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茅麓山戰役

  在形勢急劇惡化的情況下，原來堅持抗清的一些領導人喪失了信心，先後率部向清朝投降。其中最著名的如據守長江南岸施州衛（今湖北恩施）一帶的荊國公王光興的降清。當清軍開始圍剿夔東義師時，他還拒絕清方招降，回信說：「當日鄖陽一舉，至今淚滴九原」，「不佞首陽餓夫耳，老此地云云」[32]，表示鑑於其兄王光恩無辜被殺，同清廷勢不兩立。康熙二年（1663）十月，他卻和永曆朝廷任命的巡撫蔣尚膺一道帶領部下兵丁七千餘名向清朝湖廣當局投降[33]。康熙三年（1664），永曆朝廷委派聯絡夔東各支義師的最高官員總督部院毛壽登也屈膝降清[34]。甚至原大順軍舊部高級將領馬騰雲、黨守素、塔天寶也覺得大勢已去，在這年二月間帶領部眾向清軍投降[35]。

  這樣，到康熙三年春天，原來的夔東十三家只剩下李來亨（永曆朝廷封臨國公）部仍然堅持於湖北興山縣境內的茅麓山區，以大無畏的氣概抗擊著三省清軍和增援的滿洲八旗兵共達十萬之強敵。清靖西將軍穆里瑪統兵到達茅麓山下後，自以為兵精將勇，為了收取全功貿然下令向山寨發起進攻。李來亨指揮部眾憑藉山險予以迎頭痛擊，滿洲兵墜崖落澗，傷亡慘重，鑲紅旗副都統賀布索、一等阿達哈哈番桑圖、穆里瑪的第三個兒子蘇爾馬都被擊斃[36]。穆里瑪追悔莫及[37]，改由漢族軍隊打前陣，滿洲兵督戰，實行長期圍困。滿洲八旗兵在茅麓山區吃盡了苦頭，直到凱旋京師以後仍然心有餘悸。嘉慶年間，禮親王昭槤在書中寫道：「康熙初，命圖文襄公海為督師，同川督李公國英、護軍統領穆公里瑪率三省兵會剿。諸將皆於層岩陡壁間，草衣卉服，攀援荊葛而進，逾年始蕩平其巢穴。故今京師中諺語有其事險難者，則曰：『又上茅麓山耶！』則當日之形勢可知矣。」[38]

  二月初，四川總督李國英、提督鄭蛟麟接到穆里瑪咨文，領兵進抵茅麓山南面的黃龍山參加圍剿。李國英同穆里瑪、圖海等觀察了地勢，「見逆寨高險異常，周圍一百五十餘里」，強攻難以取勝，但當地山嵐陡峭，地瘠民稀，糧食等物資不能自給，因此他們決定採取長期圍困的戰術，由三省官兵會同滿洲八旗兵分汛連營扼守。為了達到困死明軍的目的，清軍構築木城，挑挖塹溝，豎立排樁，切斷明軍同外界的一切聯繫。木城是為清軍駐守而設立的，城外挖掘闊深各八尺的壕溝；壕外埋設一道五尺寬的排樁，名為梅花樁。其形制是用長五尺、圍一尺的原木一半埋入地中，地面樁高二尺五寸，各根木樁之間相距僅五寸，參差排列，狀如梅花。這項耗費巨大人力、物力的工事完成以後，給李來亨部明軍的行動和軍需供應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雙方相持了幾個月，李來亨部貯積的糧草消耗得差不多了，求戰不得，被迫拼死突圍。六月十五日深夜，李來亨親自率領總兵五名、精兵數千名分路進攻清軍防線，另派三名總兵帶領士卒旁攻，牽制他部清軍赴援。明軍抬著雲梯、盾牌，手持鉤鐮大斧，砍斷木樁，填平溝塹，「炮矢如雨，蜂擁攻打」。由於清軍防禦嚴密，突圍未能成功。閏六月初九日夜晚，李來亨再次率領數千名士卒向清軍陣地發起猛攻，「槍炮齊發，勢如風雨驟至」。明軍戰士「莫不奮臂爭呼，拼死力戰」[39]。因雙方兵力對比懸殊，明軍雖「連攻五陣」，結果仍被清軍擊退。兩次突圍的失敗，使李來亨深知打破清軍重兵包圍的希望已化作泡影，但他仍然大義凜然地決心與陣地共存亡。他把清方派來招降的叛徒李有實處斬，表達了寧死不屈的高風亮節[40]。清軍見勸降無效，進一步挑深壕塹，加固工事，以求不戰而勝。

  八月初四日，寨內糧食全部吃完了，軍心不穩，少數官兵私自逃出向清方投降。李來亨知道已經到了最後關頭，他先把妻子殺死，放火燒毀房屋，然後自縊而死[41]。我們對李來亨的情況至今了解得並不多，只知道他是李自成的侄兒李過（李赤心）的養子，在大順軍聯明抗清後才嶄露頭角，他帶領的軍隊估計就是李過在南寧地區病死後留下的部眾為骨幹轉戰到夔東地區以後擴充起來的。鄂爾泰主編的《八旗通志》《穆理瑪傳》記載茅麓山戰役時，說「來亨子率四千餘賊築城垛，排列槍炮挨牌拒敵」[42]。李來亨有兒子能領兵作戰，沒有見到其他史籍記載。雖然我們對李來亨的生年和早期情況都不清楚，甚至連他的兒子的名字也難以查考，李自成祖孫四代在明清之際為反抗明朝和清朝統治者的暴政而英勇獻身的精神確實令人欽佩不已。李來亨父子犧牲後，部下士卒除少數投降外，都在混戰中壯烈捐軀。清朝將領唯恐有明軍將士潛藏逃出，派了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窮凶極惡地實行斬草除根，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掃穴無遺類」[43]。至此，以原大順軍餘部為主體的夔東抗清鬥爭堅持了二十年之久，以失敗告終，大陸上公開以恢復明朝為旗幟的武裝抗清運動結束了。

  清政府為摧毀茅麓山這一彈丸之地，付出的代價是極其大的。投入的兵力多達十萬以上，據李國英的描述，四川清軍和駐防西安八旗兵由南面和西面，湖廣清軍由東面，陝西清軍由北面，把茅麓山區一百五十餘里的地方團團圍住，清軍主帥靖西將軍穆里瑪，定西將軍圖海駐於茅麓山南面的黃龍山督戰，相持在半年以上。附近各省為運送軍糧、物資、服其他勞役而徵發的民夫更是不計其數，使百姓們承受了難以忍受的負擔。王夫之記載：「而□（虜）兵督挽運，丁夫死者積崖谷，益峻法驅里民，三千里外諸軍負挽，披蓑笠，緣絕巘峭壁蟻行，延綿彌望不絕。」[44]李國英之子李雯也寫道：「先是楚運自西瀼、渣溪起旱（即由船運改為人挑肩負的旱運），用夫背運至茅麓山。道里險遠，往返不下半月，運既無多，夫多飢斃。」[45]康熙二年（1663）湖南寧鄉人陶汝鼐作《西山行》詩云：

  西山舊將久不服，高據巉岩最深谷。絕繳孤懸楚蜀間，中原已一無秦鹿。何妨棄置守其疆，以逸待勞俟窮蹙。一旦張皇大用兵，仰攻四面如緣木。轉輸驟檄百萬人，風雨雷霆驅比屋。正是蕭莆寒食時，長沙一路從軍哭。拋田應募五千餘，頃刻民間空杼柚。大吏轟轟小吏愁，奸胥更喜剜民肉。紛紛鬻子嘆仳離，我亦沾襟遣童僕。此去死生那得知，更番且喜還家速。僕夫垂淚向我言，人力如今賤如犢。西山上天下及泉，負挽步步石磨腹。烈日炙頂渴欲僵，百錢買漿才一掬。搖足便墮萬丈崖，死者還遭勾攝牘。泣談未了催檄來，增夫更餉巴東陸。巫山三峽又崎嶇，魂魄初收豈堪復？吁嗟再遣誠萬難，髓竭膏枯慘心目。謂天蓋高胡不聞，六月炎炎書此竹[46]。

  康熙初年任瀏陽知縣的侯朴也在一首敘事詩中寫道：

  ……加之西山役，繁重不可當。夫草數千萬，長驅解荊襄。賣牛賣兒女，賠絕賠逃荒。無計能活口，移徙走他邦。所以五十都，都都鮮全莊。於中逃最多，東鄉與坊廂。伶俜幾孑遺，鵠面而羸尪。我聞父老語，淚下沾衣裳。願言勤撫字，拯救此一方[47]。

  

  這真可謂長歌當哭，道出了民間幾多辛酸。在地方志里更留下了這方面的許多記載，如湖北《安陸府志》記：「康熙二年……民役西山，起運夫於各州縣，往來死傷甚眾。」[48]《松滋縣誌》記「顧覓運夫」云：「鋒鏑餘生，聞征鼓則返走，見旌旗則魂消。一聽派取糧石、人夫運米隨征，男兒嚎於道，婦子泣於室。視入山一路不啻刀山劍樹矣。」「二十三里（這是指里甲的里）攜妻摯子擔囊負耒逃匿數百里外者踵相接也。」「況當事者復迫於軍情重務，或差舍嚴催，或親臨督比，數十萬呼庚呼癸之眾，嗷嗷待哺，能為我凋殘之松民寬乎。」[49]《當陽縣誌》記載：「康熙元年壬寅，李來亨等盤踞竹、房、興、巴一帶，憑險不下，奉旨三省會剿，秦軍上庸，蜀軍巫山，楚軍當陽，轉輸絡繹往返，兵夫不下數百萬。」[50]《枝江縣誌》載：「康熙元年壬寅冬，王師征剿西山，民苦夫役」，「三年中枝民流離轉徙日以百戶計。」[51]連遠在湖北東隅的廣濟縣，康熙二年「西山之役，濟一歲索夫三千一百七十焉」[52]。湖南《安福縣誌》記：「康熙二年……民役西山，死者十之五。」[53]甚至有的地方還因為夫役負擔過重發生譁變，如湖北大冶縣，「康熙三年春正月，運夫嘩。西山用師，縣派民夫運糧，輪至第三批三百餘人，中路逃歸，擁聚北關外，左公鉉等倡首，要索公縣，搶擄後衙與猾胥之家。縣官屏匿數日始去。而公鉉自稱左將軍。上檄招安，至縣，鼓吹迎之。公鉉益恣」[54]。這些零星史料透露清政府圍剿夔東抗清武裝給湖北、湖南、四川等省百姓造成了極大的災難，大致與此同時，為對付鄭成功而採取的沿海遷界（史稱「遷海」），同樣使東南沿海百姓流離失所，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據說，「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而「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當勝利者躊躇滿志的時候，被征服被奴役者自然只有忍氣吞聲，不可能去審判他們。然而，歷史是公正的，即便過了幾個世紀，雲霾散盡，昔日的統治者隨時都有押上被告席的可能。

  本書作者認為，1664年夔東抗清基地的被摧毀，應當視為南明史的結束。理由是，永曆帝雖然在兩年以前被俘殺，以明朝為正朔的夔東抗清復明運動仍在繼續，他們有永曆朝廷委派的全權代表，有相當可觀的旗幟鮮明的軍隊，有地方政權[55]，維護和行使明朝的制度。至於台灣、廈門一帶的鄭經、鄭克塽雖然遵奉永曆正朔，一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軍攻克澎湖，劉國軒等勸鄭克軒降清為止，從這一角度來看，明朔尚存，衣冠未改，似乎也可以列入南明史內。[56]但是，我們不應忘記康熙十二年（1673）發生了三藩之變，鄭經同耿精忠有一段聯合與分裂的歷史。把三藩之變扯進南明史顯然不大合適。自然，南明史的下限學術界同好有不同意見，如主張以永曆帝1659年入緬做結束[57]，主張以永曆帝被俘、殺做結束，主張以李定國病死、部卒降清做結束，等等。本書以康熙三年（1664）八月夔東抗清基地徹底覆滅作為南明結束的標誌，實際上還考慮到了同年六月間在東海沿海活動的張煌言因為復興無望，主動解散軍隊，不久被清軍俘殺的因素在內。這只是一種看法和敘述體例，無妨與其他說法並存。

  縱觀南明長達二十年的曲折歷程，不能不承認原來的大順軍和大西軍始終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如果把視界放寬一點，鄭成功之所以能在明清之際扮演抗清主角之一，同他繼承了海盜出身的鄭芝龍的部眾和資業有密切關係。換句話說，腐敗透頂的明王朝自甲申（1644）以後，實際上已經沒有自立的能力，同氣焰方張的清朝周旋了二十年，主要是靠曾被視作「大逆不道」的「流寇」和「海賊」。沒有這種大換血，朱明朝廷早就灰飛煙滅了。弘光在位一年期間奉行「聯虜平寇」方針，結果導致了自身的土崩瓦解，何況正是由於大順軍在山西、河南、陝西的抗清，拖住了清軍主力，弘光朝廷才得以坐山觀虎鬥，偏安江左達一年之久。隆武朝廷肇建以後，由於民族矛盾上升改變了「聯虜平寇」政策，轉而聯合農民軍餘部共同抗清，但當國大臣對原農民軍懷有極深的偏見，處處加以歧視和排斥，難以扭轉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到永曆後期，南明朝廷的「嫡系」雜牌「官軍」死、降殆盡，原大西軍餘部肩負起抗清擁明的重任，取得了一系列彪炳史冊的輝煌戰果。永曆朝廷憑藉原大西軍的支持才苟延殘喘了若干年。1661年永曆帝的被俘實際上是中國社會中擁明勢力衰微的結果，否則，朱由榔不致落入清軍之手。即便朱由榔父子由於其他原因夭折，擁明勢力如果還擁有同清方較量的實力，完全可以另選其他朱明宗室作為復興的號召，就像帝系遠裔隆武帝、魯監國開創的先例一樣。當復明運動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時候，原大西軍將領李定國，原大順軍將領劉體純、李來亨、袁宗第、郝搖旗仍然沒有放下武器，在極端窮困的地區面對占絕對優勢的清軍做頑強的拼搏，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壯烈史詩。曲終人散，南明悲劇至此落下帷幕，留下無數功罪聽憑後人思索評說。

  [1] 《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二十。

  [2] 《明清檔案》第三十七冊，A37—71號、A37—72號均為此件影印本；《明清史料》丙編，第十本，第九九三頁所錄文本即A37—71號，個別字模糊不清。第一檔案館藏本亦有殘缺，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三五二至三五三頁。這件詔書現存（北京、台北）共有三份，約為當時頒往相關省份謄黃廣為張掛所用。

  [3] 《甲申朝事小紀》三編卷七收「陝西白制台」的兩封信，白制台即清陝西總督白如梅。這兩封信的起草人為白如梅的幕客鄭與僑。

  [4] 賀珍在陝西降清、反清事已見前述。岐侯當為永曆朝廷所封。賀珍在大寧屯駐期間頗有建樹，道光《夔州府志》載《大寧場龍君廟碑記》云：「自岐侯賀公建節茲土，招徠撫集，百堵皆作，籍什一之賦而民租減，革鹽法之弊而稅課蠲。諸如慮民之病涉也，則造梁以濟之，懼神之匱祀也，則捐貲以享之。出則以勤王滅虜為事，入則以課農練兵為本。」

  [5] 同治四年《房縣誌》卷六《事紀》；《竹山縣誌》卷十八《兵防》。

  [6] 李國英《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二十。

  [7] 《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二十一，康熙二年十一月初十日題本。

  [8] 同上書，康熙二年八月初九日題本。如襄陽鎮南營游擊王進忠、前營守備張所蘊、千總李三畏等均被擊斃，見《襄陽府志》卷二十《名宦》。

  [9] 乾隆十五年《直隸澧州州志》卷十九《兵難》。康熙五十四年《巫山縣誌·兵防》記：「五月，鄭提督命師於巫。適郝搖旗棄房、竹至巴東，與諸逆合攻七連坪，楚師失利，勢猖獗，且謀犯蜀。」（鄭提督指四川提督鄭蛟麟）康熙八年《當陽縣誌》卷一《事紀》載：「越明年（指康熙二年）七月，我師稍卻，復屯當邑。是年冬，益以禁旅，復由當陽進。」

  [10] 康熙五十四年《巫山縣誌·兵防》。

  [11] 《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二十一，康熙二年十一月初十日題本。

  [12] 按，巫山縣城在長江北岸，城東為大寧河，這裡講的浮橋當是架設於大寧河上，而不是跨越長江之橋。

  [13] 李國英在康熙二年十一月初十日題本中報告巫山之捷說，「通共斬殺偽總兵、副、參、都、守、領旗四十八名，賊兵共六千九百四十四名」，另「正法」被擒「活賊」一百一十九名，見《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二十一。

  [14] 《清聖祖實錄》卷九。

  [15] 《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二十二，康熙三年二月十九日題本。

  [16] 同治四年《房縣誌》卷六《事紀》云：「十二月，定南將軍圖海率禁旅抵房，督秦豫諸師入蜀會剿。」按，圖海為定西將軍，他和穆里瑪帶領的八旗兵由房縣南攻興山縣茅麓山，都在湖北境內，說他「入蜀」不妥。

  [17] 《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二十一。

  [18] 同上書，卷二十二。

  [19] 光緒六年《巴東縣誌》卷十四《事變志·寇亂》。

  [20] 光緒六年《巴東縣誌》卷十四《事變志·寇亂》。

  [21] 李馥榮《灩預囊》卷四記：「遂生擒宗第、搖旗獻功。太保（指李國英）命囚於巫山，請旨。命下，斬宗第、搖旗。」《南疆逸史》卷二十三《洪育鰲傳》記：「甲辰（1664）十月十二日殺於巫山，投屍峽中。」

  [22] 《罪惟錄》附紀卷二十二《韓王附紀》，見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四三五頁。同書卷十九《魯王監國附紀》也兩處提到「定武」建號稱尊，「以延明運」，見第四一六至四一七頁。

  [23] 《罪惟錄》卷二十五《宗藩志》，排印本第九二四頁。

  [24] 孟森《後明韓主》，收入中華書局印《明清史論著集刊》上冊，引文見該書第九十四頁。

  [25] 柳亞子《南明史綱·史料》之《南明人物誌》四《韓王本鉉傳》，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〇二頁。按，《罪惟錄》在浙江古籍出版社排印以前一直以抄本行世，「本鉝」「本鉉」字形相似，故有差異。

  [26] 魯可藻《嶺表紀年》卷二記：永曆二年（1648）二月郝永忠營中有宗藩通城王蘊舒、東安王盛蒗。「守輔（瞿式耜）為蘊舒，郝永忠為盛蒗疏請承襲楚王」，魯可藻說這兩人都是楚藩疏裔，自稱郡王都有問題，更不要說襲封親王了。通城王蘊舒在瞿式耜《賢王宜優異疏》中作通山王蘊釨，符合明代宗室命名原則（見《瞿式耜集》第一二○至一二一頁）。《嶺表紀年》作通城王蘊舒有誤，但也說明南明時期宗藩襲封已經無章可循，相當紊亂了。

  [27] 刑部尚書圖海等題本殘件，見《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下），第二○九頁。按，存字為秦王朱樉之後第十一輩，但朱存梧是不是秦藩下世襲郡王已難查考。

  [28] 上引刑部尚書圖海等殘題本。

  [29] 湖廣總督祖澤遠「為飛報密擒渠逆叛黨並獲金印、銀印及偽爵關防敕札，以沮賊謀，以彌內患事」題本，原件尾部殘缺，現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30] 沈佳《存信編》卷四。

  [31] 參看《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等清方摧毀夔東抗清基地的原始文件。

  [32] 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九（下）《李來亨傳》附。

  [33] 《清聖祖實錄》卷十三、卷十五。按，王光興、王昌（或作王光泰）兄弟自順治四年反清後，被清軍擊敗，退入巴東縣。不久，王昌病死。順治十三年王光興在清軍壓迫下由巴東轉入施州衛，「去之日秋毫無犯」，見光緒六年《巴東縣誌》卷十四《事變志·寇亂》。

  [34] 《清聖祖實錄》卷十一。

  [35] 《清聖祖實錄》卷十一。

  [36] 鄂爾泰《八旗通志》卷一四一《穆里瑪傳》；卷一六四《賀布索傳》；卷一六六《哈爾松阿傳附子桑圖傳》。

  [37] 張玉書《張文貞公集》卷九《柯爾昆神道碑》云：「慕公大悔。」穆里瑪名譯作漢字又作「慕禮」。

  [38] 昭槤《嘯亭雜錄》卷八《茅麓山》條。

  [39] 《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二十三。

  [40] 王光謙《東華錄》康熙七。

  [41] 李國英康熙四年五月初八日題本，見《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二十三。光緒十年《興山縣誌》卷十九《藝文》收雍正年間知縣潘內召《茅麓山記》中說：「三年八月，賊食盡，從黨爭降。來亨計窮，自焚死。」

  [42] 《八旗通志》卷一四一《穆理瑪傳》；同書卷二二〇《古楞格傳》《倭和仁傳》有類似記載。

  [43] 《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二十。參見康熙八年《當陽縣誌》卷一《事紀》。

  [44] 王夫之《永曆實錄》卷十五《李來亨列傳》。

  [45] 《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二十二。

  [46] 陶汝鼐《榮木堂詩集》卷四。

  [47] 康熙十九年《瀏陽縣誌》卷十二，詩，知縣侯朴《詠懷五十韻》。

  [48] 康熙六年《安陸府志》卷一《郡紀》。

  [49] 康熙九年《松滋縣誌》卷下《宦績》。

  [50] 康熙八年《當陽縣誌》卷一《事紀》。

  [51] 康熙九年《枝江縣誌》卷一《災祥》：卷八《周邑侯實政記》。

  [52] 張仁熙《藕灣詩集》卷一《役夫行》題下注文，轉引自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二。

  [53] 同治八年《安福縣誌》卷二十九《祥異》。

  [54] 康熙二十二年《大治縣誌》卷四《治忽·兵寇》。

  [55] 夔東地區有永曆朝廷委派的總督、巡撫、關南道、大寧、興山等縣知縣，參見《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光緒十年《興山縣誌》卷七《人物列女表》說：「興山為李赤心、李來亨先後竊據，士民皆奉宏（弘）光、隆武、永曆年號，故縣無順治券契。」

  [56] 柳亞子《南明史綱·史料》一書即以「永曆三十七年」「武平侯劉國軒、忠誠伯馮錫范奉延平王出降」作為「明亡」的標誌，見一〇三頁。

  [57] 譚其驤先生《俗傳中國史朝代起迄紀年匡謬》一文（載《歷史研究》1991年第六期）中即主此說，他指出：「一般認為是1661年即永曆十五年吳三桂兵入緬甸永曆被擒之年」終止「是說不通的」，「又有人說南明終止於1662年永曆被殺時，那就更說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