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忽必烈對儒士的重用

  在蒙哥成為大汗之前，歷史上很難找到忽必烈這個名字。而隨著他的哥哥蒙哥的即位，忽必烈這個名字一下子就變得重要起來。1251年，蒙哥命忽必烈總理「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從這一刻起，忽必烈的命運就和華夏大地上的漢室江山緊密地聯繫了起來。

  事實上，忽必烈很早就開始對中原地區進行管理了，只是權限僅局限在他的封地邢州（今河北地區）一域而已。這要感謝一位偉大的女性，一位哺育出三位大汗、一位汗王的非凡女性——唆魯禾帖尼。這三位大汗和一位汗王分別是她的四個兒子：蒙哥、阿里不哥、忽必烈和旭烈兀。要說明的是，阿里不哥的大汗位是有爭議的，儘管在他與忽必烈進行汗位爭奪的時候，遠在西方的欽察汗國曾把「大汗阿里不哥」的字樣築在了錢幣上，但是他最後失敗了，向忽必烈投降了。

  這裡先不說這些，需要說清楚的是，忽必烈在邢州的封地是他的母親唆魯禾帖尼說服大汗窩闊台後才取得的。

  忽必烈對中原的經營方略有著他自己的特色，這種特色重點表現在他對儒士的重用上。儘管從成吉思汗開始，蒙古人就已經看到了儒士的作用，但從來沒有一個蒙古統治者像忽必烈這樣系統地吸收漢人文化，重用儒士，倚重儒士。在忽必烈周圍聚集了當時最優秀的儒士，張德輝、劉秉忠、趙璧、竇默、王鄂、郝經、姚樞、許衡、王文統，都是他的幕僚。

  在眾多的儒士中，對忽必烈起重要影響的是劉秉忠和姚樞。劉秉忠是經高僧海雲推薦，來到忽必烈身邊的。他多才多藝，不僅詩文繪畫一流，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天文和術數。劉秉忠對忽必烈說：「可以馬上取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並歷數中國歷代王朝得失，指出了蒙古舊制度中的弊端，建議採用漢法，整頓政治經濟體制。這些建議對忽必烈後來的施政有很大影響。當忽必烈剛到邢州的時候，邢州的狀況可用「民生凋敝」四個字來形容。在金人統治時期，邢州有80292戶，而忽必烈統治初期這裡最多不過700戶。他採用了劉秉忠的建議：減輕賦役、招復逃移、整飭吏治，結果「不期月，戶增十倍」。姚樞是一位儒士，在眾多儒士中他的主張十分務實，姚樞的建議總是隱含著蒙古人所能理解的邏輯。忽必烈最初治理中原地區時，民政和軍事的權力是統一的。正是姚樞建議忽必烈交出民政權，只保留軍權。忽必烈採納了這一建議，結果在後來忽必烈的改革遭到蒙古貴族的反對，蒙哥對忽必烈的部下進行清洗時，忽必烈幸運地活了下來，並保住了軍事領導權。

  1252年，蒙哥正式給予忽必烈中原地區的管理權力。忽必烈在取得了對邢州地區的治理經驗後，又徵得蒙哥的同意，將陝西、河南等地劃出，設經略司，任用忙哥和儒臣進行治理，興屯田、勸農耕、立鈔法、通轉運、置學校，只二三年就得到了大治，帑藏有餘，四鄙不警。這些都為忽必烈後來能夠登上汗位奠定了經濟基礎，當然這一時期他並未想到這些，最多也就是想要成為一名能夠自製的藩王而已。

  從根本利益的角度說，忽必烈重用儒臣是為了能夠在漢地建立起長治久安的蒙古統治政權，因此，他不可能完全信任儒臣。而在軍事方面，忽必烈則主要依賴蒙古統帥的建議及輔佐。同樣，由於蒙汗思想文化和生活境遇的懸殊，漢族儒士中採取不合作態度的也大有人在。儒士趙復就是其中之一，他只被忽必烈召見過一次，忽必烈詢問他如何征服南宋，趙復的回答是：「宋就像我父母一樣的國家，沒聽說過有人會引別人去攻擊自己父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