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沒頂之際的幾根稻草

  三月初六日，明廷感到事態嚴重，正式下令放棄寧遠，命薊遼總督王永吉、寧遠總兵吳三桂統兵入衛京師。同時檄調薊鎮總兵唐通、山東總兵劉澤清率部勤王。

  吳三桂因為遠離京師，收拾和安置關外又費時日，直到京師被義軍攻克時還跋涉於勤王路上。劉澤清接到勤王詔書後，謊稱自己墜馬負傷，不能行動。朱由檢無法，只得反賜銀兩表示慰問。劉澤清並沒有因此而感動，竟將臨清大肆搶掠後率軍南逃。只有唐通領著所部八千士卒到達北京，屯紮在齊化門（朝陽門）外。[31]陛見時，朱由檢賜宴，慰勞有加。唐通也表示「願捐軀報效，使元兇速就殲夷」。朱由檢非常高興，賞唐通本人白銀四十兩，兵丁每人五錢。為了加強對這支軍隊的控制，他派太監杜之秩充任監軍。這種做法激怒了唐通。他把朝廷賜給的東西摔在地上，滿腹牢騷地說：「皇上太師我，伯我；又以內官節制反上我，是我不敵一奴才也。」[32]接著便藉口自己帶領的兵員數「寡於賊，不敵；戰此平地，尤不敵。當往居庸關設險以待」[33]。上疏後不待朝命，拉起隊伍就走。朱由檢也無可奈何。此外，臨近滅亡之時，朱由檢還手忙腳亂地採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各項：

  一、令勛戚、太監和百官助餉。朱由檢為了搜括兵員進行垂死掙扎，但又碰到了軍餉的困難。明王朝的國庫早已囊空底淨，有限的外解又由於京師在軍事上陷於被包圍狀態而無法運來。皇宮裡的內帑雖然還很多，朱由檢卻捨不得拿出來。[34]他在二月中旬下了一道捐餉的命令，責成勛戚、太監和百官報效，以納銀三萬兩為上等。皇帝自己有錢不出，達官貴人們也相顧不動。朱由檢派內官徐高，密諭周后的父親嘉定伯周奎，讓他納銀十二萬兩，給其他臣工做個榜樣。周奎不肯答應，說是「老臣安得多金？」一口咬定只能捐一萬兩。朱由檢認為太少，要他至少拿出二萬兩。周奎派人向女兒周后求助，周后暗中派人送去五千兩。周奎不僅自己一個銅子不添，反將周后送來的銀子扣下兩千，只以三千兩應命。不久大順軍進城，從周奎家抄出現銀五十三萬兩，其他財物也值幾十萬兩。勛戚當中只有太康伯張國紀輸銀二萬兩，晉封侯爵。文武百官捐助的不過幾十兩、幾百兩不等，聊以應景。朱由檢見所得甚微，乾脆實行攤派。先是規定每個衙門必須捐助若干，後來又按官員籍貫，規定每省仕京官僚捐助數字，如江南八千、江北四千、浙江六千、湖廣五千、陝西四千、山東四千之類。「縉紳紛紛告免。」[35]朱由檢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知道許多官僚貪污致富，乃命大臣推舉「各省堪輸者」，由政府勒逼出銀。內官也奉命捐銀助餉。太監王之心最有錢，傳說他家中藏銀一項就多達三十萬兩。朱由檢當面叫他慷慨輸將，王之心卻推諉道「連年家計消乏」，僅獻銀一萬兩。後來，他被大順軍刑夾追贓，吐銀十五萬兩，金銀器物價值與此相當。其他的太監一個個也裝窮叫苦，有的在住房門上大書「此房急賣」，有的把古董器玩送往市上出售，擺出一副破家紓難的樣子。[36]據史籍記載，朱由檢大搞捐助，所得不過區區二十萬兩而已。對比大順軍進城之後，沒收皇家內帑和對勛戚、太監、百官追贓助餉，一共弄到七千萬兩以上的白銀，明朝統治集團的貪婪鄙吝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派太監監視各鎮。各地文官武將紛紛投向大順政權，使朱由檢感到不寒而慄，進一步加深了他的猜忌心理。二月底，他派出一批親信太監前往各地擔任監督防範之責，如高起潛總監關、薊、寧遠，盧惟寧總監通、德、臨、津，方正化總監真定、保定，杜勛總監宣府，王夢弼監視順德、彰德，閻思印監視大名、廣平，牛文炳監視衛輝、懷慶，楊茂林監視大同，李宗先監視薊鎮中協，張澤民監視薊鎮西協，等等。兵部認為，這樣政出多門，事權無法統一，只會增加地方上的困難，請求收回成命。朱由檢卻拒絕採納。這些太監除了方正化甘心充當朱明王朝的殉葬品以外，其餘大抵都隨同地方官員和駐軍一起投降了大順軍。朱由檢這一著棋，不僅絲毫沒有奏效，而且更加暴露了他的眾叛親離。

  三、下罪己詔。朱由檢在面臨滅頂之災時，妄想收拾人心，在二月中旬和三月中旬兩次發布了「罪己詔」。二月間的詔書表面上承擔一切罪責，宣布「皆朕撫御失宜，誠感未孚」，「己實不德，人則何尤？」實際上空話連篇，一點與民休息的措施也不肯採取。就像談遷所指出的那樣：「當是時，民莫苦於橫征，率空言無指實。」[37]三月十八日，即明王朝覆亡的前一天，朱由檢再次發布的罪己詔中才聲稱加派的新舊餉項全部停止。同時宣布「除李自成罪在不赦外，……他如文偽職牛金星、喻上猷；武偽職劉宗敏、羅戴恩等皆朕之臣子，如乃心王室，伺隙反正，朕亦何忍棄之，悉赦其罪，令復官職」[38]。自己的命運都已完全掌握在革命人民手中之時，朱由檢還擺出一副寬大為懷的模樣，高唱赦罪安民的調子，真好比骷髏賣俏，徒在歷史上增加一點笑料而已。

  由於大小臣工們眼見形勢不妙，在二月底三月初已紛紛逃難，「旬日內外，大車小輛絡繹而出國門」[39]。朱由檢見人心動搖，下令除了朝廷派出的官員外，其他官員和家屬一律不准出城。三月十四日，為了防止起義軍化裝潛入京師，朱由檢還命都察院，督促五城御史嚴行保甲制度，「緝捕奸細」[40]。這類措施究竟能收到多大的效果，事實不久就做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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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列寧：《在第二屆國家杜馬中關於土地問題演說的草稿》，引自《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六一頁。

  [2] 《明史》卷二五三，《李建泰傳》。

  [3] 《明季北略》卷二○，《李建泰督師》條下記載了一個小故事，頗能說明李建泰的為人：「昔崇禎丙子（九年），建泰主試江南。（九月）九日，大宴雨花台。百官送之。建泰坐轎中嘆曰：『不覺又重陽矣！』蓋感日月之易遷，知其貪生之念重也。」

  [4] 《明史》卷二五三，《李建泰傳》。

  [5] 蔣德璟：《愨書》卷十一。

  [6] 楊山松：《孤兒籲天錄》卷十三所載崇禎十三年賜給楊嗣昌的敕書。

  [7]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四。

  [8] 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中，《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宣府巡撫宛平朱公廟碑》。

  [9] 劉尚友：《定思小記》。

  [10] 光緒十六年《定興縣誌》卷十九，《大事》。

  [11] 康熙三十二年《廣宗縣誌》卷十，《人物列傳》。

  [12] 乾隆十五年《順德府志》卷十二，《人物下》。又見康熙《廣宗縣誌》卷十，《人物列傳》。按，不少史籍說李建泰軍攻破了東光縣城，李軍並未經過東光，實無其事。

  [13]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七，記甲申正月丙辰日李建泰出京事有一條小注說：「遼東孫德新云：建泰實奉密旨封闖為秦王，求罷兵也。」錄以備考。

  [14] 蔣德璟：《愨書》卷十一。蔣德璟當時任大學士，書中抄錄了閣帖原文，是準確可靠的。一般史籍記載明廷策劃抽調吳三桂部入關，都失之過晚，例如談遷《國榷》卷一百記，二月丁亥（二十八日）朱由檢「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時，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征「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三桂忠勇，可倚以辦寇。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議」。這種敘述不能說是誤記，而是不知道在這以前，朝廷業已就撤遼東兵馬入關防堵大順軍進行過計議。

  [15] 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二四，《聞警求去》條。

  [16] 蔣德璟：《愨書》卷十一。

  [17] 同3。

  [18] 同3。

  [19] 張縉彥：《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

  [20] 《春明夢余錄》卷二四。

  [21] 《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

  [22] 張縉彥：《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關寧調援紀事》說：吳三桂部「於三月十三日進關，請馬一萬，安歇家口五日，遂無及矣」。

  [23] 《春明夢余錄》卷二四。

  [24] 《平寇志》卷八。朱由檢說「朕有此志久矣」，這句話同滿洲貴族軍隊多次侵入畿輔，明京師數次處於危急的背景有關。

  [25] 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上，《甲申廷臣傳》。

  [26] 同1。

  [27] 李邦華明知當時「太原以西已成魚爛，太原以北勢如破竹」，京師「內備外援，一無足恃」，「恃者惟都城崇墉耳」。可是，他卻主張「在皇上惟有堅持效死勿去之義」。說什麼「方今國勢杌隉，人心危疑，皇上為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為兆民父母，則當撫兆民；為陵廟主鬯，則當衛陵廟；而周平、宋高之陋計，非所宜聞」。他先建議讓太子早日撫軍南京，過了幾天不見動靜，形勢卻越來越急，又再次上疏請分封定王和永王於東南太平、寧國等府（在今安徽省南部），用意是避免覆巢之下無完卵，即便北京被農民軍占領，朱由檢的兒子還可以在南京繼統（見《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總憲奏議》）。

  [28] 《綏寇紀略》補遺中。按，蔣德璟《愨書》卷十二，《閣臣回奏會議名單》中，說「璟奏廷議俱言東宮宜往南監國，上不應」。

  [29] 蔣德璟：《愨書》卷十二。其他史籍多有「光時亨阻朕南遷，本應處斬，姑饒這遭」一語。蔣德璟的記載是當時正式回奉的原文，應當說比較準確。楊士聰在《甲申核真略》內，力辨光時亨上疏諫阻南遷一事為妄，失之武斷。

  [30]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建都》條云：「當李賊之圍京師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懸絕北，音塵不貫，一時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達，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孫承澤在《天府廣記》卷三四中也說：「上御勤政殿，獨召都尉（指駙馬都尉鞏永固）密商，然真、保之間路已梗塞。」

  [31] 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上，《甲申廷臣傳》作：「通至，騎八千，步倍之，皆極精銳，壁齊化門外。」（齊化門即朝陽門）李長祥自稱當時曾經親往拜訪唐通，按他的說法，唐通部下士卒有騎、步二萬四千人左右。然而，其他史籍記唐通入衛時，明廷發給犒師銀每人五錢，共發銀四千兩，算來還是八千人。唐通降於大順軍後，奉命領所部兵馬前往山海關時，也只有八千人。李氏所記可能有誤。

  [32] 《天問閣集》卷上。《甲申廷臣傳》記此語為唐通對作者李長祥所述。

  [33] 《天問閣集》卷上，《甲申廷臣傳》。

  [34] 明亡前夕，朱由檢仍說：「戶部既稱無餉，內帑業已如掃，各官速為集議。」（見孫承澤《天府廣記》卷三四，《成德傳》）然而，就連他的親信大臣也不相信。左都御史李邦華在疏中說：「祖宗設立內帑，原積有餘之財以供有事之用。今軍興告急。司農（戶部）掣肘，士無重賞，何由得其死力？社稷杌隉，皇上猶吝此余物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竊恐盡捐內帑尚無及於事也。……天下大矣，未有天下乂安而天子患貧者，特恐有力者負之而趨耳。」（見李邦華《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總憲奏議》）朱由檢不予批答。

  [35] 趙士錦：《甲申紀事》。楊士聰《甲申核真略》中記作「陝西五千」。

  [36] 《國榷》卷一○○。

  [37] 《國榷》卷一○○。這年正月，給事中孫承澤和光時亨都曾上疏，「求皇上下罪己之詔」，希望他採取停止練餉等實際步驟（見《天府廣記》卷十三，光時亨：《王言更新疏》）。

  [38] 《國榷》卷一○○。《平寇志》卷八，把這件詔書記載於三月初六日，所列大順政權文武官員還有李振聲、楊永譽（裕）、田見秀、楊彥昌、谷可成。又，陳濟生《再生紀略》，說這個詔書是三月十四日頒發的；《懷陵流寇始終錄》則載於三月初五日，待考。

  [39] 《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總憲奏議》。

  [40] 《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總憲奏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