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土地與稅收

  從稅收的角度理解中國歷史，就不是唐宋元明清的朝代歷史了，而是有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這條主線，就是從收「人頭稅」到收「田畝稅」。國家從數人頭收錢，到數田產收錢，就這麼簡單。理解了這根主線，中國歷史上的很多現象就可以得到全新的解釋。

  農業國往往都是按土地收稅。因為土地是固定的，莊稼長在上面，國家的主要財富都沉澱在土地上面，跑也跑不掉，國家只要有暴力手段，不怕稅收不上來。那為什麼早年的中國王朝不按土地收稅，而要收人頭稅呢？這不是捨近求遠嗎？

  原因有三個。

  第一個原因很好理解，中國是從中原開始向周邊逐步擴展的一種文明，剛開始的時候地廣人稀。社會的形式是分散在各處的聚居點。一出了聚居點，到處都有沒開發的土地。

  這種情況下，你要是按照土地徵稅，那你征吧，我種別的地去。這還咋征？所以，在周朝以前，人是比土地更好的稅收基礎。

  第二個原因，跟當時的國家支出的形式有關。剛開始的時候，國家機構很簡單，支出無非這麼幾種，統治者家庭開支，要吃要喝、祭祀、打仗、公共工程，就這麼幾種。不像後來，國家的支出形式非常複雜，比如得有官員俸祿什麼的。

  這些簡單的支出形式，最方便的徵稅方式當然就不是收錢或者是實物了，而是直接讓老百姓來幹活，也就是服勞役。就好像村長家裡要蓋房，村裡的男人都來了，一起忙乎幾天，村長家的房子就蓋起來了。祭祀，也是你家出點啥，他家出點啥，眾人拾柴，典禮就辦完了。

  甚至打仗時，也是大家自帶武器、糧草等集合起來去打仗，並沒有專門的軍需後勤部門。大家主要是出人出力。這種勞役，本質上就是人頭稅。

  第三個原因，就是圍繞土地稅的各種技術條件，剛開始是不具備的。這裡講的技術，還不止是什麼土地丈量技術，而是各種管理技術。比如，你要收土地稅，那就必須有複雜的官僚系統，底層官員得能夠了解各地的情況，能夠判斷土地的收成，決定稅率。或者根據水旱災害的情況，及時提供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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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這些底層官員，就必須有一整套甄別、升遷、流轉的方法，至少還得有起碼的反貪污手段。在那個時代，這種技術難度是無法想像的。實際上，直到近代以前，在大範圍內收土地稅的技術，歐洲一直都沒有發展起來。

  舉個例子你就明白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中國剛剛開始興起各種集貿市場，你做生意，國家當然要收稅，但問題是怎麼收？稅務員不可能蹲在每個攤位跟前數他一天賣了多少錢，所以，只能是一個攤一個月，不管賣多賣少，統一交稅多少錢。其實這本質上就是人頭稅。

  後來直到九十年代，才出現那種統一交款的大商場，稅務部門才有條件根據營業額收稅。這背後其實是技術的大升級。中國歷史早期，只能收人頭稅，就是被技術限定的結果。

  收稅的方式受制於很多因素，剛才分別說了人口、費用、技術這三個因素，但是這些因素都是在變化的啊，人口越來越多，土地變稀缺了，土地稅就變得可能了。

  國家支出越來越多樣化，只靠人頭稅就漸漸應付不了了。統治技術漸漸發達了，原來幹不成的事，就可以幹了。

  從宏觀上講，中國從收人頭稅，到收土地稅，按說應該是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但是，看這本《中國財政史十六講》，給我最大的感觸是，這個演進不僅不是自然的，而且是充滿了痛苦的，不到山窮水盡，歷代統治者是不願意推動這個進程的。

  為啥？想來也可以理解，收人頭稅還是簡單，稅收成本低。有容易的錢可掙，誰願意掙困難的錢啊？

  就拿漢朝來說，那個時候已經有了一些土地稅。還記得中學歷史課本上有記載，「文景之治」的時候，土地稅非常低，低到了1/15甚至1/30的程度，也就是「十五稅一」和「三十稅一」。

  其實，當時的實際稅收沒有那麼低。漢帝國之所以田稅徵收那麼低，是因為多要也收不上來。還是那個老問題，很難統計土地的數量。無奈之下，只好採取「舍地而稅人」的辦法，也就是徵收人頭稅。當時的人頭稅名為算賦和口賦，負擔也不算輕，歷史上稱之為「輕租重賦」。

  簡單理解，租就是土地稅，賦就是人頭稅了。這一輕一重，就可以看出統治者是怎麼想的了。

  結果是什麼？漢朝後來的歷史已經完整地演給我們看了。首先，按人頭收稅，窮人富人交的一樣多，這顯然不公平。更重要的後果是，豪強大族開始崛起，因為只有他們可以隱匿人口，逃避人頭稅。最後，政府的稅源漸漸枯竭。世族還成為政治上的強大勢力，直接威脅中央權力。

  所以，只要是政府貪圖收好收的人頭稅，社會治理的水平就很難提高，朝廷的權威就很容易受到挑戰。這個教訓，後來的王朝都看到了，但是改起來非常困難。

  中國歷史上那麼多王朝，往往都有這樣一個循環，王朝剛開始的時候，收好收的人頭稅，比如唐代的「租庸調製」，本質上就是人頭稅，到後期，財政危機出來了，才下力氣改革，改成更重點收土地稅，改革成功，王朝就能延續一段。比如唐代後期宰相楊炎的「兩稅法」，明代後期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本質上都是被迫進行的改革。

  這種改革為什麼困難重重？就拿明代的張居正改革來說，他要搞「一條鞭法」，按土地收稅，那就有一個前提，就是全國清丈土地。總得摸清各個地方有多少土地，你才能收土地稅啊。

  可是明朝當時使用的土地檔案，就是所謂的「魚鱗圖冊」，有的是從明太祖那時候就沿用的，全國幾百年的爛帳，重新翻一遍，你想，得動多少人的利益，得給地方上管清丈的官員多少貪污的機會？

  就說一個最簡單的，你張居正本事大，皇上支持，好，難免就有官員為了政績，多報清丈出來的土地。反正多繳稅是老百姓的事，地方官先搞出政績升官再說。有史料記載，浙江就出了這樣的問題。所以，一次全國清丈，不出大問題，這是多麼困難的行政工程。不是張居正這樣的人，還真是很難辦到。

  中國歷史是一直到了清代的雍正年間，才「攤丁入畝」，把這個幾千年的老大難問題徹底搞定。這背後，其實不是哪個皇帝的意志，而是官僚系統成熟，中國古代政府治理水平提高的結果。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政府不會去收難收的稅。而一旦開始收，就會倒逼政府去改善對於稅源的治理，最終是政府能力的成長。

  這是一個有趣的邏輯。對政府來說，最不願意做的事，反而是受益最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