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潞王朱常淓監國和降清

  弘光一行從南京倉皇出逃，在溧水失散之後，大學士馬士英帶著貴州兵四百護衛朱由崧的母親鄒太后前往浙江。途經廣德州時，知州趙景和懷疑其中有詐，關閉城門不讓進城。馬士英大怒，攻破該城，把趙景和處斬，大肆搶掠之後才離去。五月二十二日，馬士英奉鄒太后到達杭州，潞王朱常淓以及在杭州的官員都來朝見。當時，馬士英還希望朱由崧到達太平、蕪湖後依靠黃得功等部兵力扭轉戰局。不久，阮大鋮、朱大典和總兵方國安等逃來，才知道黃得功兵敗自殺，弘光帝被俘。馬士英沒有指望了，就同在杭州的官僚商量請潞王朱常淓監國。六月初七日，文武官員朝見鄒太后，請命潞王監國。鄒太后隨即發布懿旨給朱常淓：「爾親為叔父，賢冠諸藩。昔宣廟東征，襄、鄭監國，祖憲俱在，今可遵行。」[116]

  以太后懿旨名義命潞王監國，是為了給朱常淓即位繼統增添合法性。然而，這時的形勢已經同上年江南立國時大不一樣，朱常淓唯恐出任監國將成為清方打擊的主要目標，拒絕接受；在弘光太后流著眼淚反覆勸說下，他才勉強答應。[117]

  請記住𝐛𝐚𝐧𝐱𝐢𝐚𝐛𝐚.𝐜𝐨𝐦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六月初八日，朱常淓就任監國。黃道周記：「八日己未，潞藩始監國，諸臣朝見畢，潞藩素服過謝慈禧宮。馬士英、阮大鋮、朱大典、袁宏勛、張秉貞、何綸十餘人各彩服黃蓋腰黃白入謝。皇太后服淡黃衣白襦，左右侍女各素葛衣。受朝御畢，潞藩見余素服角帶，與馬輔並立，問：『此為誰？』余出袖中名單付李承奉。殿下欣然，謂：『先生真一代忠良，今日幸共任大事。』又執馬輔袖云：『先生每事與黃先生商量。』馬輔傲然不屑也。而朱大典遽云：『黃家不知事，吾從行在為聖駕開道來，何不問我，輒問黃家講話？』余謝云：『既為聖駕開道，今日聖駕安在？』遂散出。從潞府面朝時，馬、阮、朱、袁俱未到，余先至殿中，殿下遽請見，命坐賜茶罷，問：『今日何以教我者？』余云：『用賢才，收人心，破故套，行王道，為今日要務。』殿下輒云：『和氣致祥，家不和事不成。今日之事，先生與馬輔思量。』余云：『事有思量不得者，如蒼素迥不相入。如今日在兩浙，要用兩浙人望所歸。劉宗周是江東老成，如何堅不召用？』殿下云：『馬輔恐劉家來又分別門戶。』余云：『只為門戶兩字，破我乾坤。今奈何又聽其邪說？』殿下云：『馬輔今手握重兵，如何不與商量。』余云：『俱非職意想所及。』謝出，見何侍御，乃知馬輔與阮、朱諸人議監國且不即真，以俟北人動定……」[118]

  朱常淓出任監國後，任命浙江巡撫張秉貞為兵部尚書[119]，以嘉湖道吳克孝接任巡撫，以潞府曾長史為監軍御史前往方國安營，「令發兵分守千秋嶺、獨松關、四安鎮等處」，翰林簡討屠象美兼兵科監閣部兵往蘇州同總兵王之仁堵遏；又令御馬監太監李國翰、司禮監太監高起潛扼防平望。[120]但是，實權仍在馬士英一夥手中。黃道周在啟本中指出清兵占領南京以後，浙江、江西各地官紳如原任戎政尚書張國維、右庶子楊廷麟、江西巡撫李永茂等人紛紛召募義兵，證明民心可用，「克復之業，早有同心，皆喁喁引領以待。殿下誠得黃鋮一麾，應期畢集，上清鐘山之塵，次復燕京之業，以仰附鱗翼，傳世無疆」[121]。黃道周只談了浙、贛兩省的義兵情況，實際上當時清軍尚未占領的地方還相當大，他的意思僅在於說明浙江未嘗不可以守，勸朱常淓不要只看到馬士英、阮大鋮等掌握的少數兵力。所以，他在朱常淓監國的第二天就建議十天之內即位為帝，「使群臣百官有所瞻依」[122]。

  可是，朱常淓卻是個扶不起的阿斗，監國次日（六月初九日）就按照馬士英的意見，派陳洪範去同清軍講和，以割讓江南四郡為條件。陳洪範在弘光朝廷初立時曾隨同左懋第去北京通好，暗中投降了清朝，被派回江南充當內奸。他回到江南以後寫了一篇名為《北使紀略》的文章恬不知恥地宣揚自己效忠於明朝廷，背後卻到處散布清軍勢大難敵，勸人及早投降，被人稱為「活秦檜」[123]。這次，又在馬士英主持下作為監國潞王的代表，乘坐懸掛著「奉使清朝」旗幟的船隻[124]，去同清方密商賣國事宜了。初十日，朱常淓命黃道周為大學士入閣辦事；馬士英卻唯恐黃道周入閣將影響自己攬權，把監國的令旨繳回不予公布[125]。

  就在朱常淓、馬士英仍夢想苟且偷安的時候，清軍卻迅速地向杭州逼進。清豫親王多鐸收取了南直隸十四個府、州後，「隨令波羅（即博洛）貝勒、固山額真擺因兔阿山等率領滿洲將領擺牙喇兵丁一半、阿里哈兵丁、蒙古固山兵丁各三分之一，烏真超哈兵丁全營向浙江進發，直趨杭州駐馬」[126]。六月十一日，清兵進抵塘西，馬士英又故技重演，交回內閣印信，私自逃入鄭鴻逵的兵船。正碰上方國安部下的士卒前來索餉，把馬士英從鄭氏兵船上拖走。「馬輔踉蹌揮涕，墜水中，一足單跣，從方兵入營中」；阮大鋮、朱大典則從富陽乘舟遁往婺州[127]。

  這時，陳洪範同清軍統帥貝勒博洛已經勾結妥當，回到杭州同張秉貞一道勸朱常淓投降。朱常淓貪生怕死，決定奉表降清。總兵方國安和侄兒方元科原先率領兵馬護送弘光帝到蕪湖，朱由崧被俘以後，他們又來到杭州，所部兵馬還有一萬左右，準備擁立潞王保衛杭州。沒想到朱常淓已決意降清，在方軍同清軍戰於涌金門下時，朱常淓竟喪心病狂地「以酒食從城上餉滿兵」[128]。方元科等極為憤慨，東渡錢塘江，後來參加擁立魯監國的行列。

  六月十四日，清軍不費吹灰之力占領杭州[129]。博洛趁勢派出使者招降浙東各府州和避居這一地區的明藩王。「時周王寓蕭山，惠王寓會稽，崇王寓錢塘，魯王寓臨海。貝勒遣騎修書，以參、貂等物為贄，邀諸王相見。魯王以道稍遠，辭疾不至。周、惠兩王渡江偕崇王赴召。尋送南京，同弘光帝、潞王俱北去。」[130]湖州、嘉興、紹興、寧波、嚴州等府州官也納土降清。

  1645年七月，多爾袞得到潞王朱常淓等投降，江、浙一帶不戰而定的捷報後，認為南方用兵已經基本結束，起自塞北的滿洲兵將又難以忍受江南暑熱，於是他下令多鐸、博洛班師回朝，弘光帝和潞王、惠王，周、崇等藩以及在南京投降的弘光朝廷高官顯爵王鐸、錢謙益、趙之龍、徐久爵[131]等都隨軍帶回北京。南京改為江寧府，任命多羅貝勒勒克德渾為平南大將軍同固山額真葉臣接替多鐸、博洛鎮守該地；同時任命內院大學士洪承疇為「招撫江南各省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會同勒克德渾、葉臣接管江南各地。八月，洪承疇、勒克德渾、葉臣到達南京[132]；辦理交接事務後，多鐸等人於九月初四日自南京起程返京[133]。對於俘、降明朝諸王，清廷在七月間曾規定明宗室歲給養贍銀，親王五百兩、郡王四百兩、鎮國將軍三百兩、輔國將軍二百兩、奉國將軍一百兩，中尉以下各給地三十畝。[134]在押送北京途中，朱由崧的嫡母鄒太后跳入淮河自盡。朱常淓被清軍挾至北京後，於順治二年十一月上疏清廷「恭謝天恩」。疏中自稱：「念原藩衛郡（指河南衛輝府，府治汲縣）蹇遭逆闖之禍，避難杭城，深慮投庇無所。幸際王師南下救民水火，即率眾投誠，遠迎入境。」對清廷給以「日費」「房屋」感激不盡，表示要「結草銜環」「舉家焚頂」祝頌清朝統治者「聖壽無疆」[135]。即便是這樣搖尾乞憐，也沒有逃脫被宰割的命運。次年（1646）五月，朱由崧、朱常淓以及其他降清的明朝藩王都在北京被殺。清廷宣布的罪狀是這些明朝藩王「謀為不軌」，企圖擁立潞王朱常淓造反。[136]實際上，清廷統治者一方面對朱明王朝有號召力的人物處處提防，力圖斬盡殺絕；另一方面又為了減少征服過程中的阻力，把明朝親、郡王起送北京，所費既不多又便於看管。隨著各地抗清鬥爭的逐漸高漲，清廷才不顧自己許下「給以恩養」的諾言，把他們全部處斬，以消除後患。

  潞王朱常淓的監國由於時間極短，又毫無作為，在南明史上不過是一個小插曲。歷來的史家因為他的政權從未有效行使過權力，注意甚少[137]。但是，從歷史的因果關係來看，朱常淓的降清仍是一個關鍵問題，值得加以分析。

  首先，它證明了明朝北京覆亡以後，麇集在南京一帶的官紳為解決繼統問題而展開的立親、立賢的爭執不過是漢族官紳內部的一場權力之爭，「立賢」的對象朱常淓在本質上同朱由崧毫無二致。時任工科都給事中的李清記載道：「陪都既失，人咸恨不立潞藩。時張奉常希夏奉敕獎王，語予曰：『中人耳，未見彼善於此。』又葉主政國華為予言：『潞王指甲可長六七寸，以竹管護之。又命內官下郡縣求古玩。』倪廷尉胤培嘗曰：『使王立而錢謙益相，其不支與馬士英何異？』」[138]

  其次，弘光政權垮台以後，朱常淓本來是皇位繼承問題上最少爭議的人選，就連不久以後成為隆武皇帝的朱聿鍵當時正在杭州，也擁護他出任監國。如果朱常淓稍有民族氣節，把抗清的旗幟樹起來，即便一時守不住杭州，南方各地的抗清勢力也比較容易形成一個核心。只是由於他的降清，才緊接而來出現了朱明宗室的兩個遠派子孫唐王朱聿鍵同魯王朱以海的爭立；在朱聿鍵的隆武政權垮台以後，又爆發了朱聿鍵之弟唐王朱聿援引「兄終弟及」之義同桂藩朱由榔的爭立。這兩次爭鬥都嚴重地分散和抵消了南方的抗清力量，給清廷征服全國提供了有利的機會。從這個角度來觀察，朱常淓的望風納降確實是關係匪淺的，他應當被作為民族敗類綁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受到無情的鞭撻。

  [1] 李清《南渡錄》卷二。

  [2] 同上，卷四。按，永、定二王名字諸書頗有出入。這裡是引文，不便更改。

  [3] 參見孟森《明烈主殉國後記》，收入商鴻逵先生編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上冊。孟氏指出朱慈煥所供六子名為和字輩，末一字均為土字部，完全符合明太祖所定宗室命名原則；但他把朱慈煥自述孫名曾裕誤信為「鈺寶」，說是「皆童稚隨意所稱乳名」。我在1984年版《明末農民戰爭史》第二六八頁提出慈煥給孫兒命名為曾裕實隱其曾祖父（朱由檢）臨御天下之意。

  [4] 大悲案據弘光時任工科都給事中的李清所撰《南渡錄》卷四，《三垣筆記》卷下，《弘光》。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六《大悲僧假稱定王》條說他是齊藩庶宗，冒充定王，受審時口稱：「今潞王賢明，應為天子，欲弘光讓位。」

  [5] 王鐸《擬山園選集》卷十一，奏疏四。「三月初二日奉上諭。」

  [6] 王鐸《擬山園選集》卷十一，奏疏四《為奸人假冒可恨，大幹法紀，懇乞皇上乾斷事》。

  [7] 李清《三垣筆記》卷下，《弘光》；又見《南渡錄》卷五。

  [8] 李清《南渡錄》卷五。

  [9] 黃道周《黃漳浦集》卷三十二，雜著《興元紀略》。

  [10] 黃道周在同上書中記：「三月朔日，入漢西門，上驚怪甚。」黃道周在同一天離開南京赴紹興祭禹陵，日期當可靠。

  [11] 李清《三垣筆記》卷下，《弘光》。

  [12] 李清《南渡錄》卷五。

  [13] 《明熹宗實錄》卷二十七。

  [14] 《三垣筆記》卷下，《弘光》；林時對《荷牐叢談》卷四《南都三疑案》。

  [15] 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卷一。

  [16] 《弘光實錄鈔》卷一。

  [17] 轉引自戴笠、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八。

  [18] 林時對《荷牐叢談》卷四。

  [19] 錢秉鐙《所知錄》卷二。

  [20] 金堡《偏行堂集》卷九《書米忠毅公傳後》。

  [21] 《明神宗實錄》卷五五○、五五四、五五五、五五八、五七○。談遷《國榷》卷一○一記：「萬曆丁未十月癸未生由崧，戊午七月甲辰封德昌王。」朱由崧生於七月，談遷誤為十月；戊午為萬曆四十六年，年月全錯。又《國榷》卷九十七記，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壬寅日「福世子由榘薨」，亦誤，李清《南渡錄》卷四記弘光元年二月乙亥日「追封皇弟由榘潁王，諡沖」。

  [22] 參見《國榷》卷九十八。

  [23] 崇禎十四年河南巡撫高名衡題本，見《明清史料》壬編，第五本，第四一三至四一四頁。

  [24] 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七《徐石麒傳》。

  [25] 《國榷》卷九十七、九十八；孫承澤《山書》卷十四。

  [26] 《國榷》卷九十八。

  [27] 康熙三十四年《懷慶府志》卷九《古事》記：崇禎「十四年辛巳，賊陷河南府，德昌王北渡入懷慶」。彭孫貽《平寇志》卷五記：「命懷慶知府程之鵬護衛世子。」同書卷八又記：崇禎十七年二月初三日「懷慶兵變，福王同母走，出東門與母相失，走衛輝，依潞王」。

  [28] 《祁忠敏公日記》《甲申日曆》。

  [29] 李清《三垣筆記》卷下，《弘光》。

  [30] 李清《南渡錄》卷五。

  [31] 劉若愚《酌中志》卷十七。福王朱常洵婚期在萬曆三十二年正月，見《明神宗實錄》卷三九二。

  [32] 談遷《棗林雜俎》仁集《慈鑾》條，談遷自述箋文是他起草的。後來他在《北游錄·紀詠下》有《泊廣陵驛記甲申八月陪高相國迎慈鑾於此追感》詩。

  [33] 李清《南渡錄》卷二。

  [34] 戴名世《弘光朝偽東宮偽後及黨禍紀略》，見《戴名世集》，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三七四頁。

  [35] 《南疆逸史》中華書局1959年版附楊鳳苞跋文。

  [36] 《南疆逸史》中華書局1959年版附楊鳳苞跋文。

  [37] 《史可法集》卷二《和議不成請勵戰守疏》。

  [38] 計六奇《明季南略》。按，此書商務印書館版卷七、中華書局版卷三均作「單懷」，當系「覃懷」之誤，指河南省懷慶府武陟縣一帶。

  [39] 《明季南略》商務印書館排印本卷七，又見張岱《石匱書後集》卷三十八《高傑傳》，文字略有不同。

  [40] 《明季南略》卷七。

  [41] 順治二年二月初六日許定國給清廷奏本，見《明清檔案》第二冊，A2—138號。有的史籍記許定國二子名爾忠、爾顯，誤。

  [42] 鄭廉《豫變紀略》卷八記睢州之變於正月十二日，李清《南渡錄》所記同。戴笠、吳喬《流寇長編》卷十九記十二日高傑率兵五百入城，十三日夜被許定國襲殺。康熙《睢州志》記於正月十三日。

  [43] 參見《南渡錄》卷四。《明清檔案》第二冊，A2—158號，鎮守河南掛鎮北將軍印總兵官許定國奏本，封面硃批：許「定國計殺高傑，歸睢有功，知道了。征南大兵不日即至河南」，云云。

  [44] 應廷吉《青燐屑》。

  [45] 應廷吉《青燐屑》。

  [46] 《清世祖實錄》卷十三。

  [47] 閻爾梅《閻古古全集》卷二《已矣歌》引。

  [48] 閻爾梅《閻古古全集》卷二《惜揚州》詩並引。

  [49] 陳子龍自撰年譜，見《陳子龍詩集》附錄二。

  [50] 談遷《國榷》卷一百二。

  [51] 袁繼咸《潯陽紀事》。《明季南略》卷三載《左良玉參馬士英八罪疏》《左良玉討馬士英檄》《又檄》三文，北京圖書館藏有左良玉檄文抄本。按，侯方域《壯悔堂集》《寧南侯傳》中說：「良玉乃興兵清君側，欲廢弘光帝，立楚世子。」李清《南渡錄》卷五記，新升廣西總兵黃斌卿於九江附近連敗左軍，「獲其奏檄、書牘甚眾，內貽禮部尚書錢謙益一牘，有廢置語。斌卿初欲奏聞，恐為諸人禍，乃止」。

  [52] 左軍到達九江的時間，《國榷》載於四月初五日，《南渡錄》卷五與《明季南略》卷二載於初四日，康熙十二年《德安府志》卷八《災祥》載於四月初二日；此處據袁繼咸本人《為密報藩師東下根由並陳江州被焚情形統祈聖鑒事奏疏》，見《潯陽紀事》。袁繼鹹的官銜是「總督江楚應皖等處剿寇事務」，駐節於江西九江，有的史籍稱之為江西總督，並不完全準確。

  [53] 九江之變在南明諸書中記載互歧，此處均以袁繼咸《潯陽紀事》為準。

  [54] 袁繼咸《六柳堂遺集》余卷，附《家僮稟帖》云：「左寧南要護先帝太子，與黃澍爺帶兵馬下南京，進城（指九江）挾請老爺（指袁繼咸）同行。不料月初四日左寧南老爺大疾死於舟中，其子總爺左夢庚假稱左老爺臥病在床，代替管事。」

  [55] 李清《南渡錄》卷五。

  [56] 談遷《國榷》卷一百一。

  [57] 清順治二年十一月江寧巡按毛九華揭帖中說：「池州府所轄六縣，本年四、五月間已被左兵到處攻焚擄掠，在在空城，惟余貴池一縣止於焚毀四關」，見《明清檔案》第三冊，A3—166號。

  [58] 李清《三垣筆記》卷下，《弘光》。

  [59] 應廷吉《青燐屑》。

  [60] 應廷吉《青燐屑》。

  [61] 《南渡錄》卷五。

  [62] 王鐸《擬山園選集》卷十二，揭一。

  [63] 王鐸《擬山園選集》卷十二，揭一《為江上防兵最急，急以兵柄授臣，前赴防守事》。

  [64] 日期見袁繼咸《六柳堂遺集》余卷《附家僮稟帖》。

  [65] 袁繼咸《六柳堂遺集》余卷，絕筆三。

  [66] 謝國楨《南明史略》第七十七頁記：「漢奸金聲桓領導著清軍進入九江，攻陷南昌，只有總督袁繼咸拒守南昌，為清兵所執，不屈身死。」袁繼咸在九江變亂後即被左夢庚裹脅隨軍，並未至南昌。謝氏所記與事實不符。

  [67] 在順治二年四月清廷任命孟喬芳為陝西三邊總督以前，這個職務由阿濟格委任降官陳之龍署理。

  [68] 《清世祖實錄》卷十五。按，明代稱洛陽為河南府，這裡說的「河南」，就是洛陽。

  [69] 《清世祖實錄》卷十五。

  [70] 應廷吉《青燐屑》卷下。王秀楚《揚州十日記》說，四月十四日督鎮史可法從白洋河失守，踉蹌奔揚州。按，史可法當時並未到白洋河。

  [71] 《清世祖實錄》卷十六。

  [72] 《青燐屑》卷下。

  [73] 順治二年九月徽寧池太等處提督張天祿「啟為亟查功績事」清冊；順治四年七月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為議設蘇松常鎮四府提督、總兵、將領清冊」；均見《史料叢刊初編》。

  [74] 《青燐屑》卷下：歸莊《先兄監紀君行狀》記載他哥哥歸昭的僕人城破逃回後說「吾主從閣部守西門」，可證史可法確實防守該處，見《歸莊集》卷八，第四四二頁。

  [75] 胡有升《鎮虔奏疏》卷下《續祈皇恩俯查前勞以勵後效疏》中說：「攻打揚州，臣帶領甲喇紅衣大炮打破城池，功居頭等。」

  [76] 史可法殉難揚州的具體情況在各種史籍中記載不一致，但為清軍俘殺則無疑問。《思文大紀》卷七記，隆武二年（1646）五月「監軍兵部主事黃師正進督師史可法遺表。上曰：可法名重山河，光爭日月，至今兒童走卒咸知其名。方當擊楫渡江，速圖恢復，乃為強鎮力阻，奸黨橫行，竟齎志以歿也，惜哉！讀遺表，令人憤恨，應得贈恤祭葬易名未盡事宜行在該部即行詳議具奏。聞其母、妻猶陷寇穴，一子未知存亡，作何獲尋，黃師正多方圖之」。按，史可法遺表在現存各種版本的史可法集中均未見。

  [77] 謝國楨《南明史略》第七十一頁云：「在這樣險惡情況下，可法還抗拒清兵，堅守孤城，支持了有十天的工夫。」黎士弘纂輯《閣部史公守揚州府紀事》雲「十五日，清兵豫親王率虜騎至城下」，見鄭達編《野史無文》，事實上明清雙方當事人記載清兵進抵揚州城下在十八日。

  [78] 《史可法集》卷四《二十一日遺筆》。

  [79] 《青燐屑》卷下。

  [80] 談遷《北游錄》，紀程。按，李庭芝為南宋滅亡時的著名抗元將領。

  [81] 雲巢野史編《兩都愴見錄》《南都》，見胡慕椿輯《鄉國紀變》第一冊。

  [82] 歸莊《先兄監紀君行狀》，見《歸莊集》卷八。

  [83] 古代典籍記載兵員數字和被屠殺人數往往誇大，揚州城內當時未必有這麼多居民。《明季南略》卷三云：「揚州煙爨四十八萬，至是遂空。」

  [84] 談遷《棗林雜俎》仁集，《江寧謠》條。「成仇」為「承疇」的諧音。

  [85] 康熙十二年《巢縣誌》卷四《祥異》。

  [86] 順治五年閏四月江寧學政魏琯揭帖，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一本，第四十六頁。淮陽巡按揭帖殘件，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一本，第四十八至五十頁。

  [87] 順治二年六月初一日准塔與趙福星揭帖，《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一一三頁；參見同書第一一八頁「原任藩鎮淮海招討總兵官東平侯劉澤清揭帖」。田仰與李太監（李國輔）乘沙舟逃到福山、金山一帶「假名倡義」，順治二年九月間被清軍擊敗，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一五八頁，順治三年五月蘇松巡按趙弘文揭帖。

  [88] 《清世祖實錄》卷十七。

  [89] 《清世祖實錄》卷十七記多鐸奏報只說命李率泰領兵渡江，實際上渡江打頭陣的正是剛剛降清的張天祿、楊承祖等部，張天祿自報功績說：「五月初九日，天祿親自統領副將楊守壯、張思達、高謙、延士依……共自備大小船一百餘只督率官兵奮勇首先過至江南，連破水師總兵鄭鴻逵兵營三處，已經啟知。」見《史料叢刊初編》所收順治二年九月徽寧池太提督張天祿「為亟查功績事」啟本。參見同書內順治四年七月招撫大學士洪承疇奏報清冊。

  [90] 弘光帝與馬士英一道出逃，計六奇《明季南略》、夏完淳《續倖存錄》等書記載分別出逃，均誤。

  [91] 吳適《南都變略》，見顧公燮《丹午筆記》，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一四四頁。

  [92] 張怡記：「乃豫王猶疑懼，未敢即入，駐兵天壇，先遣相城中駐牧地，乃以東、北二城與之，限三日遷盡，十九暮議始定，二十日始遷，而二十一日辰刻馳騎四占，不許搬運物件矣。」張怡家宅亦在劃歸清軍駐紮區內，家中財物多被侵吞，見《聞續筆》卷一。

  [93] 張怡《聞續筆》卷四。

  [94] 順治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工部左侍郎佟國胤「為奏明應徵錢糧以供織造事」題本，見《順治錄疏》。

  [95] 蔣景祁編《瑤華集》卷五《南鄉子》。

  [96] 張怡《聞續筆》卷一。

  [97] 《南都變略》，見《丹午筆記》。

  [98] 《研堂見聞雜錄》，收入神州國光版《烈皇小識》冊。

  [99] 《祁忠敏公日記》《乙酉日曆》。

  [100] 錢謙益同馮銓的關係較好，文秉《烈皇小識》卷五記載，崇禎十年錢謙益與弟子瞿式耜為大學士溫體仁構陷下獄，錢除求援於太監曹化淳外，還讓密友馮舒求馮銓設法幫助，見面後，馮銓說道：「錢謙益的事，我都曉得了，如今已不妨，你可回去，教他安心。」

  [101] 順治二年八月內院大學士馮銓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三冊，A3—59號。

  [102] 《歸莊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四七一頁。

  [103] 1645年二月，馬士英題授其次子署理勇衛營務，接替太監李國輔。見李清《南渡錄》卷四。

  [104] 張怡《聞續筆》卷一云：「弘光至太平，以靖南家屬所寓也。城門閉不納，露宿郊外。上命盧監（盧九德）召大鋮、大典等。十三日，靖南、大鋮等至，咸咎上不當輕出。上亦悔，因酌三爵飲靖南曰：『願仗將軍威力。』靖南瀝觴於地，曰：『所不盡犬馬以報者，有如此酒。』於是痛哭，將士皆感激。……遂扶上登舟，十七至蕪湖。」

  [105] 黃道周《黃漳浦集》卷四《恭慰皇太后興居並述義師情繇疏》。查繼佐《國壽錄》卷二《廣德州知州趙公傳》記載：「乙酉五月，上棄都走茅山。茅山鄉之人以清兵至，約持槊自為衛，不知駕過此，夜舉火亂逐，上失所在，而士英獨以其衛卒二千餘人南行，欲入杭州……」同書《錢塘知縣顧公傳》又記：「乙酉五月十四日，馬士英棄上茅山，自以兵二千餘人先至杭。……廿六日太后始以六七輿至杭，居總兵府。」茅山在江蘇句容縣東南，與溧水縣相近。兩書所記基本相符。

  [106] 《黃漳浦集》卷二十四《潞王監國記》。

  [107] 例如《明季南略》卷四《馬士英奔浙》條。按，此據中華書局版，商務印書館版此條在卷六。

  [108] 溫睿臨《南疆逸史》卷四十九《黃得功傳》。

  [109] 張怡《聞續筆》卷一。

  [110] 張天祿順治二年九月「亟查功績事」啟本中說，他在五月「十七日奉王爺命令隨貝勒王爺赴蕪湖剿撫靖南侯黃得功官兵，招降總兵卜從善、馬得功、田雄、丘越、於永綬，續又招降總兵杜弘域」（見《史料叢刊初編》）。

  [111] 諸書記載黃得功中暗箭事不完全一致，多說是劉良佐部下所射。如彭而述記：「帝微服出走至公所，未及整槊，追兵適至，公曰：『豈非天哉！門庭之寇（指左夢庚軍）既薄於西，而北來之眾亦復壓境，一人蒙塵，有死無二。』乃舍舟上馬力戰。會劉良佐已在北軍，謂公曰：『勿動，吾有說。』鏃已中公喉。公素與良佐親密，不意遂為所賣，知事不濟，乃拔刀自刎而死。」見《讀史亭文集》卷十三，傳上《黃靖南傳》。《野史無文》《明季南略》所記大抵相同。《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中冊，第七十七頁記，清軍占領南京後，「詢問故明福王遁往何處，知者告稱已逃往太平府。遂遣貝子吞齊、和托率滿蒙軍之半追之。至距太平府八十里處，聞福王復走蕪湖縣，昂邦章京隨又率護軍、前鋒兵連夜趨擊。福王登舟渡江而去，我昂邦章京圖賴遂據江口，偽靖國公黃得功之兵逆戰，擊敗之，敵兵皆墜水。我軍盡奪其舟，截其去路。田、馬兩總兵官縛福王來獻，黃得功中流矢死」。

  [112] 鄭達《野史無文》卷十一《黃斌卿傳》。參見《清世祖實錄》卷十七，順治二年六月辛酉日多鐸奏疏。浙江總督張存仁奏稿殘件中說：「總兵田雄收黃蜚潰敗之卒，縛弘光以投誠。」以其「勞苦功高」建議清廷授以提督之職，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一本，第二十頁。

  [113] 顧景星《白茅堂集》卷十三《六合望黃靖國祠》。另據順治二年十二月初六日浙江總兵田雄奏本，自稱「本年五月……即率兵投誠，朝見豫王。……六月內蒙豫王札委鎮守浙省」，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一三七頁。可以肯定弘光被俘在五月下旬，具體日期尚有分歧。

  [114] 張岱《石匱書後集》卷三十二《乙酉殉難列傳》。

  [115] 張岱《石匱書後集》卷五，《明末五王世家》。

  [116] 林時對《荷牐叢談》卷四《蠡城監國》。「宣廟東征」指明宣宗朱瞻基親統大軍往山東平定漢王高煦的叛亂。

  [117] 祁彪佳記：「初九日，家僕從武林來，乃知潞藩於初七日受皇太后命，初八日登監國之位矣。蓋奸人為假報，武林日日報捷，日日迎駕。……及初六下午大璫數人來，乃不能掩。初七日，皇太后請潞藩諭以監國之意。潞王堅辭。太后泣諭再三，乃受命。初八日登監國位，杭民大悅。」見《祁忠敏公日記》《乙酉日曆》。

  [118] 《黃漳浦集》卷二十四《潞王監國記》。同書同卷收黃道周《逃雨道人舟中記》云：「七日，余舟至武林，而潞王已監國，乃復以迎駕，討賊為請。而馬、阮、朱、袁已俱在藩邸，偃蹇自若；阮大鋮猶媿恧，自稱死罪；朱大典直驁然云：『吾開導在前，安知聖駕所在？』馬輔則云：『小兒亦導駕去，不知小兒何在？無由復知聖駕。』是日，再具啟請潞府行監國事宜凡七條，皆朝夕所可行者，而馬輔持未下。是午，潞府賜食，而高起潛、孫元德、李進三內侍見陪，而元德脫巾狎坐，起潛作恣睢語，又宛然曩時矣。余請欲商略諸事宜，而李進辭以懿駕在內。見此沓沓，不足共事，遂決計趣歸。」

  [119] 康熙二十五年《杭州府志》卷三十七《事紀下》。

  [120] 林時對《荷牐叢談》《蠡城監國》。

  [121] 《臨安旬制記》卷二。

  [122] 黃道周《潞王監國箋》，見《黃漳浦集》卷七，箋。

  [123] 林時對《荷牐叢談》卷四《蠡城監國》。

  [124] 南園嘯客輯《平吳事略》記：「順治二年乙酉六月初九日，大清兵抵嘉興，時馬士英在杭，命督府陳洪範與大清議和，過嘉興，舟旗書『奉使清朝』。」張道《臨安旬制紀》卷二也說：「時士英方遣陳洪範使北，議割江南四郡以講和」，「洪範坐艦懸旗書『奉使清朝』四字」。

  [125] 黃道周《逃雨道人舟中記》云：「十日午有令旨移余閣內商略諸大政，而馬輔繳回令旨。十有一日，傳有紅諭頒行所請六事，而□騎已抵塘西。」

  [126] 順治二年閏六月定國大將軍多多（即多鐸）等「為塘報事」奏本，見《順治錄疏》。

  [127] 黃道周《逃雨道人舟中記》，見《黃漳浦集》卷二十四。

  [128] 錢肅潤《南忠紀》，中華書局1959年《晚明史料叢書》本。

  [129] 康熙二十五年《杭州府志》卷三十七《事紀下》。

  [130] 林時對《荷牐叢談》卷四《蠡城監國》。按，順治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明已薨周王朱恭枵內助臣程氏率未封五子朱紹烿奏本」中自稱「遭逆闖殘害，南遷湖州，浮居異土三載有餘」，可見所謂周王是朱恭枵第五個兒子，尚未襲封。又據順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故明崇王世子沐恩臣朱慈爚」給清廷奏本，可知朱慈爚是明崇王朱由世子，亦未襲封。惠王朱常潤是神宗的兒子，弘光帝的親叔，同帝室血統關係最近；但他自幼迷信佛教，對國事民生漠不關心，所以崇禎帝自縊後，明朝官紳從未考慮過由他繼統。朱常潤降清後，送到北京，給清廷上了謝恩、乞恩兩件奏疏，現存。

  [131] 魏國公徐久爵在《清世祖實錄》卷十七中因滿文音譯誤為徐州爵。

  [132] 順治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洪承疇題本，見《明清檔案》第七冊，A7—119號。

  [133] 順治二年十月招撫江西孫之獬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六條，五○七頁。

  [134] 《清世祖實錄》卷十九。

  [135] 順治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沐恩朱常淓謹揭為恭謝天恩事」，原件藏第一檔案館。

  [136]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六記同時被殺的有「魯王等十一人」，理由是他們「不知感恩圖報，反妄有推立，魯王等私匿印信，將謀不軌」。這裡所說的魯王都是潞王的訛寫。清初相當一部分檔案是滿文寫成的，修實錄時改譯漢文，就常常發生同音、近音異字的錯誤。按，陸圻《纖言》記：「丙戌（1646）四月初九日，有得蠟丸飛書告諸王同謀滅清者，同日太子、弘光、潞王、秦王等九王俱被戮於市。

  [137] 謝國楨氏說：「黃道周等勸潞王在杭州監國，他沒有聽從，反而苟且偷生地投降了。」（見《南明史略》第七十六頁。）朱常淓降清是事實，但說他未出任監國則不妥。

  [138] 李清《三垣筆記》附識下，《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