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張獻忠犧牲及大西政權失敗的原因

  從一六四五年起，大西政權所面臨的局勢就逐漸惡化起來。四川各地的反革命勢力囂張一時，大西政權控制的地區逐漸縮小。就全國而言，李自成部義軍建立的大順政權被清軍摧毀了，南明弘光政權也跟著覆亡，民族矛盾已經上升成為國內的主要矛盾。

  

  清政府為了實現其征服全國的野心，在東南和湖廣地區大舉用兵，企圖鎮壓大順軍餘部和其他漢族士民的抗清鬥爭。而對於張獻忠則一再派人進行招降，妄圖不費一兵一卒便掠定四川。順治二年春，清陝西總督孟喬芳致書大西川北巡撫吳宇英，「令其說張獻忠投降」[84]。同年秋，清湖廣等地總督佟養和也派人「持書與告示往四川招撫張獻忠」[85]。張獻忠對清政府的招降嗤之以鼻，根本不予理會。當他發現吳宇英在廣元暗自組織反革命鄉勇，準備叛投清方時，便斷然派兵平叛，處死了這個反覆無常的官僚。[86]

  於是，清廷改而採用軍事征討和政治招降雙管齊下的方針。順治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多爾袞任命駐防西安內大臣何洛會為定西大將軍，加派左翼固山額真巴顏、右翼固山額真墨爾根、侍衛李國翰等率兵前往陝西，「會剿四川，征討叛逆」[87]。同一天，又頒布了招撫張獻忠的詔書和告四川文武各官兵民人等的諭旨。詔書說：「張獻忠前此擾亂，皆明朝之事。因遠在一隅，未聞朕撫綏招徠之旨，是以歸順稽遲。朕洞見此情，故於遣發大軍之前，特先遣官齎詔招諭。……張獻忠如審識天時，率眾來歸，自當優加擢敘，世世子孫永享富貴，所部將領頭目兵丁人等，各照次第升賞，倘遲延觀望，不早迎降，大軍既至，悔之無及。」諭旨說：「凡文武官員兵民人等，不論原屬流賊或為流賊逼勒投降者，若能歸服我朝，仍准錄用。倘抗拒不服，置之重典，妻子為奴。開誠投順者加升一級，恩及子孫。有擒獻賊渠將佐者，論功優升，永同帶礪……」[88]

  由於當時在陝西漢中等地的孫守法、趙榮貴、賀珍等部仍在堅持抗清鬥爭，牽制了何洛會等統率的清軍，使他們無暇進剿大西軍。順治三年正月，清廷又命肅親王豪格為靖遠大將軍，同多羅衍禧郡王羅洛宏，多羅貝勒尼堪，固山貝子吞齊喀、滿達海等，統率官兵前往四川征討張獻忠。[89]清軍在陝西先後擊破孫守法、趙榮貴、賀珍等部。大順軍劉體純部在這年正月，雖曾一度由河南鄧州攻入陝西商州，終因兵力不敵敗回湖廣。豪格等人在陝西粗定之後，就著手準備入川。

  就在這個關鍵時候，大西軍內部發生了劉進忠叛變事件。[90]劉進忠原是大西軍驍騎營都督，據說其部下四川籍將卒較多。在階級鬥爭日益激化的形勢下，他的一名部將叛投了南明。劉進忠懼怕受到張獻忠的嚴厲懲罰，竟然率部倉皇出逃，先南奔重慶投靠明將曾英；不久又率部北移，同搖黃十三家中的袁韜部合營，自稱新天王。大約在順治三年十月間，他又派部將吳之茂往陝西向豪格投降，接引清軍入川。[91]

  此時，張獻忠正處於內外交困、舉棋不定的境地。八月，他下令放火焚毀成都，帶領大軍轉移，打算丟掉四川另尋出路。[92]九月初八日，到達順慶（今南充）。次日，攻克叛亂分子譙應瑞、馮有慶等人竊據的順慶府城。在這裡屯駐二十餘日後，又引兵移往西充縣境。

  十一月，清軍準備就緒，迅速入川。二十六日在南部縣境從大西軍俘虜口中，得悉張獻忠的大營駐紮在西充縣鳳凰山下。[93]豪格密令昂邦章京鰲拜、固山額真准塔等率領精銳充為先鋒，自己則帶著滿、蒙軍隊隨後進發。清軍「銜枚疾驅，一晝夜行三百里」[94]，於二十七日抵達西充鳳凰山。張獻忠當時擁眾數十萬，不但對於清軍的行動一無所知，而且直到清軍迫近，偵探一再報告清軍已經到來時，張獻忠還是不相信。等到清軍已經近在眼前，張獻忠才帶著少數隨從出營觀察，仍然沒有做任何戰鬥的準備。雙方隔著一條名叫太陽溪的水溝相遇。張獻忠被清兵箭中左胸，當即墜馬而死。關於張獻忠犧牲的情況，當時正在大西軍「皇營」（當作「御營」）中的外國傳教士有以下一段敘述：

  時在西曆一千六百四十七年正月初三日，二位司鐸到皇營欲見獻忠……突有偵探隊某兵飛奔入營向長官報告，謂在營前高山上見有滿洲兵四五人，各騎駿馬，由山谷中迎面而來。獻忠聞報，即時震怒，欲將報信之兵正法。幸被人討保，未能加罪。獻忠未能深信滿兵竟敢至此。殊知滿兵大隊已匿營前大山反面矣。獻忠聞警不疑，以為謠傳。於是提訊昨日某逃官之夫人，歷半小時。又有探兵入營告急，謂滿兵馬隊五人已到營外對面高山矣。獻忠聞警，不問詳細，是否果系滿兵馬隊，隨即騎馬出營。未穿盔甲，亦未攜長槍，除短矛外別無他物，同小卒七八名，並太監一人，奔出營外探聽滿兵虛實。至一小崗上，正探看之際，突然一箭飛來，正中獻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頓時倒地，鮮血長流。獻忠在血上亂滾，痛極而亡。太監見獻忠已亡，先奔回大營，高聲叫道：大王已被射死！聲震各營，一時大亂。各營軍隊不擊自散，各奔一方，各逃性命。[95]

  清軍乘勢衝殺，大西軍由於變生意外，毫無戰鬥準備，被打得大敗，犧牲戰士數萬名，損失騾馬一萬二千餘匹。[96]其餘戰士在孫可望、劉文秀、李定國、艾能奇等大將的率領下急速南撤，經重慶、遵義轉入貴州，後來在雲南建立了著名的四將軍政權。在聯合南明永曆朝廷共同抗清的鬥爭中，大西軍餘部仍然發揮了主導作用。

  張獻忠犧牲了，在他領導下經過浴血奮戰建立起來的大西農民革命政權也被摧毀了。但是，他所開創的事業卻被大西軍將士繼承了下來。以李定國為代表的大西軍餘部，在長達近二十年的抗清鬥爭中立下了豐功偉績，用鮮血寫下了可歌可泣的壯烈詩篇。

  從表面上看，張獻忠的犧牲和四川被清軍占領，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可是這種偶然之中卻寓著必然。大西政權失敗的原因就在於：

  一、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農民軍，畢竟是封建社會中的農民革命武裝，他們不可能超越時代，因而在官紳地主策動的叛亂面前，用地域概念代替了階層區分，把四川官紳的敵對行為，誤認為是「蜀民」的忘恩負義，不加區別地濫加剿殺，結果造成了自己的孤立。在張獻忠施政的後期，出現了一種惡性循環：他越是感到孤立，就越發變得猜疑暴戾；而越是猜疑暴戾又更導致他不分良莠的屠殺，使自己更加孤立。自古以來，任何一支隊伍想要戰勝敵人，必須有兩個基本條件，即自身的團結一致和爭取最低限度的同盟者。大西軍在其後期基本上沒有同盟者，甚至作為大西政權賴以存在的基礎的普通農民，也在其所施行的暴力面前嚇得遠離而去，自身軍隊中的不穩定因素也日益增長。這正是大西軍在四川站不住腳的基本原因。

  二、張獻忠和他的某些助手過分迷信武力，似乎只要掌握了武力，其他都不在話下，無論是糧食、物資、地盤、兵源以至人心都可以輕易地取得。因此，他們不注意恢復社會生產，不重視維護社會安寧。在大西政權統治的後期，四川人民未能得到起碼的安居樂業、休養生息的條件。這固然同官紳地主的叛亂有關，但張獻忠等人在客觀條件允許的範圍內，也並沒有做出多大的努力。一個擁有龐大軍隊的政權，只是建立在社會生產日益萎縮的基礎之上，它的前途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三、大西軍領導人麻痹輕敵，也是導致兵敗國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末農民戰爭的初期，各支起義軍由於力量遠遜於官軍，為了達到保存自己、相機出擊的目的，一直非常注意偵探敵情，避免行動的盲目性和遭受官軍猝然襲擊。這個優良的傳統保持了相當長的時間。可惜的是，張獻忠（李自成也有類似情況）在自己的軍事力量對官軍占了壓倒性的優勢以後，就逐漸滋長了驕傲情緒。突出地表現為麻痹輕敵，不再兢兢業業，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了。張獻忠、李自成的突然犧牲，都不是由於兵力削弱到連自己的領袖人物都保衛不了。相反，他們在犧牲時都還掌握著幾十萬大軍。只是由於麻痹大意，情況不明時硬充好漢，卒致以身予敵。這種無獨有偶的悲劇，給後世的人們留下了極為沉痛的教訓。

  [1] 歐陽直：《蜀亂》。

  [2] 搖黃十三家的首領，在各種史籍中記載不完全一致，這裡主要是根據費密的《荒書》和李馥榮的《灩澦囊》卷一《搖天動黃龍寇巴蜀》。《灩澦囊》把行十萬呼九思寫作「邢十萬扈九思」，《蜀亂》的作者歐陽直曾經被掠入行十萬營內，說他「綽號行十萬」，當可信。又，《灩澦囊》卷一尚記有奪食王王友進。

  [3] 《國榷》卷一〇三，甲申年十二月癸酉日記。

  [4] 費密：《荒書》。

  [5] 李蕃：《雅安追記》。

  [6] 費密：《荒書》。

  [7] 同3。

  [8] 馬守應原來奉李自成之命攻取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一帶地方。羅、賀事件發生後，他同李自成的關係惡化。李自成主力入陝以後，馬守應統兵「下襲江陵」，迫使自成派駐荊州的守將任光榮、防禦使孟長庚退走，遂據有荊州。十二月，張獻忠來到荊州，「自稱西王，詭慰士民，並授文武官職」，「而所謂馬回回者，當車之臂亦飽於雀腹矣」。馬部隨大西軍入川後，任光榮、孟長庚回到荊州，恢復了當地的大順政權。見康熙二十四年《荊州府志》卷四○，《備遺》。

  [9] 楊鴻基：《蜀難紀實》。見乾隆四十二年《富順縣誌》卷五，《鄉賢》下。

  [10] 關於大西軍在萬縣停頓三個月的原因，《綏寇紀略》卷十說，是「水漲，不得上，留屯者三閱月」；其他史籍也大抵採用這種說法。但大西軍入川為正月、二月，應當是江水枯淺之時。何況，如果大西軍真已經雲集萬縣，那麼長江水域最險要的地段已經順利通過，為什麼反而不能前進了呢？可見，這是出於吳偉業等人的臆想。筆者做的解釋是根據下面幾條史料：光緒六年《巴東縣誌》記載：「十七年二月，張獻忠盡驅荊州民入蜀，男大（女）扶攜，魚貫而進，越數月始畢，餓斃者積屍滿道。」（卷十四，《事變志·寇亂》）康熙三十六年《宜都縣誌》記載：「十七年三月，獻賊入蜀，積屍蔽江而下，臭聞數十里，一月方盡。」（卷十一，《事變志·災祥》）又，康熙五十四年《巫山縣誌》也說：「崇禎甲申春，賊張獻忠盡驅楚民大舉入川。……所擄楚中男婦盡食麥苗草根，死者相枕藉。大江舟楫絡繹不絕，兩月始盡。屍橫遍野，江水皆臭，居民所遺無幾。」這些材料說明：一、由於山陡路險，隊伍拉得很長；二、糧食十分困難，餓死的人很多。

  [11] 同治《涪州志》；光緒元年《南川縣誌》卷六，《兵燹》。

  [12] 李馥榮：《灩澦囊》卷二。

  [13] 浮圖關在今重慶市大坪。

  [14] 道光二十三年《重慶府志》，《輿地誌》卷一，《城池》；乾隆二十五年《巴縣誌》卷二，《城池》。據當時任明朝四川按察使司僉事的張一甲奏報，大西軍攻克重慶的日期為六月二十一日，見《國榷》卷一〇三。

  [15] 瑞王朱常浩原封在陝西漢中府，李自成起義軍入陝時，他逃到四川，借住於重慶府。

  [16] 乾隆八年《雙流縣誌》卷四，《外紀》。

  [17] 《紀事略》，見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甲申紀事》。

  [18] 楊鴻基：《蜀難紀實》。

  [19] 黎玉田原是明朝遼東巡撫，大約和吳三桂同時投降大順政權，被委任為四川節度使。

  [20] 馬科原為明朝總兵，投降大順軍後被封為懷仁伯。

  [21] 彭遵泗：《蜀碧》卷二。又見《綏寇紀略》卷八。

  [22] 《蜀難敘略》記八月初五日大西軍抵成都。《紀事略》說八月初六日大西軍用火藥崩塌城牆，占領成都，所記時日有誤。據《國榷》卷一〇三載，四川按察司僉事張一甲向弘光朝廷的奏報說，大西軍「八月初五日圍城，九日大炮破城」。其他史籍也說攻克成都的日期為八月初九日。

  [23] 光緒《井研縣誌》卷二八，《紀年》二。

  [24] 《蜀難敘略》。

  [25] 同4。

  [26] 《紀事略》等書把大西軍進兵漢中，說成是李定國未取得獻忠同意的擅自行動，甚至說獻忠「恨定國挑釁」。據《蜀難敘略》記載，大西政權曾「于田里起征戍之兵，而排門征運糧人夫，乘有事漢中也」。這顯然不是一個前方將領所能決定的。又，乾隆二十二年《廣元縣誌》記載，順治元年張獻忠「入寇漢中」，二年「還據廣元，於葭萌山下修御營」（卷八，《兵事》附）。看來，漢中之戰是張獻忠親自指揮的。

  [27] 張獻忠稱帝的時間，諸書說法不一。李馥榮《灩澦囊》卷三記：「十月初八日，賊僭位，國號大西，改元大順。」佚名《紀事略》說：「獻忠遂於八月十五日僭位。」吳偉業《綏寇紀略》卷十載：「獻忠以十一月十六日即偽位，稱西王，國號大西，改元大順。」《明史》卷三○九《張獻忠傳》亦從此說。乾隆十二年《遂寧縣誌》卷八記：「甲申十一月十一日，流賊張獻忠僭號成都。」當時四川簡州人士傅迪吉謂，十月初四日，大西軍發兵至簡州招安，「始知獻忠僭位，改元大順元年，國號大西，改成都為西京」（《五馬先生紀年》）。這裡所說的「僭位」不一定是指稱帝，有的是指「僭稱」大西國王。但《紀事略》等書在記獻忠「僭位」之後，緊接著說立劉氏為皇后，並只下令百姓皆「立西朝皇帝萬歲牌位於大門前，供以香花」。顯然是認為獻忠在成都建立政權的時候就已經稱帝。《聖教入川記》根據兩位混跡於大西政權中的西方傳教士的記載，說張獻忠於公曆一六四四年九月五日進入成都之後，「隨即稱王」；到一六四六年二月，「適值陰曆正月」，才在新年佳節之際正式稱帝。諸書說法不一，確切情形尚有待於考證。此外，《崑山王源魯先生遺稿》，殘明前編，《張獻忠屠蜀》條，記張獻忠攻克成都之月「建號大西，又自稱秦王，改元義武」。關於張獻忠稱秦王的問題，孫可望後來要求南明永曆朝廷封秦王，說是「國繼先秦」，又稱張獻忠為「先秦王」，看來必有所本。我們知道，張獻忠早年自稱西營八大王，崇禎十六年在武昌稱大西國王，在四川建立政權時也以大西為國號，那麼秦王的稱號從何而來呢？這可能是李自成在甲申正月於西安建國時，曾經封張獻忠為秦王，所以張獻忠初進川用的是大順政權永昌年號。後來見李自成敗於清軍，未必能成大事，又因馬科統兵進川使雙方矛盾激化，才幹脆稱尊建號的。國號大西是自己的傳統，年號大順，很可能是因為一度奉過大順政權正朔，一下子全改過來會給人以突兀的感覺，所以移花接木地把大順國號借作年號。這只是一種推測，尚須通過發掘史料加以檢核。至於說張獻忠改元義武，只是一種捕風捉影之談。產生這種訛傳的原因，是張獻忠曾收得「義武左營關防」廢印一顆，崇禎十二年在谷城受撫期間他沒有官印，請求總理熊文燦准許他使用這顆關防，熊文燦轉報朝廷後遭到拒絕（見《楊文弱先生集》卷三二）。由於張獻忠一度想用義武作為自己的營號，後來就誤傳為他曾改元義武。

  [28] 王國麟，湖廣人，崇禎十七年任四川彭縣知縣（見嘉慶十八年《彭縣誌》卷二六，《職官》）。他書或作王國寧。

  [29] 龔完敬，四川彭縣人，崇禎十年進士，曾任明臨安府推官（見嘉慶《彭縣誌》卷四二，《外紀》；同書卷二八，《選舉》）。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三《義王》條記，「蜀綿州鹿頭關龐士元祠，（孫）可望重修，有石坊大書偽銜：柱國太師兵部尚書。凡數百字，猶稱張可望雲」。龔完敬任兵部尚書後不久被處死，是否由孫可望接替，或者孫可望的兵部尚書只是個虛銜，尚須進一步查考。

  [30] 吳宇英曾任明工科給事中。《紀事略》吹捧他「薑桂之性，老而愈辣」，說他「焚偽敕，斬偽使，盡出所藏，招集義勇，扼險以待」。「據神仙峒以抗獻忠」，始終拒絕大西政權的委任，最後被大西軍剿滅。《綏寇紀略》卷十也說：「給事中吳宇英亦以不屈死。」其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順治二年四月，清陝西總督孟喬芳啟本中說：「有八大王張獻忠偽巡撫吳宇英，系故明朝兵科給事中，據彼處來人說，稱彼有投順之意。臣寫書與彼，令其說張獻忠投降，相機而行。」（《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四八九頁）可見吳宇英確實任過大西政權巡撫職務。

  [31] 《綏寇紀略》卷十。

  [32] 傅迪吉：《五馬先生紀年》。

  [33] 同2。

  [34] 孫可望、劉文秀、李定國、艾能奇都是張獻忠的義子，當時都隨獻忠姓張。史籍中關於他們在四川建國時授予的職位記載不一致，如《紀事略》說：「封義子張可望智勇伯，掛平南監軍印；張文秀封勇義伯，掛平南先鋒印；張能奇掛平南將軍印；張定國為前軍都督；張君用為右軍都督；馬元利為左軍都督；馮雙禮為後軍都督；其餘賊將俱各封賞有差。」《灩澦囊》卷三，記獻忠封孫可望、劉文秀、李定國、艾能奇為「平東、撫南、安西、定北四偽王，其次封偽將軍，設鷹揚、龍韜、虎韜、豹韜諸偽宿衛，分四十八營」。這裡是根據歐陽直《蜀亂》的記載。

  [35] 嘉慶十八年《峨眉縣誌》卷九，《藝文》，張宏畉《邑志紀聞》。

  [36] 《五馬先生紀年》。

  [37] 《紀事略》。又，沈荀蔚《蜀難敘略》記：甲申年，「十月，逆令各郡縣起送王府宗室暨家口數萬人，皆殺之」。費密《荒書》也說：「遣賊兵捕蜀王府宗室，凡匿深山窮谷者無不畢獲，殺之。」

  [38] 乾隆二十二年《廣元縣誌》卷八，《兵事》附。

  [39] 《紀事略》。

  [40] 《灩澦囊》卷三。原文是：「街民張成恩道鄰人閨門，其妻止之曰：『夜深矣，尚說張家長，李家短何為？』賊詗知，侵晨執見獻忠，問之，民以實對。獻忠曰：『我家長，他家短，是良民也。』賞而釋之。」《綏寇紀略》卷十記最後一句話作：「獻忠笑曰：此我家勝自成之讖也。釋之。」

  [41] 《綏寇紀略》卷十，記張獻忠曾經「聲言邊郡新附，免其三年租賦」，似乎是針對土司而言。《紀事略》說大西軍占領成都後，汪兆齡曾條陳治安之策，其中「治蜀民之策」內有「定賦稅各項事宜」；後面又說孫可望建議「輕徭薄賦，以恩止殺，另頒新政，與民更始」。馬元利部將後來還說：「蜀川千百萬生靈，挽糧輸賦，供給三載，未見負嵎梗化。」好像大西政權在四川期間一直實施了賦稅制度。但是，《紀事略》這本書多有誇誕不實之處，所言未必可信。此事尚待深入研究。

  [42] 傅迪吉在《五馬先生紀年》里，曾敘述當地農民不願意下秧，他歸之於「懶惰」。不過他沒有解釋四川的農民曆來非常勤快，為什麼這時突然變得懶惰起來。真正的原因，是大西軍隨意打糧和地方不安定，造成了農民無心從事生產。

  [43] 嘉慶十八年《什邡縣誌》卷三八，《人物》。

  [44] 《蜀難敘略》。

  [45] 《雅安追記》。

  [46] 至今見於文獻和實物的大順通寶有兩種：一種背面無字，略小；另一種背面孔穿下有「工」字，略大。

  [47] 見丁福保撰《古錢大辭典》下編《補遺》，第五一九頁，圖版上編《補遺》，第四一一頁，《拾遺》上編圖版，第八頁；袁庭棟著《張獻忠傳論》所附圖版，也有西王賞功銅幣拓片。這種賞功錢至今只發現於四川，在湖北、湖南和江西還沒有見到發現的報導。錢上用「西王」二字，推測當在入川初期鑄造。

  [48] 《五馬先生紀年》。

  [49] 《聖教入川記》，本節內引文，凡未註明者均出自此書。

  [50] 《聖教入川記》記載了三件儀器的情況：「按二球之大，須二人圍之。天球有各星宿及其部位，七政星宮環列其上，配以中國天文家所演各畜類，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國天文家之天圖。而地球分五大部洲，國名、省名、城名與及名山大川歷歷可數。經線、緯線、南北兩極與黃道、赤道、南北溫道無不俱備。至於日晷，列有黃道午線及十二星宮與各度教，日月軌道如何而明，歲時因何而定，了如指掌。以上各器部位尺寸，大小合宜，實為當時特出之物。」

  [51] 《聖教入川記》。《綏寇紀略》等書說，獻忠「聘井研陳氏（明末大學士陳演之女）為偽後，封其兄為國戚。不十日，陳賜死，兄及兩尚書皆極刑」。

  [52] 清陳祥裔耦漁輯：《蜀都碎事》卷三。

  [53] 乾隆《新繁縣誌》卷十一，《兵燹》。

  [54] 康熙五十三年《長壽縣誌》卷四。

  [55] 《聖教入川記》。

  [56] 《雅安追記》。

  [57] 《聖教入川記》。

  [58] 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及袁庭棟著《張獻忠傳論》所附圖片及釋文。

  [59] 沈荀蔚：《蜀難敘略》。按，對明朝仕宦，初期主要是徵聘他們出任官職。「皆殺之」一語不確，但殺了一部分（包括授職的某些人員）則是事實。

  [60] 楊鴻基：《蜀難紀事》，見乾隆四十二年《富順縣誌》卷五，《鄉賢》下。

  [61] 黎遂球：《蓮須閣集》卷三，《中興十事書》。

  [62] 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卷二。《國榷》卷一〇三記甲申十二月弘光朝廷再諭：「督師大學士王應熊：蜀將悉聽調遣，文武官吏、漢士兵惟卿用之。」

  [63] 《蜀難紀實》。

  [64] 《國榷》卷一○四。

  [65] 道光《樂至縣誌》卷十四，《人物》，宿士敏《鄒公易齋傳》。

  [66] 《灩澦囊》卷三。

  [67] 《蜀難紀實》。

  [68] 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卷二六，《賊盜·張獻忠》。

  [69] 雅州由於混入大西政權的地主分子郝孟旋密圖反水，偽造了張獻忠的詔書，把起送在途的本州生員全部追回，雅州生員因此逃脫了這次屠殺。見李蕃《雅安追記》。又，乾隆四年《雅安府志》也記載：「是年（一六四五年）獻忠檄蜀士子盡赴省試，違者以軍法論，監軍郝孟旋矯獻忠詔曰：『雅系邊地，承平時自專心文墨，今羌夷不時竊發，久已棄詩書而事干櫓矣。賓興之典，宜俟異日。』時蜀士赴試被殲無遺，獨雅安諸生獲免。」（卷十，《勘亂》）

  [70] 某些史籍記作青羊宮事件。如李馥榮《灩澦囊》記：「八月，屆期至者五千餘人，盡殺於青羊宮側。」《蜀碧》中說，歐陽直是當時被起送到成都參加「特科」的士子之一，由於年齡較小，免於被殺，發到大西軍營內幫辦文書。他在所著《蜀亂》一書里，記載各地士子集中的地點是大慈寺。特科事件發生的時間也有不同說法。如道光八年《新津縣誌》，記該縣生員藍煒奉調參加特科，「十一月初十日，同多士死於東門外」（卷三三，《忠節》）。康熙年間西充縣人李昭治所作《西充鳳凰山誅張獻忠記》說：「乙酉十二月十五日，收殺紳士，自進士以至生員二萬二千三百有零，積屍成都大慈寺。」（見康熙《西充縣誌》卷十，《藝文》上）

  [71] 「除城盡剿」，在當時四川人士的記載中是常見的，有的還根據親身見聞敘述，我們沒有理由懷疑這些記敘的可靠性。

  [72] 詳見後文。

  [73] 毛奇齡：《後鑒錄》。

  [74] 康熙《四川成都府志》附《蜀難紀略》。

  [75] 參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七八年第三期，胡昭曦《四川地區有關明末農民起義的一些碑石》。

  [76] 乾隆二十二年《廣元縣誌》卷八，《兵事》附。

  [77] 《聖教入川記》中，記載張獻忠按自己的意思作成諺語道「天造萬物為人，而人受造非為天」，實際上就是這個「聖諭」經過兩次轉譯之後，在文字上出現的差異。據說張獻忠自鳴得意，叫傳教士「將此語速寄歐洲，使文人學士先睹為快」。同書還記載了張獻忠對傳教士發的謬論「四川人民未知天命，為天所棄」，「今遣我為天子，剿滅此民，以懲其違天之罪」等。這種語言同現存「聖諭碑」文，在精神上是一脈相承的。

  [78] 如光緒三十一年《內江縣誌》說「官兵之虐，甚於流賊」（卷十二，《外紀》）。歐陽直《蜀亂》記：「又合陽土豪李調燮，嘗對余言及彼集士兵紮寨，時無糧，每發兵捕人謂之人糧。凡拏到人口，選肥少者付廚下，余者系瘦，乃給兵士，烹宰俱按整豬羊法。彼受招安入楊展營，人贈以綽號曰萬人墳。」

  [79] 當時江津人士龔懋熙記載說：「時天下無主，官兵所過尤烈於賊，里巷恣睢雄傑之徒，借起義為名，驅民為兵，眾至千、萬，文士反依依焉。督撫崇銜、侯伯重爵，攫而取之，在廷唯唯而已。其究也，民盡為兵，廢耕絕食，旋亦自相食以盡，全川自此煙火斷絕凡十五年。」（嘉慶九年《江津縣誌》卷十五，《藝文》，龔懋熙：《敘略》）又如南明範文光、曹勛在雅安搜括百姓的糧食，竟至於「已播谷種，亦漉來作食」。官軍在路上碰見百姓，哪怕只有一碗米也「殺而奪之。由是殭屍橫路，白骨遍野」（李蕃：《雅安追記》）。時人楊鴻基在《蜀難紀實》中也說：「時蜀土不耕已二年，餘糧罄竭，民惟拾穭谷，采野蔬以充腹，已有人相食者。而諸兵搜劫無已，民不能出而求食。故不死於兵則死於餓。蜀難至斯轉劇，民存十不能一矣。」又，歐陽直《蜀亂》云：「時官兵無糧，曾英條議云：今沿江閒田，一望荒蕪，各營所獲牛隻頗多，請准兵丁擇便屯種，無事則登岸耕作，有警則登舟敵愾。閣部（王應熊）以田地乃朝廷疆土，百姓己業，未經奉旨，何得給兵，不允其說。於是，營兵盡搶劫以自活。自敘、瀘以至重、涪兩岸，打糧至一月路上，地方殘民盡餓死，田土盡荊莽矣。」

  [80] 明末清初四川「以人為糧」的現象相當普遍。這裡舉幾個例子：崇慶州有袁姓一家兄弟五人，「奉母偕眾避難，至晚無食，眾擇其肥大者殺而食之。五人已殺其四，第五子奉母逃到他縣，竟免其難」（光緒三年《崇慶州志》卷十二，《雜識》）。又如時人歐陽直，「自內江同潰兵過威遠，遇十數飢人邀於路，見人眾不敢近，猶狂呼曰：『走不去，丟下兩個與我們做糧飯罷』」。他自己在順治三年，由南明四川巡撫馬乾委任為安居縣令，抵任後，「忽一夜有人告余曰：『我輩久無糧食，每借人為食，渠等今且欲謀及縣君矣。』」說得歐陽直頭皮發麻，連夜逃走。（《蜀亂》）

  [81] 如民國十八年《南充縣誌》記載：「蜀保（寧）、順（慶）二府多山。遭獻賊亂後，煙火蕭條，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約以千計。相率至郭，居人移避，被噬者甚眾。縣治學宮俱為虎窟，數百里無人蹤，南充縣尤甚。」（卷十六，《外紀》）

  [82] 張宏畉：《邑志紀聞》載，順治四年「又加瘟疫流行，名馬蹄瘟，患者多死」。（嘉慶十八年《峨眉縣誌》卷九，《藝文》）

  [83] 如川北的廣元縣，在順治五年清朝知縣高培元抵任時，「百姓農業盡廢，至是每市米一斗，價五兩（按，明清正常糧價約為一石價銀一兩，此時高達五十倍），百姓易子析骸，弱肉強食。且疫癘流行，死亡遍野，苟全性命者僅十一於千百」（乾隆二十二年《廣元縣誌》卷八，《兵事》附）。又如同治《綿州志》記載，順治五年和六年「全蜀大飢，人民相食，逃亡幾盡」（卷三五，《祥異》）。清軍的橫徵暴斂是造成饑荒的重要原因。如順治五年清朝總兵「柏（永馥）、馬（化豹），蘆（盧光祖）等，復鎮順慶，而一時糧餉不繼，夏取民之麥，秋又取民之禾。起視斯民，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如之何其使民不飢而死也」（民國十八年《南充縣誌》卷十六，韓國相：《流離外傳》）。清初安岳人周於仁說：「迨戊子、己丑（順治五、六年），五穀無遺種，斗米三十金，民皆采掇草子樹皮野果為食，絕鹽味，無定居。」加上「以人肉為家常飯」的土匪和「能破壁、升屋、上樹傷人」的虎害，才造成安岳和樂至「兩縣絕人跡，少煙火者二十餘年」的局面（見道光二十一年《安岳縣誌》卷十五，《祥異》；又見光緒二十三年《續修安岳縣誌》卷四，《外紀志》）。這些材料都說明，在順治三年張獻忠犧牲、餘部經貴州轉入雲南以後，四川才經歷了一場最嚴重的破壞。

  [84] 《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四八九頁，《陝西總督孟喬芳啟本》。

  [85] 《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四九二頁，《總督八省軍門佟揭帖》。

  [86] 孟喬芳：《孟忠毅公奏議》卷上，《題為再報漢中情形並陳開川事理仰祈聖鑒以奏蕩平事》。

  [87] 《清世祖實錄》卷二一。

  [88] 同4。

  [89] 《清世祖實錄》卷二三。

  [90] 劉進忠叛逃事，歐陽直在《自紀》中云：「乙酉（1645）年春三月，營將劉進忠叛獻走秦隴。」當時，歐陽直正在劉進忠營內，似乎不應該弄錯時間。可是參考其他文獻，可以肯定說乙酉三月是不對的。他在所著《蜀亂》中，也把劉進忠叛投清朝載於丙戌年下。

  [91] 劉進忠投降清朝的原因和經過，各種史籍說法不一，這裡主要是根據費密《荒書》和韓國相《流離外傳》（見民國《南充縣誌》卷十六）。順治十八年三月張鳳起撰寫的神道碑，敘述了劉進忠的家世和早年經歷：「公諱進忠，字虎山，陝西漢中人……夙傳華胄。其先人多以軍功武烈顯著當時。」「父胤昌，原任漢中寧羌衛千戶。」「公弱冠，喜儒術，習文辭，然而讀書通大義，不斤斤章句為務。」也許能夠說明劉進忠的叛變具有較深的思想根源。由於蜀道險阻，非有嚮導莫能得其要。熟悉地形和大西軍內情的劉進忠自告奮勇，充當引路人，對肅親王豪格部順利入川，顯然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事後被「題名劍閣」，任為益陽總兵，用農民革命英雄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子。參見《清故鎮守益陽等處總兵官都督同知一等阿思哈哈番劉公神道碑》，碑在北京市海淀區魏公村。

  [92] 據《聖教入川記》的記載，張獻忠的這次戰略轉移，是計劃前往陝西。《紀事略》也說，獻忠「一日召兆齡、可望等議曰：朕得蜀二年，蜀民恩之不附，威之不畏，屢撫屢叛，將若之何？朕意欲棄蜀出秦，一得長安，則中原首領自我而據，且關中為我故鄉，諸將兵多系秦人。自來強兵戰馬皆產於秦，要圖大事還是陝西」。時人韓國相記，獻忠帶領大西軍行至南充、西充地區後，「備舟造楫，聲言直取南京」（見《流離外傳》）。直到獻忠犧牲為止，大西軍在順慶府滯留了將近三個月，原因不清楚。至少說明他決策北進陝西並沒有做好充分準備。

  [93] 李昭治：《西充鳳凰山誅張獻忠記》說：「是時，賊將劉進忠已降大清肅藩，導之討賊。賊營人馬不戒，弓刀無備。初有言大兵至者，逆獻怒曰：『搖黃賊耳！』即殺言者。大兵將近，復報獻。獻又殺之。大兵已壓賊營，獻不披甲，衣常服，加飛蟒半臂，率牙將出現，與大兵隔太陽溪。劉進忠指曰：『此即張獻忠。』大兵中南伊馬喇射穿逆左乳下，仆馬而斃。」《綏寇紀略》卷十、《寄園寄所寄》卷九引《誅剿新編》、毛奇齡《後鑒錄·崑山王源魯先生遺稿》殘明前編《獻忠屠蜀》條、顧山貞《客滇述》等書，都說是劉進忠投降清朝後，充當嚮導，引清兵直奔獻忠駐地。清康熙年間大學士張玉書，根據檔案文書寫成《紀滅闖、獻二賊事》其中說：「比抵南部縣境，有前鋒擒賊生口至，具言獻忠方列營順慶之西充縣，急擊之可就擒……」（《張文貞公集》，卷七）《清世祖實錄》卷二九，記順治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靖遠大將軍和碩肅親王豪格等奏報：「臣帥師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偵得逆賊張獻忠列營西充縣境。」兩種說法略有不同。

  [94] 《張文貞公集》卷七。

  [95] 張玉書記載張獻忠犧牲的情況略有不同：「黎明，抵西充之鳳凰觀。會大霧晝晦，勒軍登山。賊諜者知之，馳白獻忠曰：『王師至矣。』獻忠堅臥不為動，曰：『豈真從天而降耶！或秦督孟喬芳兵至耳，一戰當立敗矣。』頃之，王師逼賊營，獻忠方在廄閱馬，聞急，大驚，倉皇麾所部馬、步兵迎敵，自乘所愛馬馳走，不及擐甲。有裨將某馳射之，貫其胸。獻忠負創還營。鰲拜、准塔等鼓勇力擊，大破賊眾，遂擒獻忠，斬於軍前。士民飲恨獻忠者，爭往斫其屍於軍門外，不移時骨肉俱盡。」（《張文貞公集》卷七，《紀滅闖、獻二賊事》）

  [96] 《清世祖實錄》卷二九，記豪格奏報：「臣至，復分兵四出，破賊營一百三十餘處，斬首數萬級，獲馬騾一萬二千二百餘匹。」同書卷五三、卷一○七，兩次追敘豪格的「功績」說，「又復入川，攻克內江縣，擊敗張獻忠一百三十六營，斬賊首獻忠及其偽巡撫、總兵等官二千三百有奇，俘獲無算。廣宣德意，招來文武官二百三十五員、馬步兵六千九百九十有餘，四川大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