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另一個白痴皇帝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白痴皇帝，都出在晉朝。其一是晉惠帝，其二就是孝武帝長子，安帝司馬德宗。晉惠帝與安帝，兩位皇帝雖都天生愚痴，但晉惠帝不管怎麼說還知道自己是皇帝，腦子雖然痴呆一些，日常生活尚能自理，司馬德宗則是一個徹底的白痴。《晉書》中說：「帝（司馬德宗）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己出。」相比之下，晉惠帝在痴呆人群中算是優秀的，而司馬德宗除了能喘氣外，就什麼也不會了。

  司馬曜被張貴人殺害後，司馬德宗以太子的身份即皇帝位，會稽王司馬道子為太傅，行攝政，由此司馬道子更加放縱無所顧忌。為對抗王恭、殷仲堪等人，司馬道子重用王國寶、王緒。以王國寶為中書令，兼中領軍，後又任他為左僕射，領選舉、加後將軍、丹揚尹，領東宮兵。於是，在內外失衡的情況下，司馬德宗繼位只一年，隆安元年，即公元397年，兗州刺史王恭聯合荊州刺史殷仲堪等，以討王國寶為名起兵。司馬道子無奈，只得誅王國寶，以去王恭起兵口實，於是王恭退兵京口。王國寶被誅殺後，司馬道子用宗室司馬尚之、司馬休之兄弟，企圖借宗室力量削弱地方門閥勢力。同時，司馬道子為防王恭、殷仲堪再次起兵，用自己的兒子司馬元顯為征虜將軍，並率領衛將軍府兵和徐州兵。司馬道子的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有重立宗王，以抗門閥的意思。但他的意圖並非為國，而只出於私利，不過是想以宗王勢力取代門閥政治而已，並沒有鞏固皇室、加強皇權的意圖，再加上其本人的昏聵無能，失敗也就是必然的了。

  不久，司馬道子聽司馬尚之意見，用王國寶之兄王愉為江州刺史，並割豫州四郡，使王愉為督。實際上是用王愉去監視王恭。於是，王恭聯合殷仲堪、桓溫之子桓玄再度起兵。桓玄與其父桓溫一樣野心勃勃。他在荊州有很大的潛在勢力，本已任命為廣州刺史，調離荊州，但仍滯留荊州尚未赴任，有待機奪取荊州之心。王恭起兵，正合了桓玄心意。而王恭起兵，主要倚重北府兵。北府兵劉牢之門第低微，王恭出身於東晉第一號門閥，雖依靠劉牢之，卻又以牢之出身而輕視他，這令劉牢之深懷怨恨。

  司馬道子得悉王恭、殷仲堪、桓玄再度起兵的消息後，驚恐得一時間不知所措，而其子司馬元顯頗有些才能。司馬道子便以司馬元顯為征討都督、假節，領兵討伐王恭。司馬元顯利用王恭與劉牢之之間的矛盾，使人勸說劉牢之歸順朝廷，許事成後即以王恭的位號授他。劉牢之遂背叛王恭，投附司馬元顯，致使王恭兵敗被俘，於建康被斬首。這時，楊佺期、桓玄的兵已到建康城外，殷仲堪則兵至蕪湖。司馬道子用桓沖之子桓脩的建議，用計拆散桓、楊、殷的聯合。於是未經戰鬥，桓、楊、殷便撤軍回荊州。

  在這一時期的角逐中，司馬元顯登上了歷史舞台。司馬元顯與司馬道子不同，他很有野心。荊州兵退後，司馬元顯便謀篡司馬道子之權。司馬道子本來就身體有病，又每日酣飲，無日不醉。司馬元顯就使朝廷免除司馬道子司徒、揚州刺史的職務，而自為揚州刺史。當時司馬道子爛醉如泥，等他酒醒後才知道。司馬元顯是一個剛愎自用且生殺任意的人。他想組建一支自己的軍事力量，為解決兵源不足的問題，他「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結果軍隊未建，民心喪失，導致孫恩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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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荊州的桓玄則起兵打回了建康。桓玄在建康剪除了司馬道子和他的黨羽，成為新的權臣。公元403年，桓玄令人寫下讓位詔書，然後拉著司馬德宗的手走上朝堂，向滿朝文武宣布司馬德宗已經禪位於他。桓玄此舉自然引發了其他門閥勢力以及軍閥的不滿。接替劉牢之而成為北府兵將領的劉裕趁機將勢力做大。公元404年，他起兵攻進建康。桓玄抵擋不住，帶著司馬德宗和家人敗逃。劉裕緊追不放，奪得了司馬德宗，將桓玄殺死。

  劉裕得勢後，也同桓玄一樣，鎮壓了朝中的反對者，鞏固了自己的政權，然後出兵將內亂徹底平定。當時在市井流傳「昌明之後只二帝」的讖語。昌明自是指孝武帝司馬曜。劉裕也想稱帝，但又不敢冒犯天意，民間有讖語，那麼「過場」還是要走的。於是他為了快點登上帝位，派人殺掉了司馬德宗，把一直照顧司馬德宗的弟弟司馬德文拉上了皇位。

  點 評

  東晉興於門閥，亡於門閥。一個國家自建立之日起，就有屬於它自己的基本結構，這種結構將影響到這個國家的興亡盛衰，這是國家的基本特徵。比如說，夏朝作為中國的第一個國家組織結構，其帶有明顯的氏族社會殘餘，因此在夏朝的歷史上會出現「太康失國」與「少康中興」。再比如漢朝的無為統治思想影響了漢武帝的大一統，藩鎮割據影響了晁錯的削藩。如果說西晉的國家機構中，問題出在分封與九品中正制度上，那麼東晉的問題就出在「王與馬，共天下」上了。門閥世族的強盛，促使皇權在東晉時期不過是一種點綴而已，其存在的價值就是平衡各門閥之間的關係。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東晉想要興盛，就要處理平衡好各門閥家族之間的關係，要是忽視門閥這一社會支柱而打破平衡，必然引發社會的動盪。而門閥政治的消亡，也是由門閥政治自身的特點所決定的。那就是所有的大族門閥所忠的都是自己的家族利益而已，所以互相排斥擠壓，最終的結果就是各門閥在相互廝殺中力量耗盡，取得強勢的門閥家族消滅了處於劣勢的門閥家族，各門閥家族的力量就在這種永無休止的內耗中被消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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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侃起業

  陶侃，字士行，一代名將，他在東晉的建立過程中，在穩定東晉初年動盪不安的政局上頗有建樹。陶侃原籍鄱陽，後遷居廬江郡尋陽縣，溪族人。陶侃的先輩，史書上記載不詳。只知其父陶丹，孫吳時曾當過邊將，官至揚武將軍。揚武，系雜號，地位並不高。

  陶侃出身貧寒，年少時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貧」，與母親湛氏相依為命。湛氏性格剛強，她培養了陶侃「少長勤整，自強不息」的性格。

  陶侃年輕時當過尋陽的「魚梁吏」。一次，鄱陽郡孝廉范逵途經陶侃家，時值冰雪積日，陶侃倉促間無以待客。湛氏截發換得酒肴，陶侃「斫諸屋柱」為薪柴，終於備得一桌「精食」。次日，陶侃又追送范逵百餘里。范逵受到感動，遂向廬江太守張夔推薦陶侃。張夔於是召陶侃為督郵，領樅陽令。後因政績，在縣功曹周訪的薦引下當上縣主簿，才開始擺脫充當賤役的地位。陶侃很看重張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

  時正寒雪，眾僚屬皆面有難色，唯有陶侃獨請行」。於是陶侃即被張夔舉為孝廉，從而有了進入洛陽與上層名流結識的機會。

  元康元年，惠帝後賈南風發動政變，「八王之亂」開始。大約在公元296年，陶侃來到了洛陽。受「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九品中正制的影響，沒有權門當靠山，又出身異族，身份卑微的陶侃仕途坎坷，一直沒有什麼進展。直到趙王倫廢賈后以後，陶侃受到當時江東士族紛紛返家鄉氣氛的影響，也準備南下。此時適經朋友推薦，得補任武岡縣令。武岡是荊州南部的一個小縣。此時陶侃已經四十多歲。陶侃到任後，與太守呂岳的關係很緊張。不得已，只好棄官回家。其後，他又當過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晉末江南的動亂給他以躋身戎旅的機會，恐怕他終生也只能當個縣令之類的小官。

  八王之亂的力量也波及了江南，引起了江南的動盪不安。這為陶侃施展才幹提供了機遇。西晉末年，秦、雍一帶的人民因天災和戰亂，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區「就食」。永寧元年流民因不堪當地官吏欺壓，聚眾起義。西晉朝廷忙調集荊州武勇開赴益州。被調發的荊州武勇不願遠征，加之受到當地官吏驅迫，遂轉而屯聚起事。太安二年義陽蠻張昌聚眾，在江夏起義，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間，眾至三萬。朝廷即派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劉弘率領軍隊前去鎮壓。劉弘知陶侃才幹，所以劉弘上任後，即重用陶侃，辟陶侃為南蠻長史，命他為先鋒開赴襄陽，討伐張昌。陶侃連戰皆捷，終將這次起義鎮壓下去。陶侃在軍事上顯示的才幹是劉弘所沒想到的，於是，他對陶侃說：「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也就是說，劉弘自以年老難繼羊祜功業，因此希望有才能的陶侃在荊州有所作為。得到了劉弘的信任，以後陶侃果然當上荊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