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谷城、房縣「受撫」的透視

  崇禎十一年到十二年，起義軍的各部首領當中，被官軍貌似強大的力量所嚇倒，受明廷的引誘而墮入投降「受撫」騙局的人有不少。對於這種情況，我們不能僅從形式上看問題，以為凡是接受「招撫」的就都屬於背叛之列。實際情況是很複雜的，要做出正確的評判必須認真地考察這些首領人物在「受撫」期間的表現。

  張獻忠、羅汝才都是明末農民戰爭中的著名領袖，在「受撫」以後不久又重新起義，為推翻明王朝的反動統治做出了巨大貢獻。因此，對他們在湖廣谷城和房縣「受撫」的情況更有必要進行仔細的分析。

  先來看張獻忠「受撫」期間的表現。

  張獻忠「受撫」以後，曾經接受了明政府授予的副將札付[38]，領取了一些糧餉。在同明政府官僚的接觸中他也儘可能遵守明朝官場的慣例。根據可靠記載，張獻忠曾到沔陽港拜見總理熊文燦[39]；明湖廣巡按御史林銘球來到谷城時，張獻忠也跪拜如儀。但這些都屬於表面的形式，實際上張獻忠在谷城始終保持了農民起義軍的獨立性。他雖然伸手向明政府要糧餉，卻不接受明政府調他去鎮壓其他農民軍的命令，也不接受改編或遣散。據明朝湖廣按察使同僉事王瑞栴當時的一件文書說，崇禎十一年「五六月，忽十闖天七八股盡奔唐、鄧間，距襄不二百里遙」，熊文燦等人「勉獻忠提兵征剿，給以資糧，督以監軍」。張獻忠卻一味推託，「口然而心未必然，今日然而明日未必然，終不肯出門半步也」。「近七月初九日，獻忠復投一揭，即欲連請七、八、九三月之糧，以養其一萬一千之兵；如無糧則於湖廣所屬每府量給銀二萬以贍眾口」[40]，故意給明政府出難題。表面上他同明朝地方官員和當地鄉紳時有禮節上的往還，內心裡卻處處戒備，保持著高度警惕。他在「受撫」的掩護下做了許多重新起義的準備工作。

  在軍事上，張獻忠起義軍在「受撫」期間仍然「人不散隊，械不去身」[41]，並且不斷操練士馬，保持著臨戰體制。「又每日製造戰船，已積至百有餘號，及打造極精軍器。」[42]「買馬制器，日夜整辦，唯恐不及。」[43]正如當時一個明朝官僚所說，張獻忠「受撫」並沒有「解散徒黨，賣劍賣刀，安意耕耘」[44]。

  在經濟上，張獻忠在谷城實行過屯田，「取民間有主之腴田而耕」[45]。他勒令當地地主把收來的租子交充軍糧，「差馬兵手持張副總票（張獻忠接受了明朝副將札付，副將即副總兵，亦可稱副總），四出於光（化）、谷（城）、襄（陽）、棗（陽）之間，迫分秋糧」。[46]「初猶每石分六斗，後則全掠之矣。」[47]他還改谷城王家河為太平鎮，在鎮上設立關卡，往來貨物一律徵收一半，充作養兵費用。[48]又「於湖廣襄陽、棗陽等地方與小民平買平賣」[49]，不僅保護了民間貿易，還為起義軍獲得了必要的物資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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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獻忠招攬了一批知識分子作為參謀人員，幫助策劃軍機進止。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湖廣應城縣生員潘獨鰲和谷城的徐以顯、王秉真。這些人大抵是在明王朝統治下感到受壓抑而參加起義軍的，如潘獨鰲就是因同本縣鄉紳爭奪田產，敗訟後憤憤不平才投入張獻忠隊伍的。不管他們參加義軍的背景如何，但當時在政治態度上是傾向農民軍的，也做過一些有益的事。據說徐以顯就曾給張獻忠講解《孫吳兵法》，幫助義軍製造三眼槍、狼牙棒、埋伏連弩，指導布設團營方陣、左右營諸法。「獻忠大歡樂之，頗用其計謀。」[50]

  這些事實說明，張獻忠的谷城「受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權宜之計，而明政府官員的舉措又不斷使矛盾激化。總理熊文燦在擔任福建巡撫和兩廣總督時，通過招降「海盜」勒索到大批財寶。張獻忠受撫以後，他又故技重演，貪求無厭，「責賂黃金蹏裊千，珠琲盈斗，他瑰貨累萬萬」[51]。張獻忠對部下笑道：「這是把我當作鄭芝龍了。」[52]他已經看清楚，除非自己也同流合污，否則是無法滿足熊文燦等人無窮欲壑的。明政府官僚不僅是勒索財貨，一些對起義軍懷著瘋狂仇恨心理的人，還一再秘密策劃並向朝廷建議，趁張獻忠部屯紮谷城的機會，調集重兵加以殲滅。明谷城知縣阮之鈿竟準備用下毒的辦法謀害張獻忠。[53]明官僚把已經「受撫」了的張獻忠看成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從反面證明了張獻忠在受撫期間並沒有放棄農民革命的立場。

  再看羅汝才房縣「受撫」的情況。史籍記載，羅汝才「受撫」後，「文燦會諸將大宴汝才等及所部於迎恩宮署，供費不貲。奏授汝才游擊，分駐之於上庸、房、竹溪、保康。自言不願受官領糧，願為山農，耕稼自贍。而潛與獻賊相應」[54]。「文燦檄令解散諸眾，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55]。明政府鄖陽撫治戴東旻在奏疏中說：「曹操就撫，分插其眾於房、竹諸邑。乃不從解散之令。且曰『願為百姓耕田』，此目前盜鈴之說耳。」[56]又說：「羅汝才詭占屯部，未嘗放兵作田，此帶刀以耘，一有勃稽，即挺而起耳。」[57]所以他極力主張乘機剿殺，「以臣愚計之，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今猶檻羊阱獸，圍聚於二三百里之中，幸命理臣率鄔郢之卒，督臣掃關隴之兵，乘其不意，銜枚疾至，打張燕於黑山，燒曹操於赤壁，豈不快哉！」[58]只是由於明廷當時「兵馬俱以邊警盡撤，僅有步兵數千，斷非勝敵之著」[59]，才勉強維持著撫局。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反動勢力對於人民的民主勢力的原則，是能夠消滅者一定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準備將來消滅之」[60]。明朝廷何嘗不想利用張獻忠、羅汝才等部在一個狹小的地方居而不流的形勢，來個一網打盡，僅僅是因為滿洲貴族軍隊拖住了它的手腳，實在無暇他顧，才只好俟諸來日。

  從當時明政府房縣知縣郝景春留下的稟帖來看，羅汝才「受撫」時同當地官府訂立了《無相侵害之盟約》，但他對總理熊文燦頒布的條約卻「實款款違悖」[61]。羅汝才在「受撫」期間都幹了些什麼呢？據郝景春的報告是，「近各賊於初一日分派地土，將房縣十五鄉民居、民田公然視為己物，屯糧積草，為圖儲裕餉之計」。對附近窮苦百姓還「給予本錢，令做生意」。這就很自然地受到當地群眾的支持，出現「競相信從」，「相率投入各營」的場面。郝景春明確地指出，羅汝才的受撫是假撫，「從此假撫之後，斗大房城已是若輩囊中之物，直待時以收之耳」。[62]

  事實說明，羅汝才在「受撫」期間拒絕接受明政府的官職，不要糧餉，不放下武器，既不聽從明政府的調遣，也不允許明朝官僚干預義軍的內部事務，而且在一定範圍內沒收了地主的田產，實行屯種積累糧草，招納貧苦群眾參加起義軍，在人力和物力上為重新起義做了必要的準備。這就充分證明羅汝才在受撫期間沒有放棄農民革命的立場。

  [1] 《綏寇紀略》卷五。

  [2] 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卷九。在這以前，崇禎九年春，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題本內就提出：「滅奴先滅寇。逆奴負固，義在必討。但以寇較之，奴尚隔藩籬，寇直逼堂奧矣；奴猶疥癬之疾，寇則膏肓之祟矣。」（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一二○頁）說明持這種「攘外必先安內」反動觀點的人在明朝廷內頗有影響。後來在政策上體現為一面派人同滿洲貴族秘密議和，一面對起義農民加緊圍剿。

  [3] 楊山松：《孤兒籲天錄》卷二。

  [4]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二。

  [5] 明朝末年，統治集團內部也有不少人認識到加派賦稅起了為淵驅魚的作用。例如，崇禎八年山西巡撫吳甡在一件題為《殘黎望恩孔急議蠲萬不容緩》的疏中說：「晉民有三苦：一苦於凶荒，無計餬口則為盜；一苦於追呼，無力完糧則為盜；一苦於殺擄，無策保全則為盜。此三苦不除，盡人皆盜，比戶皆盜也，特有待而起耳。秦中覆轍，殷鑑不遠。臣故曰：未來之盜無窮也。昔唐太宗與群臣論止盜，謂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役繁；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臣三復為之流涕。雖然，此猶就居常言也。今觀三晉之時勢則尤可哀痛矣。鹵寇交匯，兵荒洊至。臣嘗行間目擊有數千家之邑，竟日不見炊煙，但數間破屋，仰見天星而已。惟見白骨橫野，一二老婺衰翁，奄奄氣息不屬而已。蓋其廬舍已盪為黃埃衰草。問之，則曰某氏之居也，某死、某逃、某盜。田園已鞠為斷葛荒葵，問之，某氏之產也，某死、某逃、某盜。臣欲招其復業任耕，則曰某死、某逃。某盜已若而年，逋賦已若而歲，業其業則賦其賦，有死不敢，況又無人可招，無力可耕乎？臣為之抆淚相對。及抵州縣，則應比之里甲星稀，司府之催檄雨下，動曰崇禎四、五、六、七年之逋賦若干矣。捉一欠糧花戶如獲大敵，比至，朴之，枷之，抵死而無以應也，可奈何？則為晉之民者催科既無可催科，徒驅零星赤子殉之於敲朴之下而已；敲朴又無可敲朴，徒驅逋賦頑民盡之於潢池之中而已；為晉之官者考成既無可考成，徒令為法受過者束手而待參罰之至而已；參罰又無可參罰，徒令日暮途窮者灰心而待褫斥之及而已。」《柴庵疏集》卷十三。

  [6]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二。

  [7] 《平寇志》卷三；《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

  [8]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三。

  [9] 李清：《三垣筆記》卷上。

  [10] 嘉慶《三水縣誌》卷十三，《編年》。

  [11] 李清：《三垣筆記》卷上。

  [12] 《楊文弱先生集》卷十，《兵餉遵旨熟商疏》。

  [13] 此段中引文均見《綏寇紀略》卷六。早在崇禎四年，大學士徐光啟就曾經向朱由檢推薦過熊文燦，他說：「若中外臣僚中，臣所目見其人，耳聞其說，深於兵學者，無如閩撫熊文燦。今雖拮据靖寇，然山寇不難，既平之後，允宜召用。」（見《徐光啟集》卷六）朱由檢之留意於熊文燦，可能與徐光啟曾為揄揚有關。熊文燦招撫鄭芝龍事在崇禎元年七月，以後又利用鄭的兵力剿滅其他「海盜」，一時譽聲鵲起，徐光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上疏推薦的。

  [14]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

  [15] 《楊文弱先生集》卷十九，《請旨責成剿賊第一事疏》。

  [16] 史書說洪承疇「有幹略，能辦賊」。他憑著心黑手狠，果於屠殺，博得了朱由檢的信任，一年之間由道員升到總督。他一生中除了中間一段在遼東的經歷以外，基本上是在鎮壓農民起義和以農民軍為主體的抗清鬥爭中度過的。孫傳庭在崇禎十一年有一段自白：「從來用兵者，挑簡之盡心未有如臣者，蓋無一兵之弓矢技藝不經臣親驗親試者也。挑簡之後，訓練之盡心亦未有如臣者。蓋凡兵之如何進剿，如何接應，如何收營，無一不經臣窮思極慮，務求不得不然之法。為各兵耳提面命，三令五申者。」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五三頁。

  [17] 崇禎十一年六月《兵科抄出陝西三邊總督洪承疇題本》，見《明清史料》乙編，第九本，第八六二至八六六頁。

  [18] 崇禎十一年六月《兵科抄出陝西三邊總督洪承疇題本》，見《明清史料》乙編，第九本，第八六二至八六六頁。

  [19] 崇禎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洪承疇題本，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

  [20] 同1。

  [21] 一個多月以後，即從崇禎十一年十月起，由於滿洲貴族軍隊侵入畿輔，陝西三邊總督洪承疇和陝西巡撫孫傳庭部奉命選調精兵火速勤王，李自成部受到的壓力也大大減輕了。

  [22] 據四川巡撫傅宗龍題本，崇禎十一年十二月，有「八隊一哨」從陽平關來到白水（離廣元縣不遠）附近。這可能是李自成部在河州、洮州一帶戰敗以後分路東走的一支隊伍，不一定包括李自成本人在內。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二二一頁。

  [23] 「潼關南原大戰」的說法較早出現於《綏寇紀略》，該書卷六云：崇禎十一年「十月，洪承疇謀於傳庭曰：自吾與賊戰於羌中，戰於洮河，比再遣馬科、賀人龍追之於陽平、白水，李自成勢窮蹙必奔潼關，公能於其地設為三覆以待，俾吾蹙而致之，可一戰擒也。傳庭乃於潼關原依丘阜、蔽林木，每五十里而立一營，曹變蛟躬執長刀驅賊，賊奔入伏中，亂相蹈藉。我軍驍雄跳蕩，無不一當百，飛走路絕，遂無所逃。其倖免者或棄刀與騎迸逸漢南之山中，村塢山民又預奉督撫教令。用白棓遮險，遇輒棒殺。秦賊遂盡，降者猶數十萬，委仗丘陵，或分隸鎮將，或散歸農隸。李自成妻女俱失，從七人遁走」。據上引洪承疇兩次題本，李自成部自崇禎十一年三月間起先後在河州、洮州、南江、城固等地失利，到這年八月間只剩下一支一千人上下的小隊伍轉入深山。吳偉業說什麼這年十月雙方大戰於潼關原，起義軍投降的竟然有幾十萬人，丟下的武器堆得像座小山，實在離開事實太遠了。就目前所見到的明朝當事官員的文書和潼關等地地方志，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在潼關南原發生過這麼一場大戰。

  [24] 「息馬深山」的說法相當普遍，區別只在於各種史籍記載的「息馬」地點不一致。《綏寇紀略》卷八說是在陝西漢南「伏一年有餘，不復出」；《平寇志》卷三說李自成「逃入鄖陽，息馬深山中」；《二申野錄》等書則說「困於巴西魚腹諸山」。

  [25] 李自成部在這段時間的部分活動情況，在拙稿《李自成起義軍究竟從何處入豫？》一文里做了一些介紹，可資參考。見《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七八年第四期。

  [26] 趙吉士：《續表忠記》卷四，《谷城令阮公房縣令郝公合傳》。

  [27] 時任湖廣按察僉事的王瑞栴在《上戴治院書》中說：「八賊求撫，自去年麻、黃之間已持此議。嗣後說屢變而計屢遷，閃爍不可方物。」引自康熙二十三年《溫州府志》卷三二《藝文》。按，戴治院即鄖陽撫治戴東旻。

  [28] 參看楊山松《孤兒籲天錄》卷三、沈頤仙《遺事瑣談》卷五《寇禍本末》、鄒漪《明季遺聞》。

  [29] 王瑞栴：《上戴治院書》。王瑞栴在下文中說：張獻忠「欲厲兵秣馬，意欲何為？豈真在剿賊哉！無非欲樹此大營壘，便進可以攻，退不失守，弗致困我戎索耳。是則口言降也，而心未肯降，且先樹一不可降之勢矣」。

  [30] 王瑞栴：《上理按兩院書》，見康熙《溫州府志》卷三二，《藝文》。

  [31] 楊山松：《孤兒籲天錄》卷三。

  [32] 同3。

  [33] 同3。

  [34] 楊嗣昌：《戊寅四月十二日召對》，見《楊文弱先生集》卷四三。

  [35] 同治《鄖陽志》「祠記」卷三，記張獻忠立的石碑一直保存到乾隆三十八年，當時的清朝上津知縣張道南路過元真觀，「睹其碑，立命鄉人仆而碎之」。上面引用的碑文見張道南所作之記。

  [36] 《綏寇紀略》卷六。按，是書與《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一，皆記劉國能投降的時間是崇禎十一年正月初四日；《平寇志》卷三記於十二年二月初一日，與事實不合。

  [37]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一。

  [38] 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上，《甲申廷臣傳》中說，明廷「但給一副將空札，不肯與實授」。楊嗣昌在《恭承召問補陳剿撫情形疏》里也說：「即如劉國能、張獻忠同時受撫，而該理（指總理熊文燦）亦同加之以副將名色。」見《楊文弱先生集》卷三二。

  [39] 王鰲永：《撫鄖疏稿》，崇禎十二年九月十八日《為遵旨自行奏明事》中，說到張獻忠到沔陽港見過熊文燦之後，「自誇其眾曰：『昨熊總理余見過去了』」。

  [40] 王瑞栴：《上理按兩院書》。

  [41] 范景文：《撫賊未可輕信叛形業已漸張疏》，見《範文忠公全集》卷四；又見康熙《河間府志》卷二一，《文翰》；康熙《吳橋縣誌》卷七，《藝文》。

  [42] 《楊鴻揭帖》，載《中國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同治《穀城縣志》卷八，《雜識》引舊志說，「西門內有鐵器，形似錁，重百餘斤，上刻『八大王』三字，不知何取？」這塊鐵上既然明刻了張獻忠的綽號，顯然是起義軍留下的遺物，很可能是打造軍器所用。

  [43] 王鰲永：《為遵旨自行奏明事》，見《撫鄖疏稿》。

  [44] 范景文：《撫賊未可輕信叛形業已漸張疏》。

  [45] 王瑞栴：《上理按兩院書》。

  [46] 王瑞栴：《上理按兩院書》。《平寇志》卷三也說張獻忠「既入谷城，分割民租」。

  [47] 王鰲永：《為遵旨自行奏明事》。

  [48] 同治九年《鄖陽志》卷八，《叢記·粹錄》中說：「崇禎十一年張獻忠改谷城王家河為太平鎮，設關截稅，其稅不論多寡分其半。」

  [49] 前引《楊鴻揭帖》。

  [50] 鄒漪：《明季遺聞》；《綏寇紀略》卷六。

  [51] 《綏寇紀略》卷十。

  [52] 同2。原文是「此欲芝龍我也」。

  [53] 李世熊：《寒支初集》卷八，《明淅川知縣愚山揭公墓志銘》。

  [54]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一。

  [55] 《平寇志》卷三。

  [56] 同1。

  [57] 《綏寇紀略》卷六。

  [58] 同3。

  [59] 《郝太僕褒忠錄》卷二，《熊理院回札》。

  [60] 毛澤東：《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一一八一至一一八二頁。

  [61] 《郝太僕遺集》，又見《郝太僕褒忠錄》卷二。

  [62] 《郝太僕褒忠錄》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