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王直與日本：明朝海盜傳奇

  大永三年（公元1523年），因國內戰亂，幕府權力被大大削弱，以至於得到這一年與大明朝貢貿易勘合的，是日本的有力大名——大內家。

  由於那會兒的日本還沒到完全混亂的地步，因此擁有足以媲美幕府將軍的大名也不多，粗略數來就兩家：一家姓大內，一家姓細川，而明朝的貿易勘合也基本在這兩家手裡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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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老話說「十年風水輪流轉」，可畢竟事關賺錢大業，因此細川家也不能由著他這麼轉去，在得知大內家拿了勘合之後，他們立刻決定也派出商隊，前往中國參加朝貢貿易。

  肯定有人會問，那麼細川家沒勘合怎麼辦？

  沒事兒，其實勘合是有的，只不過過期了而已。此時明朝在位的是明武宗朱厚照，而細川家手頭上的勘合是之前明孝宗朱祐樘時代發放的，理論上是不能再用了。

  但是細川家並不這麼看，他們覺得這張勘合可以用，只是看怎麼個用法了。

  在說過期勘合的用法之前，我們先來簡單介紹一下明代中日勘合貿易的一些情況。

  這事兒的大致流程是這樣的：首先，日本人帶著勘合，領著船隊自日本出發，在寧波登陸，然後由寧波的市舶司驗過勘合跟貨物之後，再北上去北京朝貢以及販賣。

  換言之，只要想辦法讓市舶司認可了這張過期勘合，那麼就能順利地進行貿易了。

  至於認可的辦法也很簡單，行賄唄。

  當時寧波市舶司主管叫賴恩，是個太監，愛財之名遠播海內，所以細川家投其所好，派出家臣宋素卿前去塞錢。

  宋素卿，原名朱縞，自幼能歌善舞長相出眾，是個遠近聞名的美少年。他有個叔叔叫朱澄，跟日本人做生意做虧了，沒錢賠，於是就把漂亮侄子抵押給了對方，算是抵債。就這樣，到了日本之後的朱縞改名宋素卿，還成了細川家的家臣，同時因為長相華美做事得體，還頗受重用。

  說起來宋素卿代表細川家跟明朝打交道，那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在永正七年（公元1510年），他就以細川家特使的身份前往北京，謁見了當時權傾大明的「站皇帝」劉瑾，同時還贈上黃金千兩，劉皇帝一高興，還賞了他飛魚服一套。

  飛魚服，就是明朝正服的一種，隆重程度僅次於蟒袍，一般只用於夠一定級別的武官和錦衣衛。將飛魚服賜予外國使者，絕對是開了前所未有的一個先例，但也由此可見這位宋素卿的外交能力的確不一般。

  果然，在宋素卿的一番溝通和賄賂之下，寧波市舶司主管太監賴恩一口承應，表示別說你們細川家的勘合過期了，哪怕是沒勘合，咱家也讓你帶著貨物上北京。

  於是到了朝貢的那一天，細川家和大內家的商船同時出現在了浙江的海域。

  開始大內家的人還挺納悶，互相之間議論說怎麼那幫傢伙也來了。等到上岸之後，更讓他們看不懂的情況也發生了，那就是明明沒有勘合的細川家，不僅順利過了市舶司的開倉驗貨，而且在例行接待外國使臣的宴會上，他們的座位還在大內家之上。

  大內商團的團長叫謙道宗設，是個很聰明的和尚，一下子就明白了問題所在，知道肯定是細川家使了錢。不過本著先禮後兵的規矩，他並沒有當場發作，而是暗示市舶司主管賴恩，意思就是，賴公公我知道你收了錢了，也能理解你讓沒有勘合的細川家和我們一起去北京賣東西的行為，可畢竟我們才是有勘合的正主兒，你不能那麼虧待我們吧？

  賴公公還沒發話，細川商團團長鸞岡端佐卻開始冷嘲熱諷了起來，說哎喲喂，你們大內家還真把自己當成名正言順的使節團了？別忘了真正該拿著勘合來做生意的是足利將軍家，咱倆說穿了都是一路人。

  謙道宗設一下子就怒了，拍案而起。

  鸞岡端佐毫不示弱，一腳踢翻了眼前的小桌子。

  賴恩則一邊喝著酒，一邊表示你們要打出去打，外面地方大。然後還給細川家發還了武器——按照當時慣例，朝貢使節團所攜帶的武器，需由市舶司保管。

  雖然這拉偏手拉得太明顯，但謙道宗設絲毫不怵，因為保管武器對日本人根本沒用，他們賣的商品里就有武士刀。

  接下來的事情就簡單多了，雙方在門外拉開了場子，上演了一出全武行，因為大內家人多勢眾，所以細川家沒打贏，逃了。

  殺得興起的謙道宗設一邊下令全員追擊，一邊順手點了一把火，把市舶司的宴會廳給燒了。

  最後細川家眾人一路逃到紹興，然後躲進城裡死活不肯露面，而聞訊追殺過來的大內家，考慮到強行攻城實在不可取，於是只好在城下大肆劫掠槍殺了一番後揚長而去。

  在搶殺的過程中，他們還打死了前來追捕的大明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執指揮袁班、百戶劉恩以及士兵百姓若干。

  這就是著名的「寧波爭貢事件」。

  事情發生之後，整個浙江為之震撼，明朝政府也極為重視，在查明原委之後，判了宋素卿死罪，然後又照會日本方面，要求他們交出在浙江撒野但已逃回國內的謙道宗設。

  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戰國亂世，足利將軍家連勘合都被人冒領了，哪還有本事去抓大內家的人？於是也只能不了了之。

  此次事件的後果應該講是相當嚴重的，它直接導致了明朝方面作出廢除浙江、福建兩處市舶司的決定，接著又一口氣停了日本之後十幾年的朝貢貿易。

  這又是一次因日本而影響到中國政府決策的事例。

  可那又怎樣？

  雖然幾乎所有人都覺得，寧波爭貢是一起性質極為惡劣，後果極為嚴重的外交事件，可總體來講這不過是一起無關痛癢的小插曲罷了，因為在明代，中日兩國之間絕大多數的買賣都是靠走私來完成的。說難聽點，幾百年裡的明日貿易本質上就是走私貿易，朝貢貿易廢不廢除，市舶司關不關門，都與大局無干，真要指望那十年等一回的勘合，還不如去喝西北風來得爽快。

  不過凡事都有兩面性，日本那邊的戰國時代對中國來說多少還是有點好處的。

  比方讓倭寇的戰鬥力大大減弱了。

  早期的倭寇主要由日本人組成，這個之前說過，而要按出身成分劃分的話，那麼大致可以分為失地農民、破產商人以及失業武士——俗稱「浪人」。

  其中，失業武士象徵著整個倭寇集團的最高戰鬥力，曾經有五十多個浪人出身的倭寇自浙江上岸，一路向北燒殺劫掠，導致中國數千軍民死傷，一直打到南京城下，最後明朝方面實在是沒了辦法，不得已出動大炮，才將其鎮壓下來。

  說實話這樣的人要是來一千個，會發生什麼就真的說不定了。不過好在自戰國時代之後，因為日本國內戰鬥力和生產力日益緊缺，從而使得大批搞走私或打家劫舍的日本人紛紛回國，正兒八經地開始奔起了自己的前程。

  可是這並不意味著就此天下無賊了，儘管日本人走了一大片，但大明東南沿海依然是匪患不絕，照樣有人大規模地搶東西、放火、走私、擄人。

  為什麼日本人走了倭寇卻還在？既然日本人都走了，那留下來作亂的是誰？

  答案是中國人，以及包括日本人在內的其他一些外國人，如朝鮮人、葡萄牙人等等，但這些人所占的比例非常小，比方說日本人，若用《明史》的話來講，就是：「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

  真倭，即真日本人；從者，則是其餘的，其實就是中國人，你一定要覺得剩下那「十之七」是不遠千里從歐羅巴趕來的葡萄牙人，那我也沒轍。

  也就是說，16世紀之後的倭寇，尤其是燒殺劫掠的那一批，絕大多數都是華夏同胞。

  這並非瞎說。

  話說有一位崑山人，被倭寇擄走，在船上當苦力，五十多天後逃走，跑到官府報案說遭倭寇綁架。

  衙門老爺問他，倭寇人數多少，真倭幾何？

  回曰：倭寇兩百餘人，真倭十幾個，其餘的都是同胞。

  兩百個人里日本人二十個都不到，看來「真倭十之三」的說法還真是給了面子。

  那麼，到底是怎樣的中國人才會去當倭寇呢？

  有個姓鄭的明朝書生是這樣記載的：「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去參加倭寇的，主要都是些地痞流氓、市井惡霸、逃犯、被罷免的官員，還有不得志不合群的書生，乃至宗教界敗類。

  比如倭寇界著名代表徐海，當年就是虎跑寺的和尚。

  然而就是這群人，卻把東南沿海鬧得雞犬不寧、怨聲載道，幾乎是所到之處無人生還。

  最糟糕的是，因為倭寇殺得太狠了，所以很多受害者都覺得，與其自己天天這麼被搶被燒，不如跟著他們一塊兒大塊吃肉、大碗喝酒，於是紛紛加入其中，這就使得倭寇的隊伍迅速壯大，而當受害者成為加害者的時候，其手段往往更加殘酷無道。

  當時的東南沿海，基本上可以用這樣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絕望」。曾有一個叫謝杰的人說過：「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

  而時任南京刑部尚書的《金瓶梅》作者王世貞把話說得更絕：「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

  什麼意思？就是說除了總督巡撫之類的高官，之外全都可以認為是倭寇。

  此外，他還用了「民寇一家」來形容當時的情況。

  說到這裡我們其實可以得出一個令人痛心的結論，那就是長期以來，被很多人當作抗日英雄崇拜的那些抗倭名將，諸如戚繼光、俞大猷等人，他們的對手實際上大多是自己的同胞。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殺人放火的倭寇，畢竟是倭寇中的少數，大多數頂著這個名號的，不管中國人日本人，還是以干武裝走私為主。

  若是要在這些人裡頭找出一個值得一說的角色的話，那我想最合適的應該是一個叫王直的人。

  對於這個人，評價趨向兩極：喜歡的將其尊為毫不遜色於大航海時代任何一名冒險家的海賊王；而討厭的，則直接以漢奸二字一言蔽之。

  但世人認為王直是漢奸的唯一根據，僅僅只是因為他在做海賊的同時也跟日本人走得很近，可要是因為這個就把人當漢奸，那漢奸未免也太廉價了些。

  王直，生於中國安徽，據說出生時，他娘夢見天上有星星隕落懷中。他年輕的時候雖然過得很落魄，但卻一身俠氣，樂善好施，仗義疏財，又文武兼備，所以深受周圍人的信任，威望也很高。

  自明朝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起，王直就跟著同鄉徐惟學（徐海的叔叔）、葉宗滿等人搞起了走私。一幫人先是在廣東打造海船，然後再坐船遊走於日本、泰國以及東南亞國家，走私販賣硝黃絲綿等物品，賺了不少錢。

  於是這就成了倭寇了。

  或許是天生頭腦好，會經營，再加上仗義疏財、有情有義的俠客性格，使得王直很快就在這個圈子裡越做越大。數年工夫，他就成了東亞海域說一不二的大哥級人物，當時要想在亞洲海面上做生意，那就必須得按照王直定下的遊戲規則玩，不然壓根就不可能有立足之地。

  雖然日子是過得風風火火，但這終究是不為大明朝所容的勾當，所以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1年），王直應當時日本北九州大名松浦隆信之邀請，將大本營移至了肥前國的平戶，也就是今日的長崎縣平戶市，這樣至少不會隔三岔五地被明朝的剿倭部隊圍剿，好歹也能得個清靜。

  儘管在明朝那幫人眼裡，王直堪稱罪大惡極，但在日本人的眼裡他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名人。

  這當然是因為王直會做生意。

  當時正值戰國亂世，到處都在打仗，打得日本都沒富餘勞動力當倭寇了，結果天降這麼一號人物，不光一手掌控著中日兩國之間絕大部分的走私市場，而且手底下還有一支強大的武裝商隊，要是能為己所用，一年能賺多少錢哪？

  說實話，松浦隆信之所以肯把自古以來就是日本重要港口的平戶讓給王直做據點，其動機正是在於想讓對方幫自己走私掙錢，也正因為王直在日本人提供的根據地搞走私，才會被後世的一些人認為是漢奸。

  平心而論，這是王直的錯嗎？他倒是想給大明王朝賺外匯升GDP，可大明朝是怎麼對他的？三番五次出兵剿殺也就罷了，還派人抓了他留在中國的家人。

  不過王直被日本人銘記於心的最大原因，倒還不是因為他是海賊王，而是因為他和一件改變了日本歷史的大事件有著莫大的關聯。

  這件事發生在天文十二年（公元1543年）夏天的種子島上。

  種子島位於薩摩（鹿兒島）東部，因為這個島自鎌倉時代起，就是掌管著薩摩的豪族島津家家臣——種子島氏的領地，故而得名種子島。

  此時種子島家的當主，是一個叫種子島惠時的人。

  某日，種子島惠時正在家中辦公，突然有人前來報告，說島上來了一條船。

  種子島惠時覺得很莫名，對於一個在大海中的小島來說，岸邊有船靠岸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有什麼好來特地報告的？

  家臣說這船倒是不怪，就是上面走下來的兩個人，渾身是毛、滿面凶光不說，而且這毛還是紅的，鼻子長得宛若天狗。

  自種子島有人居住以來，各種海中的生物倒是見過不少，但像這位家臣這麼描述的傢伙卻還是第一次聽到，於是種子島惠時當即就決定，親自前去看個究竟。

  當然，由於聽起來似乎有些危險，他帶上了十幾名家臣同往。

  他們跑到岸邊，只見幾艘怪模怪樣的船像是擱淺了一樣斜靠在岸邊，船上的人也已經走了下來，站在沙灘上嘰里咕嚕地不知道說些什麼。為首的二人穿著有蕾絲和刺繡裝飾的怪模怪樣的衣服，活像是身上套了幾個南瓜。兩人的手背上都長著絨毛，毛髮濃密捲曲，鬍子和頭髮都是絳紅色的，皮膚白里透著赤紅，長鼻子高鼻樑，確實如同傳說中的妖怪天狗。

  種子島惠時自守此島以來，見過的人，碰上的船可謂是不計其數，不過這副模樣的人倒還真是第一次看到，心裏面不禁有點毛毛的，腳步也不由得停了下來。對方倒是很坦然，一看到來了人，便一面微笑一面走了過來。

  面對這群相貌怪異宛若妖怪的傢伙，種子島惠時也不知道到底是該和他們一起微笑，還是拔刀斬妖除魔。正在他站在那兒尋思的當口，船上又走下來一個約摸40歲，穿著大明服飾的男子。模樣倒和日本人並無區別，只見他輕輕地和那兩位怪客說了幾句之後，便徑直朝著日本人的方向走來。

  正在眾人心生疑惑，都在猜疑這人是誰的時候，來人卻蹲下了身子，伸出手指，在沙灘上寫下四個漢字：大明五峰。

  五峰這個名字，簡單而言就是王直的代號，在日本九州島那一片，往往比他的真名更有知名度。

  所以種子島惠時連忙行禮說久仰久仰，王直也趕忙還禮說哪裡哪裡。

  寒暄過後雙方進入正題，王直告訴惠時，自己的這幾艘船是商船，裝的都是西洋玩意兒，準備去長崎販賣，沒想到從南往北走的時候碰上了風暴，擱淺了。

  至於那幾個長相怪異的傢伙，也不是什麼妖魔鬼怪，而都是南蠻人，來自葡國。

  當時日本習慣把西洋各國稱為南蠻，葡國就是葡萄牙。

  「既是如此，就請不必客氣。在敝處多住些時日，需要修復船隻也可儘管開口。」種子島惠時在聽說了他們的情況後表現得很熱情，還專門安排了家臣西村織部負責照顧他們的飲食起居。

  於是這幫外國人就在種子島上住了下來。

  幾天後，船修好了，風浪也過了，那就該繼續走路做生意去了。

  臨走之前，興許是覺得麻煩人家那麼幾天有些不好意思，所以那幾個葡萄牙人決定給點什麼以示感謝。

  只見他們從船艙里拿出兩根色澤黝黑的鐵桿遞了過來，那鐵桿後邊是個小角度彎曲的手把，前邊是個中空的的鐵管，模樣和它的主人一樣古怪。

  「這是要做些什麼？」惠時不解地問道。

  「此物在我大明國被稱之為火龍槍。只要填上火藥和彈丸，扣動扳機，無需高超武技，即使是婦孺也可輕易殺傷敵人。」王直從葡萄牙人手中拿過其中一根邊比劃邊說著，「就像這樣倒入火藥、鉛丸，用下邊的小棒捅進去……」

  他說著單手托起槍托的前半部，身子微微傾斜，瞄住遠處二十步開外一塊巨大礁石的隆起部位。隨著扣動扳機的機械聲，眾人只聽見「砰」的巨響，面前一陣灰煙飄過。再看那塊礁石，原先隆起的位置，現在只留下一塊剛剛暴露出來的青灰色傷痕。種子島的人們不禁瞠目結舌，連見多識廣的惠時也整個人愣在了一邊。

  「怎麼樣，東西不錯吧？」王直問道。

  種子島惠時點頭表示不錯。

  「閣下要嗎？」

  薩摩那地方挺窮的，因為土地質量不好的關係，同樣大小的土地，收成只有日本其他地方的六成左右。所以種子島惠時小聲問，要多少錢。

  王直表示，既然你款待了我們那麼久，我們再抬你的價也實在是顯得不夠意思，多少錢你隨便開，這邊絕沒二話，哪怕你就說一文錢，只要拿出那枚銅板，兩支槍連著火藥子彈你拿走，沒事兒。

  種子島惠時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大概想了約有五分鐘，他開口了：「黃金千兩一桿，如何？」

  王直頓時傻了，他之所以會說價格你隨便開，其實等於就是想把這兩桿槍送給對方，結果沒想到居然會有這種結果，一時間他本人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

  「我留你們，本是盡地主之誼的分內之事。」種子島惠時說道，「所以也並沒有什麼收取謝禮的打算，你這兩桿東西，我是真心想要，故而才平心估價，倒不是我錢多，只不過若是給少了，實在是有愧這麼好的東西。」

  王直無話可說，當場拍板成交。

  這就是著名的「鐵炮傳來事件」。

  鐵炮被傳入日本之後，很快就在列島掀起了一股軍事革命，這種武器被大量仿製改良然後投入到戰爭中，因為其不容置疑的殺傷力，從而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改變了戰國時代的歷史進程，甚至連後來整個亞洲的局勢也因此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這或許是連王直本人都未必能想得到的吧。

  同時讓他沒想到的，還有自己的命運。

  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四月，胡宗憲受命出任浙江巡按監察御史，總督南直隸、浙、福等處軍務，負責東南沿海的抗倭重任。和前幾任大不相同的是，胡宗憲上台之後，一改之前以剿為主的抗倭政策，搞起了寬撫和勸降。

  對象有且只有一個，那便是王直。

  曾有幕僚質疑，說我們當年費了那麼大工夫都沒能把他怎麼樣，現在卻叫他來投降，這可能嗎？

  胡宗憲點點頭，表示此人必然來降。

  原因是胡宗憲明白，王直骨子裡其實還是一個商人，即便是被大家喚作海賊王，可說良心話，自打出道以來，這人幾乎就沒幹過燒殺搶掠的海賊勾當。他的唯一夢想就是做生意賺大錢，雖然是自稱「徽王」，可真要說他想鐵了心和大明朝對抗似乎也不太現實，因為真要打起來，王直耗費多年心血積累下來的巨大財富，必定會毀於戰火，這絕非是他想看到的。

  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胡宗憲派出特使蔣洲、陳可願前往日本，遊說王直。

  正如他所料想的那樣，在為期數日的會談之後，王直果然答應了投降，而他開出的條件大致只有兩個：一是理所當然地要求明朝方面給出免罪承諾；二是「乞貢互市」。就是希望能夠開放市場，大家一起做生意。

  他確實是個商人，而且是一個為自己國家著想的愛國商人。

  對於王直提出的那兩個條件，胡宗憲幾乎沒有任何猶豫就答應了——其實胡宗憲也是安徽人，因為出身，使得他和當時明朝著名的走私團伙——徽商集團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瓜葛。從這個角度出發，他又何嘗不希望開放海禁，讓商人們放開手腳做生意，讓百姓們太太平平地過日子？

  於是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王直兌現承諾，前來投降。他先是率千餘人的船隊來到了舟山群島的岑港，接著只帶兩名心腹，隻身離船上岸，以示誠意。

  再接著，被當場擒獲於杭州。

  毀約誘捕，這當然不是胡宗憲的本意，只不過來自於朝廷的壓力實在太大了，北京的閣老們只知道王直是個惡貫滿盈的大海盜，擁兵自重自立為王不說，還屢屢犯我大明海禁，實在是罪不可恕，本該千刀萬剮。

  雖然這些大人們從來都沒考慮過海禁對於老百姓所造成的苦難，而胡宗憲也曾試圖頂住壓力留王直一條性命，但還沒開口就聽得謠言四起，說他收了倭寇白銀十萬兩的賄賂，有通倭之嫌，所以他只得罷手。

  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經過兩年的唇槍舌劍，胡宗憲最終沒能保住王直。在杭州法場，等待王直的，是一柄明晃晃的鬼頭大刀。生命即將結束的那一刻，王直將頭上的金簪交給了自己的兒子，然後爺倆相擁而泣。

  一代海賊王，最終卻落得個跪地受戮的結局，不可謂不悽慘。

  據說王直在杭州被抓的時候，就知道自己可能難逃一死了。當時他仰天長嘆，說其實我死了不要緊，只可惜東南沿海從此要永無寧日了。原話是：「吾死無礙，只苦了兩浙百姓。」

  然後在場的一個明朝官員聽完，憤憤然地說你也不要自我感覺太良好了，興許你死了之後，你的那些黨徒們就群龍無首一鬨而散了呢。

  王直聽了這話就苦笑了，說你們如果真那麼想要他們散去倒也不難，不過不是殺我，而是解除大明的海禁。

  海禁在那時屬基本國策，說解除海禁幾乎就等同於反動言論，但畢竟考慮到對方人之將死，所以那官員也沒有太過激的反應，只是問了一句：何以見得？

  「解除海禁，寇就會變商；不解海禁，那麼商也會變寇。」

  聽過此言，愛國官員無言以對，默然不語。

  試想，如果王直沒有生在中國，而是生在了那個時代的葡萄牙或是荷蘭等西洋列國，那麼將會是怎樣的結局？

  算了，不想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