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劉文秀進攻常德失利

  從1653年（永曆七年、順治十年）春天開始，明清雙方在湖南戰場上長期處於相持局面。這是由於雙方都吃了苦頭，實力又大致相當的緣故。就南明方面來說，孫可望既同李定國鬧摩擦，自己親自指揮的寶慶周家鋪戰役又以敗北告終，自然不敢輕舉妄動，在相當一段時間裡扼守著辰州（沅陵）、沅州、武岡一線，同清軍對峙[66]。清朝方面也吸取了桂林、衡陽連遭重大挫折的教訓，在湖南的滿漢大員避免重蹈覆轍，力主持重，守著常德、長沙、寶慶地區，待釁而動。這年（1653）十一月，洪承疇以經略大學士的身份到達武昌。在摸清了雙方兵力部署之後，深知自己面臨的局勢相當棘手，憂心忡忡地向清廷奉報：

  湖廣地方遼闊，襟江帶湖，山川險阻，為從來形勝之地。今寇亂多年，用兵最久，人皆知逆賊孫可望等抗拒於湖南，而不知郝搖旗、姚黃、一隻虎等肆害於湖北。兼以土寇附合，苗賊脅從，群聚搶攘，是湖廣腹里轉為沖邊要害。臣今暫駐武昌，見聞最切。如辰、沅、靖州見為孫逆等賊盤踞，水陸不時侵犯。寶慶所屬之新化、城步各縣雖經歸附，而孤懸窵遠，屢報危急。永州府地界西粵，瑤賊出沒無常。桂東、桂陽又與江西之袁州、吉安各山縣接壤，有紅頭逆賊結聚，官兵見在會剿。至常德一府，前逼辰、沅，後通澧州，苗蠻雜處，時常蠢動。即衡州、長沙雖已收服，而逆黨觀望，實繁有徒。此湖南之情形也。以湖北論之，漢陽、黃州、安陸、德安四府粗安，而鄖陽之房縣、保康、竹山、竹溪四縣有郝搖旗、劉體純、袁宗第等諸寇，窟穴於羊角等寨，每營萬餘，虎踞縣界，殺擄肆行。鄖縣、鄖西、上津三縣，前此尚恃一水可隔，今賊竟擄舟渡江，兩岸蹂躪，逼鄖陽僅數十里。近又自均州槐樹關渡河者萬計。襄陽之宜城、南漳、均州、谷城四州縣有一隻虎（李過，即李赤心）養子小李（即李來亨）、馬蹶子（即馬重禧）、黨守素、李世威等諸賊，位於七連坪等處，將居民逼扶（挾？）供糧。光化縣倚山濱江，殘廢無人。荊州府屬之歸州及巴東、興山、長陽三縣接連西蜀，雖升補官員，從來未入版圖，無任可到，為姚黃、王二、王三等諸逆老營。而夔州之界，只有賊首譚詣、譚韜諸頭目數營，俱窟穴於巫山縣等處，游搶於彝陵、鄷都、遠安、松滋、枝江五州縣地方。鄖陽治臣朱國治屢報賊情緊急，亟圖會剿。此湖北之情形也。計今日官兵分布機宜，湖南見有滿洲大兵、陝西滿兵及提督各總兵等官兵，分駐武岡、衡州、寶慶、常德一帶，可備防禦。然各郡窵遠，聯絡不及，實有首尾難顧之慮。若荊州屬縣，賊孽正熾，倘由澧州而犯常德，或截岳州以犯湘潭，不惟我兵腹背受敵，而大江以南，恐至騷動，此尤當急為籌劃。臣與督臣祖澤遠會商，長沙系湖南、北總會之區，衡、永、辰、常、寶慶必由之路，即（既）可以接雲貴，又可以達廣西，武昌藉以為屏藩，江右倚以為保障，臣必往來駐紮其間，始可回應調度，相機進取。……[67]

  《清實錄》在記載上引奏疏，底下接著說：洪承疇「又疏言：頃者桂林雖雲恢復，其實附郭止臨桂一縣，外郡止靈川、興安、全州三州縣而已。逆賊李定國距省僅二百里，眈眈思逞，滿洲援剿官兵豈能久留？將來恢復州縣，何以分守，兵至則賊退，兵去則賊複合。彼逸我勞，甚犯兵家之忌。又若孫逆探我兵出援，因以靖、沅賊兵截粵西險道，則我首尾難顧，反置孤軍於徼外，種種危形，顯然易見。……」[68]

  身膺經略五省重任的洪承疇這樣連篇累牘地叫苦，有他不得已的隱衷。清廷委派他統率從各省抽調來的「精銳」漢兵經營五省，本意是推行以漢制漢政策，順治九年跟隨尼堪、屯齊等出征的大批滿洲八旗兵被牽制在湖南，急需返京休息。所以，清廷在委任洪承疇之時，頗有言聽計從的樣子，實際上是讓歸附清朝的漢族官僚、兵將扮演征服西南未定地區的主角。然而，洪承疇指定調集的兵馬只有一萬多人，加上原駐湖廣、廣西、四川的綠營兵也絕對難以同孫可望、李定國等指揮的南明軍隊相匹敵。跟隨他進入湖廣的一個幕僚寫道：「時可望營頭眾盟八十餘萬，各省俱備，獨秦人有萬餘。」[69]對明軍兵員數估計過高，但南明兵力尚強當系事實。1654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三月底到四月初，洪承疇帶領調集的漢兵「精銳」到達湖南，駐防岳州、長沙、寶慶一帶，貝勒屯齊立即班師回京，這支八旗兵的進軍是清朝入關以來損兵折將、被拖住時間最長又最無戰果的一次軍事行動[70]。屯齊部八旗兵久戍得代以後，洪承疇知道僅僅憑藉自己麾下的兵力要對付孫可望直接指揮的湘西、貴州明軍和夔東十三家軍隊不僅不能克敵制勝，連守住湖北彝陵、荊州，湖南常德、長沙、寶慶一線都毫無把握。至於他經略範圍內的廣西大部分地區仍為南明大將李定國所控制，就更是力不從心。何況，當時湖南久經戰亂之後，地方殘破，「大敵在前，小寇在野。滿兵絡繹，加送迎之煩。而招徠一二難民亦復鼠竄。百姓不來，有司欲去」。經略駐節的長沙「滿城極目蕭條」[71]，寶慶「城內城外無民無房，並蔬菜買賣俱無」[72]。憑藉這樣一個爛攤子要同明軍相周旋，確實不容易。在這種情況下，洪承疇一面竭蹶從事，努力組織綠營等漢兵固守地方，一面請求朝廷另遣滿軍助戰，督促清廷命靖南王耿繼茂迅速移鎮廣西梧州，實際意圖是把攻取廣西、牽制李定國部明軍的責任推給廣東當局。[73]

  清廷收到洪承疇的奏疏以後，也知道單靠洪承疇節制的漢族兵馬難以同明軍一競高低，就在1653年（順治十年）十二月任命固山額真陳泰為寧南靖寇大將軍，同固山額真藍拜、濟席哈、護軍統領蘇克薩哈等帶領滿洲八旗兵前往湖北、湖南鎮守。敕諭中說：「爾等公同經略輔臣洪承疇悉心商確，擇湖南、湖北扼要之處駐札，其用兵機宜，悉同經略議行。……」[74]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陳泰被任命為寧南靖寇大將軍雖在1653年底，他統兵南下卻是相當晚的，大約是在屯齊部清軍1654年回京之後方才起行，到1655年（順治十二年）春夏之際陳泰派出的先遣八旗兵固山額真濟席哈（季什哈）和藍拜的軍隊才進入湖南，他本人帶領的軍隊行至湖北監利縣境因江水泛濫，河堤衝決，無法前進[75]，直到病死軍中也未能參加戰鬥。二是清廷給他的敕諭措辭上頗有講究，只命他「鎮守」和「駐札」湖北、湖南的扼要地方，而沒有「進取」「剿滅」字樣，這充分反映了清廷統治者自知己兵有限，南明軍勢尚強，再也不敢孤注一擲了。清方在周家鋪戰役險勝之後，滿、漢大員屯齊和洪承疇等人滿足於株守湖南腹地，避免同近在咫尺的明軍決戰。明軍方面也同樣偃旗息鼓，毫無作為。孫可望在寶慶失利後自知斬將搴旗非己所長，決定重新起用撫南王劉文秀。可是，劉文秀自從保寧戰敗被剝奪兵權後，日趨消極。據史書記載，他廢居昆明時「益循循，謹訓子（劉震）讀書為儒者風，欲入雞足山學道」[76]。1654年初在孫可望堅持下他出任「大招討」，由於上面已述的原因，他未能及時領兵出征。直到1655年（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春，劉文秀才率領大將盧明臣、馮雙禮等部馬、步兵丁六萬、象四十餘只，踏上了東攻湖廣的征途。四月，劉文秀部集結於湖南辰州（府治在沅陵），計劃先攻占常德，切斷洞庭湖西面湖北、湖南的通道，然後收復長沙、衡州、岳州，得手後再北攻武昌[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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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劉文秀的部署，明軍進攻常德採取水陸並進的方針。他派盧明臣率領一支軍隊乘船由沅江前進，自己率軍由陸路進發。當時，正值漲水季節，盧明臣的軍隊乘坐一百多艘船隻順江而下，四月十七日即攻克桃源縣，活捉清朝知縣李瑢。[78]可是，劉文秀親自帶領的主力卻因為連日下雨，溪水猛漲，道路泥濘，行進非常困難，「馬步兵滯留數十日」，根本無法同盧明臣所統水路軍隊配合作戰。

  清朝五省經略洪承疇和寧南靖寇大將軍陳泰得到劉文秀大軍入湘的消息後，迅速做出對策，除了從衡州等地抽調軍隊回守省會長沙外，五月初十日，調遣荊州滿洲八旗兵趕赴常德，加強防禦力量[79]。五月二十三日夜，盧明臣部進至常德城下，遭到優勢清軍伏擊，由於得不到陸路明軍的支援，激戰到次日，盧明臣中箭落水犧牲，水路明軍幾乎全軍覆沒。[80]清軍乘勝加強了面對辰州的防務。劉文秀水、陸兩路夾攻的計劃既告失敗，盧明臣的陣亡又嚴重影響了士氣，他隨即放棄了攻取常德的計劃，帶領軍隊退回貴州。孫可望對劉文秀的舉措深表不滿，又一次解除他的兵權，讓他返回雲南昆明閒住。

  劉文秀出師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出任大招討就很勉強，缺乏克敵致勝的信心，水師失利之後，他自己統率的主力並沒有同清方對陣即自行撤返。上文說過，陳泰本人帶領的清軍因道路被洪水淹沒受阻於湖北監利縣境，此後不久陳泰就病死於軍中。劉文秀在前鋒失利、主力完整的情況下本來還可以尋找戰機，他的不戰而返，說明他無意於此。其次，在戰術上劉文秀沒有考慮到當時的天時、地利。水、陸並舉的方針固然正確，但是在夏汛到來之際應該率陸路兵馬提前行動，然後才出動水師，由於他安排不當，致使水師孤軍深入，陷於呼應不靈的絕境。

  孫可望任命劉文秀為大招討，本意是讓他在1654年（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率軍由湘出長江，同張名振等會師，奪取江南。當時屯齊部清軍北撤，陳泰部清軍尚未南下，正是一舉擊破清經略洪承疇拼湊的漢軍、進取江南的大好時機。由於孫可望的圖謀篡位，劉文秀只好按兵不動，導致東、西會師的計劃全盤擱淺。在幾經拖延之後，劉文秀才在1655年五月部署了進攻常德之役。這是原大西軍聯明抗清以來，最後一次主動出擊的軍事行動。劉文秀無功而返，隨之而來的是圍繞擁戴和取代永曆帝的內部傾軋，南明朝廷已經無力東顧了。清方在陳泰病死後，於1655年（順治十二年）八月任命固山額真阿爾津接替寧南靖寇大將軍職務[81]。阿爾津同洪承疇統率的滿、漢官兵在軍事上也沒有取得什麼進展，基本上仍是在湖南西部同明軍相持。1656年（順治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洪承疇在奏疏中承認自己奉經略之命「將及三年，犬馬之勞不辭，而尺寸之土未恢」[82]。這種局面直到南明內訌，孫可望叛變投降清朝才改觀。

  [1] 邵廷寀《東南紀事》卷十《張名振傳》。

  [2] 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卷十二《張名振傳》。鄭達編輯的《野史無文》卷十收《張名振傳》記：乙酉年（1645）「六月初十日，名振刺『赤心報國』四字於背，自石浦帶兵三千，合新募萬人，十七日至蕭山。」此文未註明作者，推測為張名振之監軍金鐘所撰。查繼佐《罪惟錄》卷十二之下《張名振傳》雲，辛卯（1651）「名振既間關監國，為之乞援國姓思明州。國姓責以無功，名振乃露背所刺『盡忠報國』字樣，矢不二。成功心動……」沈光文《挽定西侯》詩中有「留將背字同埋土」句，注云「背上刺有『忠心報國』四字」，見侯中一編《沈光文斯庵先生專集》（台灣文海出版社出版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四輯）。張名振效法岳飛刺字於背，確有其事，但前二字有三種不同記載。

  [3] 楊英《先王實錄》。

  [4] 順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兵部尚書噶達洪等題本殘件，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九十四頁。

  [5] 順治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兵部尚書噶達洪等題本，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七十二頁。

  [6] 吳興許杏霞堂刊《鄭延平年譜》。許浩基的說法頗有代表性。他把初入長江列在癸巳年（順治十年，1653）三月，並雲張名振於此時至金山「題寺絕壁」；次年甲午（順治十一年，1654）「正月，張名振再入長江」，至於第三次入長江則避而不談。直到目前各種史著對「三入長江」的時間仍然說不清楚。

  [7] 順治十年九月江寧巡撫周國佐「為洋寇乘勢鴟張，海邑人心煽惑，微臣謹率旅親臨，以寢邪謀，以鞏地方事」揭帖，影印件見《明清檔案》第十七冊，A17—161號。

  [8] 有的史著認為張名振部明軍到達崇明沙洲就是「三入長江」的開始，這是不對的。崇明諸沙洲位於長江出海口，明清雙方都把它們看成沿海屏障，而不當作內地。如順治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江南總督洪承疇揭帖中說：「蘇州府屬八州縣，惟崇明縣設在海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第五○三頁。

  [9] 順治十一年三月初七日兵部尚書噶達洪等「為塘報海寇突犯京口等事」題本，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七十六至七十九頁；順治十一年五月「江寧巡撫周國佐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九冊，A19—181號，同件又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二本，第一八二頁；順治十二年三月江南總督馬國柱「為沿海失事頻仍等事」揭帖，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一一六至一二三頁。

  [10] 登金山賦詩見計六奇《明季南略》《張名振題詩金山》條，商務印書館版在卷十，中華書局版在卷十六，詩末句中華本作「會看大纛禡龍津」，應從中華本。張名振題詩時間在後記中明言「甲午孟春月」，即順治十一年正月。同年清江南江西總督馬國柱題本殘件中說：「臣於本年正月二十二日據鎮江副將張塘報，海寇船隻數百隻乘風上犯，傍岸而來，到金山西馬頭，請發援兵策應等情。」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二本，第一一九頁。清工科給事中翁自涵在順治十一年五月揭帖中也說：「賊登金山頂橫槊賦詩，假仁假義，煽我人心。」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二本，第一七九頁。張煌言《張蒼水集》第二編《和定西侯張侯服留題金山原韻六首》，當系同行時所作。

  [11] 《明季南略》中華書局版卷十六《張明正題詩金山》（明正當作名振）條記，計六奇親身見聞：正月「二十三日上午，予以候試江陰，因詣北門遙望，見旌旗蔽江而下，彼此炮聲霹靂，人人有懼色」。顯然，這是明軍回舟東下。但他在這一條里記張軍正月「十三日抵鎮江，泊金山」，「二十日明正等白衣方巾登山」，次日復登山，遙祭孝陵，設醮三日，掠輜重東下，似乎明軍在金山停留長達十天，與清方檔案不符。

  [12] 《漕運總督沈文奎殘題本》，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二本，第一九四頁。

  [13] 順治十一年五月十一日安徽巡撫李日芃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三七頁。

  [14] 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六。張名振入長江兵力據清方奏報為六百餘艘，計六奇寫作「千餘」，估計偏高。

  [15] 《明清史料》己編，第二本，第一九三頁。張名振軍在儀真焚燒鹽船事在四月初旬，胡來相大約是風聞入告，誤寫作「今春」。

  [16] 張王治《工垣諫草》下冊，「為鹽法關係甚重，謹陳責成之法以垂永久事」題本。此書前有魏象樞、韓詩順治十二年寫的序，約為順治年間刻本。

  [17] 順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江寧巡撫周國佐「為賊艘入江窺漕等事」題本，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九十二至九十三頁；順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兵部尚書噶達洪等題本，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四十二至四十三頁。

  [18] 張名振五月間南下浙江、福建時，清江南總督馬國柱、江寧巡撫周國佐上疏「鋪敘誇張，居功自飾」。其實，清廷也知道張名振「忽爾開?南下，明有狡謀」。「逆賊仍踞稗沙等處，應行令該督、撫、鎮嚴加防守……勿得稍有懈弛，致墮狡謀」。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四五頁，順治十一年九月江寧巡撫周國佐揭帖。

  [19] 順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江南總督馬國柱題本，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五十至五十四頁。

  [20] 姚廷舜《歷年記》中，見《清代日記匯鈔》。

  [21] 《明清史料》己編，第三本，第二二一頁缺名殘揭帖；同書第二二二至二二三頁江南江西總督殘揭帖。按，這兩個殘件均無年月，但二二二頁殘揭帖內有「十二□十八日辰時」，必為十二月十八日。

  [22] 南明永曆朝廷任命的「督撫浙江軍務兼恢剿閩、直」右僉都御史陳璧當時正隱蔽於江蘇常熟，在《甲午五十除夕》詩中云：「未知天命將何似，莫問樓船海上軍。」自註：「是月聞海兵進京口。」甲午除夕日他只說海師進至京口，還沒有得到退出長江的消息。見《陳璧詩文殘稿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排印本，第二十九頁；參見魯可藻《嶺表紀年》卷四。

  [23] 順治十二年五月江南總督馬鳴珮殘揭帖，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三本，第二三五頁。

  [24] 張煌言《北征錄》，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一九二頁。鄭達《野史無文》卷十三，此句作「此後三入長江，登金山，掠瓜、儀而歸，因師旅單弱，訖鮮成績」。

  [25] 順治十二年三月江南總督馬國柱揭帖，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一二三頁。

  [26] 順治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兵部尚書噶達洪等題本，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三十四至三十六頁。

  [27] 《明清史料》丁編，第二本，第一一九頁，江南江西總督馬國柱題本殘件。

  [28] 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八《嶺外稿》卷中《姚吳二君墓志銘》《祭姚默先文》。

  [29] 沈佳《存信編》卷四。

  [30] 錢肅潤《南忠紀·教諭眭公》條云：「眭明永，號嵩年，丹陽人，補華亭學博。清兵至，書於明倫堂曰：「明命其永，嵩祝何年。生忝祖父，死依聖賢。』自縊未死，大罵清兵遇害。」

  [31] 《明清史料》己編，第二本，第一八四至一八八頁《刑部殘題本》《江南江西總督馬國柱殘題本》。按，殘題本中說：「與孫可望來的人姚志卓同去。」可證明姚志卓在這以前曾經去過貴州。

  [32] 清江南江西總督馬國柱順治十一年奏報擒獲「叛逆」殘題本中提及「未獲」人員有「張沖甫」，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二本，第一○九頁。

  [33] 彭士望《恥躬堂詩鈔》（咸豐二年重鐫本）自序中寫作張仲符，卷十六《山居感逝》詩中寫作張沖符。

  [34] 任光復《航海紀聞》中記載魯監國政權中有兵部侍郎張沖符；李聿求《魯之春秋》卷二、卷十一作兵部侍郎張中符。

  [35]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乙酉日曆》中記乙酉年（1645）五月初六日「茅山道士張充符過訪，言大司監俱有引退者，而韓內監贊周且削髮。時事可慨矣」。可見，在魯王朱以海監國以前張充符確為「茅山道士」，但關心時事，同南明高層人士有來往。魯監國時出任兵部侍郎，後仍以「茅山道士」身份潛伏清統治區進行復明活動。

  [36] 錢謙益《牧齋全集·投筆集·後秋興三之三》。姚志卓在魯監國政權中原任平原將軍，見林時對《荷牐叢談》卷四，後加封仁武伯。錢謙益作詩時借明人典故諱「漢」字為兵士，「先裝五百羅漢」即先募數百士卒隱語，仁武伯改稱神武，也是一種遁詞。按，明代有宗室名漢，自諱其名，其子讀《漢書》，諱曰讀「兵士書」；其妻供十八羅漢，諱曰「供十八羅兵士」。見謝肇淛《五雜組》。

  [37] 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卷十八。按，是書記載於順治十年春，略誤，上引檔案證明十年十一月姚志卓才從貴州回到江蘇。

  [38] 參見《張蒼水集》第一○九頁。

  [39] 張煌言《張蒼水集》。

  [40] 《瞿式耜集》卷一，奏疏，永曆三年九月《報中興機會疏》，疏中轉報了錢謙益手書。

  [41] 錢謙益《投筆集·後秋興六之一》。

  [42] 順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經略洪承疇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四六頁。

  [43] 見上引順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洪承疇揭帖；參見順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經略洪承疇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四三頁。

  [44] 順治十二年（原件無奏報日期，僅雲「順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到」）吏科右給事中郭一鶚「為嚴責成以重江防事」揭帖，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一二八頁。

  [45] 《明清史料》己編，第三本，第二六九頁。此件為殘本，無年月，考張王治在順治十一年十一月仍任工科給事中，十二月初三日任刑科右給事中，順治十二年九月解職出京，此件當為十一年十二月至十二年春之間所上。

  [46] 沈桂《存信編》卷四。黃宗羲《行朝錄》卷五《永曆紀年》載：「永曆八年甲午正月壬辰朔，上在安龍府。……詔以劉文秀為大招討，都督諸軍，出師東伐。」《明末滇南紀略·慕義開科》記甲午歲（1654）「春末調蜀王劉文秀帶滇中久練兵士齊赴貴州」，下文即述劉文秀、盧明臣是年七月攻湖南常德。記載有誤，攻常德是次年（1655）的事情，當時劉文秀也尚未封蜀王。

  [47] 陳乃乾、陳洙纂《徐闇公先生年譜》，在徐孚遠《釣璜堂存稿》一書之首。

  [48] 沈佳《存信篇》卷四。

  [49] 沈佳《存信篇》卷四。

  [50] 康熙三十五年《雲南府志》卷五《沿革》記：「六月，孫可望謀僭號，不果，復如貴州。」《雲南備征志》卷十七，倪蛻《雲南事略》，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均有此記載。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記：「十一年甲午六月，孫可望自貴州還雲南，復入貴州。張勝率兵同往。」

  [51] 孫可望《望水亭記》，民國三十五年《鎮寧縣誌》卷四，藝文志引舊志稿。按，鎮寧縣在明代為安莊衛，從未修志；清朝道光至光緒年間修了一部《鎮寧縣誌稿》，未刻版印刷。20世紀40年代地方當局訪得該稿本，修成《鎮寧縣誌》。明清之際著名人物孫可望留下了少量奏疏，但他寫的文章極為罕見。他為黃果樹瀑布題的「雪映川霞」四字在瀑布後水簾洞內，「款識已漫滅」。

  [52] 《存信編》卷四。

  [53] 《存信編》卷四。

  [54] 王思任《王季重十種》，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三十五頁《頌節錄序》。

  [55] 《張蒼水集》第一四八頁《送吳佩遠職方南訪行在兼會師鄖陽》。

  [56]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

  [57] 《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四一頁。

  [58] 《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七十七頁。

  [59] 《明清史料》己編，第三本，第二六九頁。

  [60] 佟國器《三撫捷功奏疏·查覆疏稿》，順治十二年十二月福建巡撫宜永貴為塘報事。

  [61] 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三本，第二四五頁。

  [62] 順治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兵部尚書李際期題本，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一二八至一三二頁。按，南田為浙江象山縣南與石浦相對的海島。

  [63] 《先王實錄》。

  [64] 《清世祖實錄》卷九十一。

  [65] 《清世祖實錄》卷九十三。

  [66] 順治十一年七月初二日經略洪承疇揭帖中說：「孫逆黨眾見占踞辰州、沅州、武岡各處。」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五○頁。

  [67] 洪承疇的這件題本收入《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上），第一一九至一二一頁；但這部書的編者將此題本系時於「順治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其實是順治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同一內容摘要見《清世祖實錄》卷七十九，順治十年十一月庚申日，是月癸巳朔，庚申即二十八日。何況，順治九年洪承疇還沒有被任為五省經略。

  [68] 《清世祖實錄》卷七十九。

  [69] 丁大任《入長沙記》，丁當時在偏沅巡撫袁廓宇幕中任職。

  [70] 順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經略洪承疇揭帖中說：「四月初旬，官兵方到各縣，正在安插間，即值貝勒大兵班師。」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四六至一四八頁。

  [71] 丁大任《入長沙記》。

  [72] 順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經略洪承疇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四八頁。

  [73] 《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五〇頁，經略洪承疇順治十一年七月初二日揭帖。

  [74] 《清世祖實錄》卷七十九。

  [75] 順治十二年七月初六日經略洪承疇揭帖，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二六六頁。《清世祖實錄》卷九十三記順治十二年八月「革澧州道張國士職，以大軍將往荊州，推諉路險難行，不加修葺，貽誤軍機也」，可資旁證。

  [76] 沈佳《存信編》卷四。

  [77] 康熙二十四年《桃源縣誌》卷一《兵燹》記：「乙未十二年，春二月，寇復東下，知縣李瑢被執去。札營邑之鄒市、李家洲等處，尋旋兵。夏五月，寇大舉，水陸俱下，步馬十餘萬，象四十餘只，列營燕子寨一帶。連雨溪漲，馬、步兵滯留數十日，以水師前鋒敗死，宵遁。」《清世祖實錄》卷九十二，順治十二年六月寧南靖寇大將軍陳泰疏報，劉文秀、盧明臣、馮雙禮所統兵馬為六萬，船千餘艘。《清史列傳》卷四《陳泰傳》也說劉文秀、盧明臣、馮雙禮「帥師六萬、樓艫千餘，分兵犯岳州、武昌，而文秀以精兵攻常德」。

  [78] 順治十二年七月初六日經略洪承疇「為察報桃源失事情形」揭帖，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二五八至二六四頁。

  [79] 經略大學士洪承疇揭帖殘件（順治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到）云：「常德府於四月十七日果有賊警，二十三日報到衡州。五月初十日職聞荊州已發大兵赴常德援剿。」（《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六一頁）《清史列傳》卷六《蘇克薩哈傳》說：「十二年，賊帥劉文秀遣偽將盧明臣、馮雙禮等分兵犯岳州、武昌，蘇克薩哈（時為鑲白旗護軍統領）伏兵邀擊，大敗賊眾。明臣等復遣賊縱艦拒戰，又擊敗之。文秀引兵寇常德，戰艦千餘蔽江而下，蘇克薩哈指揮軍士，奮勇截擊，明臣等悉眾抗禦，我軍協力撲剿，六戰皆捷，縱火焚其船，斬獲無算。明臣赴水死，雙禮被創遁，降其偽副將四十餘人，文秀走貴州。」

  [80] 《清世祖實錄》卷九十二記，大將軍陳泰這年六月奏疏中說：「明臣赴水死。」《清史列傳》卷四《陳泰傳》記常德戰役清軍先後在常德城下、沅江中、德山下擊敗明軍，接著在龍陽（今湖南漢壽縣）又敗明軍，盧明臣即在此地「赴水死，（馮）雙禮被創遁」。龍陽靠洞庭湖西，參考清方奏報，劉文秀的戰略意圖很可能是遣盧明臣、馮雙禮率舟師由沅江入洞庭湖，東攻岳州。沈佳《存信編》卷五記，永曆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丙午，「劉文秀、馬進忠與武大定等攻常德，不克。……七月癸未朔，孫可望命劉文秀、馮雙禮、楊國棟、莫宗文、盧明臣等領兵由辰州襲取常德，水陸並進。明臣戰舡夜至常德城下，清將楊□（當為楊遇明）伏兵暗擊之，明臣中箭墮水死，水師遂敗，陸兵走回」。誤將常德戰役寫成五月、七月兩次。

  [81] 《清世祖實錄》卷九十三。

  [82] 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五六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