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磨盤山戰役

  1659年（順治十六年）二月（明大統歷閏正月）二十一日，清軍渡過怒江逼近騰越州（今雲南騰衝），這裡是明朝西南邊境，山高路險，「徑隘箐深，屈曲僅容單騎」[66]。李定國估計清軍屢勝之後必然驕兵輕進，決定在怒江以西二十里的磨盤山沿羊腸小道兩旁草木叢中設下埋伏，以泰安伯竇名望為初伏，廣昌侯高文貴為二伏，武靖侯王國璽為三伏，「埋地雷谷中，約曰：敵盡入，初伏乃發；然地雷，二、三伏乃發。首尾擊之，敵盡矣」[67]。埋伏的軍隊攜帶預先製作的乾糧，以免造飯冒出炊煙被清軍察覺[68]。部署已定，清滿漢軍隊在吳三桂等率領下果然以為明軍已經望風逃竄，逍遙自在地進入伏擊區。正在這一決定勝負之際，明光祿寺少卿盧桂生叛變投敵[69]，把定國設下埋伏的機密報告吳三桂。三桂大驚，立刻下令已進入二伏的清軍前鋒後撤，向路旁草木叢中搜殺伏兵。明兵因為沒有得到號令不敢擅自出戰，傷亡很大。竇名望迫不得已下令鳴炮出戰；二伏、三伏軍也應聲鳴炮，沖入敵軍，雙方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惡戰，清將固山額真沙里布等[70]被擊斃，明將竇名望等也戰死[71]。李定國坐鎮山阜之上，聽見號炮次序不對，知道情況有變化，派後軍增援，終於擊敗吳三桂所統來追清軍。但因兵將損失嚴重，李定國決定離開騰越州（今雲南騰衝），令定朔將軍吳三省斷後並收集潰卒，自己率領主力前往孟定（今雲南耿馬傣族佤族自治縣西之勐定街，他書多訛作孟艮[72]）。盧桂生叛變告密使李定國部署的磨盤山戰役未能取得預定效果。盧因在關鍵時刻有「功」，被清朝賞給雲南臨元兵備道的官職[73]。

  磨盤山戰役是李定國統率明軍給予占有明顯優勢的清軍最後一次沉重的打擊。清廷因損兵折將，大為惱怒，經諸王、大臣會議後於順治十七年六月懲罰統兵將領；多羅信郡王多尼罰銀五千兩，多羅平郡王羅可鐸罰銀四千兩，多羅貝勒杜蘭罰銀二千兩，都統濟席哈革一拜他喇布勒哈番並所加級，副都統莽古圖、傅喀、克星格也受到處分，征南將軍趙布泰革職為民。[74]從清廷對三軍主帥的處分情況來看，磨盤山之役戰鬥十分激烈，清軍的傷亡肯定相當大。李定國在兵勢已如強弩之末時，仍然能夠組織和指揮這樣一場勇猛的阻擊戰，證明他不愧是明清之際最傑出的軍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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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剿清軍在進抵永昌、騰越、南甸土司一帶之後，由於糧草難於接應，在這年閏三月二十四日前後撤回省會昆明[75]。當時，南明軍隊為數尚多，分別退到邊境地區。據清經略洪承疇疏報：除了李定國、白文選、祁三升、沐天波、高文貴、靳統武、楊武、梁傑、吳子聖、吳三省、郭尚賢、王國勛等在雲南迤西邊境地區外，還有廣國公賀九義帶領伯、將軍、總兵李承爵、雷朝聖、黃元才、王三才、張國用、趙得勝、楊成、彭應伯、何起龍、閻惟龍等部從臨安府撤至「沅江府（當為元江府）邊外」；「又有偽將軍都督鄒自貴、馬得鳴等領殘賊奔逃於順寧府邊外；再有偽伯李如碧等領殘賊奔逃於雲龍州邊外；又偽伯廖魚等領殘賊奔逃於瀾滄邊外；又偽國公馬寶、馬惟興、劉鎮國、高啟隆等領殘賊奔逃於麗江邊外。是雲南迤西及迤東接界俱所在有賊，所在需兵，先事防備，臨時進剿，實為今日至急要著」[76]。只是由於明軍撤退時似乎沒有一個通盤的計劃，兵將雖多，卻陷入一片混亂當中，指揮系統失靈，難以集中兵力對入滇清軍展開有效的反擊。

  [1] 《清世祖實錄》卷一一三。同書卷一一二記是年十月間命趙布泰駐防江寧。參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第五八六至五八八頁經略洪承疇揭帖。

  [2] 《清世祖實錄》卷一一四。阿爾津不久病死，見同書卷一一七。

  [3] 順治十五年二月初九日經略洪承疇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七九頁。

  [4] 康熙三十一年《貴州通志》卷五《大事紀》；道光三十年《貴陽府志》卷二《大事記中》：康熙六十一年《思州府志》卷七《事變志·事紀》；參見《清世祖實錄》卷一一八。

  [5] 康熙三十一年《貴州通志》卷五《大事紀》。

  [6] 馬玉《征行紀略》，計六奇摘編入《明季南略》，中華書局排印本卷十五。馬玉所記吳三桂軍至保寧和自保寧啟行日期與順治十五年三月十二日四川巡撫高民瞻揭帖、同月十五日四川巡按陳洪柱揭帖（二件均藏第一檔案館）完全一致。《清世祖實錄》卷一一六記順治十五年四月初十日吳三桂、李國翰奏報：「官兵敗賊於合州，斬獲甚多。」據隨軍的馬玉所見，合州「儼同鬼域，蓋彼此所不到也」。只是南明重慶總兵杜子香派「輕舟」溯嘉陵江到合州江口偵探清軍消息，並沒有戰鬥。

  [7] 馬玉《征行紀略》。劉健《庭聞錄》卷三記「三月初四日至合州」，誤。

  [8] 《庭聞錄》卷三。《清世祖實錄》卷一一八記：「賊首李定國、劉文秀遣偽將軍劉正國等率賊眾、象只在三坡、紅關等處據險設伏以拒我兵。」郭影秋《李定國紀年》第一五八頁說：「《播雅》云：三坡有二，一為桐梓北六十里，一在酉陽。此處當指後者。」判斷失誤。吳三桂軍正是由重慶、綦江、桐梓南下遵義的。諸書所記以馬玉《征行紀略》最為準確，他說吳軍「歷東溪、安穩、松坎、新站、夜郎」，前兩地屬綦江，後三地屬桐梓。《清世祖實錄》卷一二○記順治十五年八月吳三桂奏疏中有「臣兵至桐梓」語。清方文書內提及的三坡、紅關、石台關均在桐梓縣境。民國十八年《桐梓縣誌》卷十四《軍事中》云：「順治十五年六月（當為四月）……蜀師至三坡，桐梓兵民悉潰。劉鎮國拒戰，大敗。」同書卷六《輿地誌中·山脈》記，「山坡，古稱上天梯，言其險也」，距縣城六十里。「山坡」即三坡，同書卷二十趙旭、李銘詩均有《三坡》詩，述其「險峻處名上天梯」，又名滴淚三坡，為歷來兩軍相爭要地。「紅關」當作「虹關」，虹關又名酒店垇，即今桐梓縣地名「酒店」，在縣北一百五十里，「前連綦江界，升之若登九天，下之若降九淵」。石台關疑為石炭關之訛，桐梓縣有兩處名石炭關，一在東北，一「在西八十里，下有大石橫江，謂之關門石，為遵（義）、桐（梓）、仁（懷）三縣交界處」，見同書卷七《輿地誌下·關津》，今名石關。

  [9] 馬玉《征行紀略》。

  [10] 劉健《庭聞錄》卷三。

  [11] 道光三十年《貴陽府志》卷二《大事紀中》；《征行紀略》。《庭聞錄》卷三與《清世祖實錄》卷一一八均作在開州擊敗明總兵梁亦英部。按，《庭聞錄》卷三引吳三桂順治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奏疏曰「楊武原守倒水，經臣戰敗，至滇只領殘兵二百」，降清後「不勝暴戾」云云，可證梁亦英之名為誤記。

  [12] 參見《清世祖實錄》卷一二〇、《征行紀略》及《庭聞錄》卷三。明興寧伯王興與廣東文村的繡花針王興同名，降清原因三書記載稍有差異。

  [13] 順治十五年二月初九日經略洪承疇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八○頁。

  [14] 順治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偏沅巡撫袁廓宇揭帖，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三〇三頁。

  [15] 《清世祖實錄》卷一一八，豐寧司誤寫作「撫寧州」。

  [16] 道光《貴陽府志》記，羅大順於五月間「陷清平、新添。七月，洪承疇命張勇擊羅大順於新添，大順棄城走」。光緒《平越直隸州志》卷八《紀事》云：「七月，故明桂王都督羅大順夜焚新添衛城，經略右標總兵張勇赴剿，大順遁入十萬溪。」

  [17] 道光《貴陽府志》卷二《大事紀中》。一些史籍記載張先璧在順治九年保寧戰役後被孫可望杖斃，兩說必有一誤，待考。

  [18] 《清世祖實錄》卷一二○記：順治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固山額真侯李國翰卒」。馬玉《征行紀略》亦云：七月「二十八日。定西將軍墨侯以病卒於遵義」。

  [19] 楊老堡會議見《八旗通志》卷一四一《趙布泰傳》，原文說，多尼、吳三桂、趙布泰「會於平越府之楊老堡，議分兵進取雲南，多尼自桂（貴）陽入，三桂自遵義入，趙布泰自都勻入，訂以十二月會師雲南省城」。洪承疇在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揭帖中說：他「自貴州省城赴楊羅（當即楊老堡）迎王師會議，十月初七日回至平越府。」見《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上，第三四四頁。

  [20] 道光《貴陽府志》卷二《大事記中》。

  [21] 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經略洪承疇揭帖，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二二○頁。

  [22] 《征行紀略》。

  [23] 《求野錄》。

  [24] 見上引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洪承疇揭帖。

  [25] 據宣統元年《貴州全省地輿圖說·永寧州》記：「雞公背山，城東四十里，與關索嶺對峙。」按，明代在關索嶺置守御千戶所，「領有雞背堡」，雞背堡即雞公背，見民國三十五年《鎮寧縣誌》卷一《地理》。

  [26] 李成爵在《安順府志》等書中寫作「李成蛟」。涼水井在清方檔案及依據檔案修成的《清世祖實錄》中誤譯為「梁瑞津」。

  [27] 羅英《鄉征記》，收入光緒五年《畢節縣誌》卷十《藝文志·記》。

  [28] 見上引《安順府志》。

  [29] 民國《鎮寧縣誌》卷一《前事志》，卷二《營建志·橋樑》記，擊敗劉鎮國軍的是多尼部將白爾赫圖布葉錫；響水橋後來改名為化龍橋。

  [30] 據宣統元年貴州調查局印行的《貴州全省地輿圖說》，羅炎在貞豐州境內，有鎮、遞鋪，為北盤江渡口之一。

  [31] 咸豐《安順府志》卷三十一《信郡王傳》中說「卓布泰亦斬李成爵於羅炎河」。《八旗通志》卷一四一《趙布泰傳》僅雲擊敗「偽伯李成爵」於梁瑞津（涼水井）。

  [32] 據民國《興仁縣補志》卷首興仁縣略圖，魯溝在安龍縣北面，宣統《貴州全省地輿圖說》標於興義縣北；1986年版《貴州省地圖集》第八十一頁，涼水井、魯貢均在今貞豐縣境內，魯貢當即魯溝。在清方文書如《八旗通志》卷一四一《趙布泰傳》，卷二二二《邁圖傳》中寫作「魯噶」；卷二二三《布爾哈傳》寫作「蘆噶」：卷二二四《庫尼雅傳》《尹塔錫傳》《簡泰傳》則寫作「魯岡」：《清世祖實錄》卷一二三更寫作「陸格」。

  [33] 鐵索橋在永寧州之西、普安州安南縣之東，是由黔「入滇要道」，見咸豐《安順府志》卷四十六李肇基《盤江考》；卷四十七卞三元《重修盤江鐵索橋碑記》。

  [34] 咸豐《安順府志》卷三十一《名宦·信郡王傳》記三路清軍會於羅平。馬玉《征行紀略》云：吳三桂領軍「出交水大道，晤信郡王、征南將軍於板橋」。板橋在羅平縣東偏北。康熙三十年《雲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考》記，順治十五年「十二月，我師三路會於曲靖」；康熙三十五年《雲南府志》卷五《沿革》，康熙四十四年《平彝縣誌》卷二《沿革》所記相同。按，曲靖與羅平接境，三路大軍會合於這一地區應屬情理當中，但三將會面地點當以馬玉所記板橋為準。

  [35] 劉《狩緬紀事》。

  [36] 劉《狩緬紀事》。按，當時鞏昌王白文選已經退入雲南，但在四川的南明軍隊確實為數尚多。

  [37] 劉《狩緬紀事》。

  [38] 按，賓州在廣西；賓川州在雲南，屬大理府。《狩緬紀事》所記必為賓川州，傳抄時脫落一字。

  [39] 金維新原為李定國記室。郭影秋《李定國紀年》第一三八頁云：「近人李根源《曲石詩錄》謂『金公趾，名維新』，不知何據。」按，《求野錄》記「督理晉王李定國之軍事者為金維新，秩左都御史」。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記永曆十一年二月「以金維新為吏部侍郎」。劉健《庭聞錄》卷三記，李定國「為人勇敢剛直，目不知書。有昆明金公趾者知其可動，取世俗所傳《三國志演義》時時為之誦說，定國樂聞之。已遂明斥可望為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武侯。定國大感悟。」《行在陽秋》記撤離昆明時「晉府中書金公祉，雲南人，極言入蜀不利」。可見金維新即金公趾。徐弘祖在《徐霞客遊記》卷十一內記載他在崇禎十一年游滇時曾經在昆明會見金公趾，「金公趾名初麟，字頗肖董宗伯（其昌），風流公子也。……公趾昔好客，某奏劾錢士晉軍門，名在疏中，黜其青衿焉」。金公趾既擅長書法，好交遊，在明季又被革去生員，大西軍入滇後充當李定國記室極為可能。

  [40] 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記：「時清師三路會於曲靖。朝議猶莫知適從。有陳建者，舉蜀王遺表請入蜀。馬吉翔恐蜀將奪其權，力沮之。沐天波請走迤西，地近緬甸，急則退守阿瓦、太公諸城，緩則據大理兩關，猶不失為蒙段。上可其議。」這段話說明包括沐天波在內的雲南人士大抵是主張西遷的。

  [41] 《安龍逸史》卷下。

  [42] 《明末滇南紀略》卷八《西走緬甸》記：「晉王於十二月十六日回至省城，與鞏昌王等議，欲燒倉廒朝堂府署，惟留一空城。晉王云：我等到雲南十餘年，也作踐百姓勾了，若不留下倉糧，深為民累。於是不燒倉廒官署，騰城而去。」《安龍逸史》卷下云：「時秋糧已征貯，定國諭各營不得毀其倉廩，恐清師至此無糧，徒苦我百姓。或曰：上諭晉王，令勿燒毀也。」看來最後一種說法比較可信，但李定國同意當系事實。

  [43] 《明清史料》甲編，第五本，第四五九頁，經略洪承疇「為雲貴兵餉中斷，十分緊急」事揭帖。另外，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洪承疇揭帖中對「貴州米谷甚難」，不足以供應駐貴州清軍糧草的情況有詳細報告；順治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四川巡撫高民瞻報告四川「千里荒煙」，「一切糧餉俱從秦省略陽運發入川」（均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這都證明了清朝重兵入滇後，如果不是得到明方留下的大批糧食，極難立足，更談不上追擊。

  [44] 永曆「敕命之寶」現藏雲南省博物館，為暗綠色玉制，中斷為二，雖經黏合，仍稍有殘缺。這個玉璽曾有人懷疑為吳三桂偽周時期所造，經前輩學者核對永曆敕命文書所鈐印文，「尺度字形，不差毫黍」，證明是永曆遺物，見方國瑜《雲南史料目錄概說》，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三冊，第一二四二頁。按，永曆在位時間較長，所造不同用途的國璽應當有多種。方國瑜先生述及此「敕命之寶」時附帶提到朱由榔流落緬甸後，囊空若洗，群臣索俸，憤而將黃金製成之「皇帝之寶」鏨碎分給（方先生誤書為「皇帝之寶玉璽」，實為金制）。估計當時未必沒有玉制國璽，只是玉璽砸碎不值錢罷了。現存永曆三年五月永曆朝廷頒給左都御史袁彭年誥命絹本原件，上鈐「制敕之寶」，永曆國璽可考者至少有三種。

  [45] 劉《狩緬紀事》。

  [46] 道光《樂至縣誌》卷十四，人物，明按察司僉事宿士敏作《鄒公易齋傳》。參見道光二十一年《安岳縣誌》卷十二，《鄒簡臣傳》。

  [47] 劉健《庭聞錄》卷三。順治十六年二月十五日經略洪承疇密揭帖云：「職先於順治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具有雲南省城已報平服，防剿官兵亟應預計等事一疏。……」二月初二日他奉信郡王令諭親赴滇中，「職於今二月十六日自貴州省城起行，親赴雲南，以候信郡王臣商酌料理」。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五本，第四四八頁。

  [48] 劉《狩緬紀事》。

  [49] 劉《狩緬紀事》。

  [50] 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云：永曆十一年「二月，復以馬吉翔兼內閣。吉翔素黨可望，知不為朝議所容。時吏部侍郎金維新、兵部侍郎龔銘，方見重於定國，遂諂事之。二人言於定國，得奏請，即令入閣辦事」。

  [51] 《清世祖實錄》卷一二五。

  [52] 劉《狩緬紀事》。

  [53] 屈大均《安龍逸史》。

  [54] 《清世祖實錄》卷一二五。按，同書卷一二七記，順治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授偽德安侯狄三品為抒誠侯，偽總兵馮萬保為都督同知，以擒偽王馮雙禮來獻故也」。但狄三品實際官職僅為雲南廣羅鎮總兵，康熙元年病卒，同年九月其子狄從仁降襲抒誠伯，見《清聖祖實錄》卷六與卷七。

  [55] 《清世祖實錄》卷一二六。

  [56] 順治十六年八月向化侯譚詣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三十四冊，A34—123號。

  [57] 劉健《庭聞錄》卷三。

  [58] 順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四川總督李國英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十本。《清世祖實錄》卷一二〇記，順治十五年八月丙寅朔丙子日「平西王吳三桂奏報：賊寇薄重慶城，我軍炮擊賊船，傷死甚多，賊眾敗遁」。

  [59] 上引順治十六年八月向化侯譚詣揭帖。揭帖中沒有提到郝永忠、李來亨、王光興等部，估計是讓他們留守夔東基地，以防止湖廣清軍乘虛來襲。

  [60] 順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陝西四川總督李國英為「渝圍已解，謹匯報情形，仰祈睿鑒事」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十本，第九五八至九六一頁。

  [61] 《清世祖實錄》卷一三一記載，四川巡撫「高民瞻在重慶時，會夔門諸逆狂逞犯城，竟棄城逃遁，賴大兵救援始解」。同書卷一三八又記：「民瞻在重慶，值夔門諸逆犯城，民瞻棄城逃遁。」順治十七年七月查實，得旨革職。

  [62] 上引順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李國英揭帖。又，譚詣自稱他在順治七年、九年、十五年先後三次暗中派人向清方接洽投降。文安之部署水陸大舉進攻重慶後，他又到萬縣同譚弘密商歸附清朝，並派使者赴保寧通報軍情，見上引順治十六年八月譚詣揭帖。

  [63] 前引順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李國英揭帖。

  [64] 《清世祖實錄》卷一二五。

  [65] 前引順治十六年八月向化侯譚詣揭帖。按，譚詣自稱他擔心陸路明軍知道消息，自己星夜放舟趕到豐都殺敗「諸賊」，一直追到萬縣。這顯然是誇功之詞。明軍水師戰敗後東撤的殘餘水兵必然向陸師報告情況，文安之和領兵大將在基本失去水師戰船的情況下，只有決定退兵。

  [66] 劉健《庭聞錄》卷三。

  [67] 《殘明紀事》。劉健《庭聞錄》作：「俟敵至三伏，山巔舉炮，首尾橫擊之，片甲不令其逃也。」似更合乎情理。

  [68] 邵廷寀《西南紀事》卷十《李定國傳》。

  [69] 《殘明紀事》記盧桂生為定國中書。

  [70] 沙里布為多尼部將，蒙古鑲白旗固山額真。同時被擊斃者尚有阿達哈哈番琿津（見《八旗通志）卷一七〇《沙理布傳》、《清史稿》卷二二九，《琿津傳》、《沙爾布傳》，沙爾布即沙里布的另一譯音）。《清史稿·琿津傳》作：「十六年四月，克永昌。師渡潞江，明將李定國為伏磨盤山。師至，破其柵，琿津與固山額真沙爾布率眾深入，伏起，遂戰死，諡壯勤。」沙爾布傳云：「明年，與琿津同戰死，諡襄壯。」征南將軍趙布泰的侄兒多婆羅也被擊斃，見《清世祖實錄》卷一三七。

  [71] 屈大均《安龍逸史》記：「名望為流矢中目，自刎死。」明將在磨盤山戰役中犧牲者除竇名望外，諸書記載頗有分歧，如《庭聞錄》記王國璽為王璽亦與名望同時陣亡，然劉《狩緬紀事》記他自己和王國璽一道在庚子（順治十七年）正月被叛將楊武所俘，三月解至昆明。

  [72] 《南疆逸史》卷五十二《李定國傳》作孟定土府；劉健《庭聞錄》也說：「定國遂收余兵走孟定。」郭影秋著《李定國紀年》第一七二頁認為《逸史》所記可靠。

  [73] 雍正九年《建水縣誌》卷三《兵防》記：盧桂生，字月仙，四川墊江縣人，選貢，順治年間任整飭臨元兵備道。道光二十七年《澂江府志》卷八《秩官》記盧桂生於順治十七年任臨元道，又雲任迤東道。劉健《庭聞錄》記盧桂生初降時任清大理府知府。

  [74] 《清世祖實錄》卷一三七。

  [75] 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二十九日「經略洪承疇密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第五九五至五九六頁，其中云：「三路追賊大兵皆以雲南迤西無糧，不能久駐。今信郡王大兵俱駐於雲南省城及近州近所；平西王臣大兵分駐於省城西北之富民、羅次二縣，僅離百里；征南將軍臣大兵駐札省城東南之宜良縣，離省城僅一百二十里，各行歇餵。」

  [76] 見前引洪承疇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二十九日密揭帖，《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第五九五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