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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年底，山西官場出現危機：介休一位姓林的縣令向省政府遞交了一份報告，告發一串高級官員的違法亂紀行為，並懇請將報告轉奏皇上。林縣令的揭發屬於正式公文，不是可以隨便扣壓的告狀信或匿名信，省長不能隱瞞不報。可是林縣令的揭發實在叫人看了害怕。他揭發的內容共二十二項，其中最要命的一條，竟是告發欽差大臣接受厚禮[32]。

  林縣令揭發說，在欽差大臣來山西的時候，比如前不久湯金釗大學士和隆雲章尚書分別駕到，總要由太原府（類似現在的太原市政府）出面，以辦公費的名義向山西藩司（近似省政府，主管財稅和人事）借二萬兩銀子招待欽差。事後，再向下屬攤派，每次攤派的數目都有三五萬兩銀子。

  三五萬兩銀子不是小數。當時福建一帶家族械鬥，僱人打架，一條人命不過賠三十兩銀子，這三五萬兩銀子可以買上千條人命。當時在江南買一處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價格不過一二百兩銀子，這三五萬兩可以買二三百處院子。若以糧價折算，這筆款子大約在一千萬人民幣上下。同時，林縣令所告的大學士更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其地位近似現在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或國務委員，尚書也是中央政府的正部長——那時候中央政府可只有六個部，不像現在有好幾十。

  林縣令揭發的問題，其實是一項地方官員與欽差大臣交往的潛規則，當時叫做「陋規」。陋規二字，在明朝的文獻里便經常出現了，而陋規二字所指稱的行為，在春秋戰國時代便不稀罕了，堪稱源遠流長。陋，自然不好明說，說起來也不合法，但雙方都知道這是規矩，是雙方認可的行為準則，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期待。欽差一出京就知道會有這筆收入，地方官員也知道欽差得了這筆收入，會儘量關照本省，凡事通融，至少不會故意找麻煩。送錢的具體方式也隨著時代演變，原來是作為盤費交給欽差帶走，後來欽差不肯帶了，地方便等他們回京後通過匯兌送到家裡。總之，雙方配合早已默契，違規才是意外。大概正由於這種習以為常，太原府的領導們也就放鬆了警惕，竟然親筆給下屬寫信，要求攤派款項，並送太原府匯總。林縣令手裡拿著這些證據，其中包括首道[33]姜梅（類似太原市委書記）的親筆信，真稱得上鐵證如山。

  此外，藩司（即布政使司，近似現在的省政府）在給縣裡辦事的時候，經常索取額外費用，收取各種名目的好處費。在中央這叫部費（如今大概叫跑部費，不如古稱簡潔），在地方則統稱使費。這一切都是官場中的潛規則，是心照不宣的內部章程，如今全被林縣令抖摟出來了，並且有藩司官吏開出的收據為證，誰也別想抵賴。

  據說，藩台（布政使，近似省長，為二把手）張澧中接到林縣令的揭發，一連數夜睡不著覺。這些事都有他的份，奏到皇上那裡，肯定沒他好果子吃。可是擅自扣壓給皇上的奏章，恐怕罪過更大，最終也未必捂得住。經過幾個不眠之夜的權衡，不得已，張澧中向楊國楨巡撫（近似山西省省委書記，一把手）請示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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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巡撫剛調到山西不久，正在雁北視察。看了張省長的匯報材料，很是驚愕——不是為欽差費和使費驚愕，而是為山西官員的「不上路」而驚愕——連官場共同遵守的「陋規」都要告發，山西官員未免也太「生」了點。楊巡撫把張藩台的匯報給陪同他視察的朔平知府（近似現在的雁北地區行署專員）張集馨看了，問道：山西的吏風怎麼如此荒謬呀？張集馨清楚山西官場上這段恩怨的內幕，答道：這是激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