍，但無論多少遍，我認為都有重複的必要和意義。

  說完了一，我們再來說二。

  國民，也就是老百姓。

  雖然古代聖賢一直都很看重這個，比如孟子就曾經曰過：君為輕，社稷次之，民為重，但到了實際操作的時候，亞聖的話往往就被丟腦後了。

  在中國歷史上，小民永遠是一個被遺忘的群體，不僅自稱草民，事實上也確實宛若草芥，不值一提，比如在章回小說裡頭，肯花筆墨上心的，永遠是將和相，無論是名將抑或是名相，至於小民，一般的下場要麼是默默無名地活著，要麼是默默無名地死去——只留下一個數字，就比如你自幼耳熟能詳的關雲長殺顏良誅文丑過五關斬六將，可你又能否記起他殺過哪個小兵的名字麼？

  你當然記不起，因為關二爺儘管殺小兵無數，但留下名字的，無論在小說中在歷史上，一個也沒有。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老祖宗的話是沒錯，可如果真的過分執著於王而無視小賊的話，那匪亂將永世不平。

  小兵來自小民，小民就是國民，是決定一切國與國之間對決的最關鍵要素，這裡面自然也包括了那場甲午戰爭。

  你不要覺得這話聽起來不靠譜，其實稍微想想就明白了，李鴻章再能耐，他上不了定遠號鏟煤，去不了致遠號開炮，也到不了平壤守城，將帥雖然只需運籌於帷幄之中，但真正去決勝於千里之外的，實際上還是小兵。

  開戰前，當日本的國民在給吉野號捐款，甚至連煙柳巷裡的姑娘都知道軍艦、海防等詞兒的時候，大清的國民仍不知日本為何物，海軍為何物；開戰時，平壤城內的一萬三四千手裡拿著19世紀最先進武器的大清國民，因吸食鴉片壞了身體，而慘敗於數量完全不如自己的日本國民，同樣還是開戰時，坐鎮在亞洲第一的艦隊上的大清國民們，愣是被日本國民給奪去了制海權；當日本國民組成的軍隊登上大清國土之後，仍是大清的國民，給他們做嚮導，做起了帶路黨。

  這以上的種種，其實也就是我們今天常常講的國民素質整體體現，故而也可以說，甲午一戰，並非日本國戰勝大清國，而是日本人在國民素質方面，更勝我大清一籌。

  那麼，這更勝一籌的原因又何在？

  我覺得，要說明白此事，首先得從東京開始說起。

  東京是日本的首都，這眾所周知，此地原名江戶，是德川幕府中樞核心所在，也因此，德川時代亦被稱為江戶時代，這個我們前面也說過了。

  不過，江戶畢竟只是江戶，即便是德川時代，日本的國家首都，卻還是依然在京都，因為那裡有天皇，而且風水好，這個我們前面就說了。

  江戶改名東京並稱為國家首都，也不過是最近百來年的事兒。

  話說在慶應四年（1868）閏四月的中旬，一個叫前島密的人給當時新政府掌權者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上了一封信，說是讓天皇搬到江戶去如何？當然，他充分考慮到了京都人民熱愛天皇的心情，所以還提議說，可以效仿中國大明朝的南京和北京，在日本也搞兩個首都，分別是西邊的京都和東邊的江戶。

  前島密，簡單說來就是日本郵政之父。現在日本的郵政制度，包括郵政的專用詞彙，比如把郵票叫作切手，郵政局叫郵便局，都是他發明創造的。再在後來，他為了普及教育，曾經提出把漢字給廢除讓大家只學容易記住的平假名和片假名，當然，這個無比禍國殃民且禍害千年的餿主意很快就被人給集體否決了，不然的話今天日本就跟韓國一樣，到處都是從漢語中演變過來可中國人就是怎麼也看不明白的文字。

  不過這哥們兒顯然是明朝歷史沒學好，要是他再深入研究的話，就該知道，明朝其實有三個首都，北京，南京和中都鳳陽。但不管怎麼說，這個建議還是讓大久保利通眼睛一亮，覺得是個不錯的辦法。

  要知道，當年不管是京都還是大阪，常住的總人口撐死了也就八十萬不到，而江戶的人口卻已經達到了一百五十萬，是當之無愧的日本第一大都會。

  此外，人多還只是一個原因，關鍵是人口的素質。

  在那會兒，江戶的男性識字率高達百分之七十，其中，武士階層的識字率是百分之百，而同時代的倫敦，不過百分之二十，巴黎則連百分之十都不到。在江戶，就連農民都能作上一首和歌，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填詞作詩，江戶之外的地方雖說沒那麼高，可也差不到哪兒去，總之一句話，就算說當時的日本是全世界識字率最高的國家，那也是基本沒錯的。

  之所以能有這樣的成就，都要歸功於一樣東西——國民教育。

  說到江戶時代的國民教育，那就必須提到寺子屋。所謂寺子屋其實就是私塾，當然，不是吉田松陰開的那種，而是專門為小孩子準備的私人開設的學前教育班，江戶時代，一般的孩子到了6歲左右，就會被父母帶著去家附近的寺子屋拜師入學，當時整個日本有寺子屋15000多家，光江戶一地，就有大小1000多家，規模小一點的有十幾二十個學生，規模大一點的能上百人，而那會兒跟現在不一樣，沒有什麼市重點區重點，也不存在什麼名門小學，所以擇校的標準，全憑家長在街頭巷尾打聽得來的所謂口碑，要麼就是自己拿了幾份教材回到家裡研究一番，看看哪個學校的教材最好，就選哪個。

  那年頭日本的教材很多，很雜，真要分的話可以分五大類，第一類是日本自古以來的教科書，主要有《庭訓往來》和《商賣往來》，往來就是教科書的意思，商賣往來我們看題目就知道，是教你怎麼知錢花錢怎麼算錢的商業ABC和數學基礎，而庭訓往來中的庭訓，則取自論語裡的季子篇，說孔老夫子有一天在自家院裡看到兒子在很放浪地撒野狂跑，然後將其叫住進行訓話，所以叫庭訓，也就是老子在庭院裡對兒子進行的諄諄教誨，內容包括了做人的道理和地球上的常識，可以說是一本少兒百科全書；第二類是識字書，教材主要是兩種，一種就是從中國進口過來的《千文字》，因為除了日本人本身根據中國的草書和偏旁發明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之外，漢字也是日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還有一種叫《苗字盡》，苗字就是姓的意思，換句話講，就是日本的百家姓；第三類是地理類，主要教材是《國盡》和《村頭盡》，教的是讓你學會辨別東西南北，知道日本各處的地名和簡單的風土人情；第四類是典論，就是儒學，常用教材是中國的四書五經；最後一類是歷史，歷史分為日本歷史和中國歷史，日本歷史用的教材一般是《國史略》，中國歷史的教材則多用《十八史略》，十八史就是從司馬遷的史記開始一直挨個數到歐陽修寫的新五代史這17個朝代的17本史書，外加一本司馬光的《資政通鑑》。而在這五大類里，真的要細算起來的話，教材的總量其實已經超過了7000種，事實上日本現在的教科書依然很多，家長在選擇學校的時候依然會去看一下這個學校教科書的內容是啥，這跟幾百年前的寺子屋擇校幾乎沒有區別，而教科書太多自然觀點也就非常繁雜，這就是為什麼日本會經常因教科書問題而跟周邊國家鬧出矛盾來。

  說完了教材，我們說說老師。

  現在的話，不管是中國還是日本，老師的待遇都是相當好的，至少在當地可以算是中上左右的收入水平了，而在一些大城市裡，教師的待遇甚至超過了公務員，而且工作負荷也算是比較輕鬆，相比之下，寺子屋的老師們可就沒那麼好的命了，雖說日本的教材有好幾千，但教學方法卻意外地統一，只有一種：一對一教學法，就是挨個教下來，這是一種相當了不起的教學方法，因為在教學過程中，老師能夠充分地了解每一個學生的優點缺點，然後對於其整個生涯做出指導乃至規劃，不過了不起歸了不起，但工作量很大，大致算下來，平均一個老師一天要給10個孩子分別授課，這屬於不折不扣的腦力勞動+體力勞動，放在今天那是基本工資除外，各種補貼也絕對少不了的，然而，作為寺子屋老師唯一收入的學費，卻意外地便宜，便宜到你想不到——隨便給。

  隨便給的意思是說你看著給，家裡有錢的，一年給個上萬，老師雙手收下，說個謝謝，家裡窮的，一年到頭來攢不下幾個錢，只能讓媽媽做幾個點心來慰問一下，老師倒也不嫌棄，恭恭敬敬地雙手接過，說一聲非常感謝，這點心看起來真好吃，家裡是農民的話，每到收穫季節拿一些青菜蘿蔔茄子土豆之類的送到老師家，老師一樣臉帶微笑地放進了自家的廚房，說一聲謝謝，勞您費心了。之後該怎麼教還是怎麼教，不會因為你給了一萬兩我就單獨輔導，你給了我倆蘿蔔我就把你跟給我月餅的孩子放在一塊兒集中批發授課。

  寺子屋的老師，百分之四十以上都是庶民出身，其他的還有武士，僧侶，神官或者醫生，這些人基本上一輩子都幹這個職業，很少聽說有跳槽什麼的，雖說收入很少，但他們卻贏得了另一樣尤為寶貴的東西——尊敬，學生的尊敬，家長的尊敬，以至全社會的尊敬。其中，那些德高望重、從業多年的老教師，還能在每年受到幕府將軍的親自接見。而對於學生來說，老師就如同再生父母一般，即便是寺子屋畢業，即便是踏入了社會，可一旦碰到什麼無法決定的事兒還是會去找自己的啟蒙老師商量，聽聽他的建議，臨走前還不忘畢恭畢敬地說上一句謝謝先生。非常諷刺的是，在今天的日本學校，非常流行這麼一句話：「出了事兒找誰商量也不能找老師商量。」甚至還發生過因為要查書包而引起了糾紛，導致學生噌地摸出一把水果刀給了老師一下子的悲劇，這在江戶時代那是絕對難以想像的，以至於現在日本人自己都發現了這個問題，所以各種以師生關係為主的作品層次不窮，從很久之前的金八先生，到現在在中國都異常流行的GTO(麻辣教師)以及極道鮮師，為的就是能夠引起全社會對教育問題的關注，然而卻是收效甚微。

  當然了，學生捅老師這事兒肯定是學生不對，但老師們也該自我反省一下，對於教師二字，是不是僅僅將其當作一種職業就足夠了呢？

  寺子屋出現的原因，歸根結底源於日本人的一種認知，那就是「小孩子是大家的共有財產」，也就是說，不管大人的貧富好惡，小孩子都是無辜的，不能因大人的種種而影響到孩子的成長，全社會都有責任如同幫助自家孩子一般來幫助任何一個小孩子的教育或者發展。這話其實中國人在好幾千年前就有說過，那就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在明治五年（1872）的時候，日本政府進行了一場統一學制的改革，所有的寺子屋都被廢除了，但是，寺子屋為日本奠定下的結實的國民素質基礎，成為日本迅速發展為近代化國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話說，晚清的時候很多中國學生跑日本去留學，想學一下日本的維新以便讓中國用了也好富強一把，可這批人越留學越鬱悶，他們驚訝地發現，日本明治維新所乾的那些事兒，大清基本上都幹了，買洋槍洋炮，大清沒少買；學著造各種西洋玩意兒，大清的江南製造局和安慶軍械所那要比日本的強得多；他日本煉鋼，我大清制鐵；他日本請洋專家，我大清找洋教練，總而言之一句話，兩國的變革幾乎是完全相同，不分早晚就以相似度來論的話，完全可以說清朝的洋務運動是抄襲日本的明治維新，同時也能說日本的明治維新是洋務運動的山寨版，那為何日本卻能在短短的時間裡發展成世界強國，並且在海上將大清打敗，而且還隨著八國聯軍一起攻入北京城呢？

  這群留學生里，有相當一部分的人總結出了一個原因：民智未開。

  當然不是說中國人笨，而是說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沒有被開發出來，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講，就是中國人的隱藏屬性沒有被激活。我們都知道，開發智力除了吃補品之外，更重要的是教育。

  而中國人，尤其是近代的中國人，似乎並不怎麼重視這個。

  應該講中華民族其實是一個深知教育重要性的民族，自古就有「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樣的名言，但關鍵的關鍵，就出在「百年樹人」上面。

  百年。

  中國人不是不肯搞教育，只是覺得教育花費時間太長見效太慢，權衡利弊後，還不如買幾艘船搞幾門炮。

  在洋務時代，曾經有一個英國傳教士叫李提摩太，這人我們後面會提到，他向李鴻章建議說每年投入一百萬兩白銀進行教育改革，對此李鴻章認為開銷太大，但李提摩太說這會帶來百倍的收益。李鴻章問什麼時候能見成效，得到的答覆是20年，於是李鴻章說：「我們等不了那麼長的時間。」

  幾乎是在同一時期，曾建議光緒帝去日本考察的王照，也對康有為說過：「我看只有盡力多立學堂，漸漸擴充，風氣一天天改變，才能實行一切新政。」但康有為卻說：「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得及？」

  公元1905年，嚴復與孫中山在倫敦會面，嚴復認為中國的根本問題在於教育，他對孫中山說：「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於丁。為今之計，唯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而孫中山只是告訴他：「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

  一個洋務派領袖，一個維新派領袖，一個傳說中革命的先行者，三人都堪稱是數百年來人中之傑，卻都如此性急。

  而造成的後果你也看到了，買了再多的船，裝了再多的炮，沒人會玩，仍是一沉到了底。

  國民教育決定國民素質，國民素質決定國民行為和國民心態，國民行為和國民心態，則決定了國運。

  我想，大致就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