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3（2）

  然而洗刷了這一點，並不足證明中國人是正經的國民。要得結論，還很費周折罷。可是中國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安岡氏又說，「去今十餘年前，有……稱為《留東外史》這一種不知作者的小說，似乎是記事實，大概是以惡意地描寫日本人的性底不道德為目的的。然而通讀全篇，較之攻擊日本人，倒是不識不知地將支那留學生的不品行，特地費了力招供出來的地方更其多，是滑稽的事。」這是真的，要證明中國人的不正經，倒在自以為正經地禁止男女同學，禁止模特兒這些事件上。

  我沒有恭逢過奉陪「大宴會」的光榮，只是經歷了幾回中宴會，吃些燕窩魚翅。現在回想，宴中宴後，倒也並不特別發生好色之心。但至今覺得奇怪的，是在燉，蒸，煨的爛熟的肴饌中間，夾著一盤活活的醉蝦。據安岡氏說，蝦也是與性慾有關係的；不但從他，我在中國也聽到過這類話。然而我所以為奇怪的，是在這兩極端的錯雜，宛如文明爛熟的社會裡，忽然分明現出茹毛飲血的蠻風來。而這蠻風，又並非將由蠻野進向文明，乃是已由文明落向蠻野，假如比前者為白紙，將由此開始寫字，則後者便是塗滿了字的黑紙罷。一面制禮作樂，尊孔讀經，「四千年聲明文物之邦」，真是火候恰到好處了，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殺人，奸淫擄掠，做著雖蠻人對於同族也還不肯做的事……全個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席大

  宴會！

  我以為中國人的食物，應該去掉煮得爛熟，萎靡不振的；也去掉全生，或全活的。應該吃些雖然熟，然而還有些生的帶著鮮血的肉類……。

  正午，照例要吃午飯了，討論中止。菜是：乾菜，已不「挺然翹然」的，筍乾，粉絲，醃菜。對於紹興，陳源教授所憎惡的是「師爺」和「刀筆吏的筆尖」，我所憎惡的是飯菜。《嘉泰會稽志》已在石印了，但還未出版，我將來很想查一查，究竟紹興遇著過多少回大饑饉，竟這樣地嚇怕了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專喜歡儲藏乾物品。有菜，就曬乾；有魚，也曬乾；有豆，又曬乾；有筍，又曬得它不像樣；菱角是以富於水分，肉嫩而脆為特色的，也還要將它風乾……。聽說探險北極的人，因為只吃罐頭食物，得不到新東西，常常要生壞血病；倘若紹興人肯帶了乾菜之類去探險，恐怕可以走得更遠一點罷。

  晚，得喬峰信並叢蕪所譯的布寧的短篇《輕微的欷歔》稿，在上海的一個書店裡默默地躺了半年，這回總算設法討回來了。

  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從小說來看民族性，也就是一個好題目。此外，則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與歷史上大事件的關係，在現今社會上的勢力；孔教徒怎樣使「聖道」變得和自己的無所不為相宜；戰國游士說動人主的所謂「利」「害」是怎樣的，和現今的政客有無不同；中國從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獄；歷來「流言」的製造散布法和效驗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實在多。

  七月五日

  晴。

  晨，景宋將《小說舊聞鈔》的一部分理清送來。自己再看了一遍，到下午才畢，寄給小峰付印。天氣實在熱得可以。

  本章節來源於𝓫𝓪𝓷𝔁𝓲𝓪𝓫𝓪.𝓬𝓸𝓶

  覺得疲勞。晚上，眼睛怕見燈光，熄了燈躺著，仿佛在享福。聽得有人打門，連忙出去開，卻是誰也沒有，跨出門去根究，一個小孩子已在暗中逃遠了。

  關了門，回來，又躺下，又仿佛在享福。一個行人唱著戲文走過去，餘音裊裊，道，「咿，咿，咿！」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今天校過的《小說舊聞鈔》里的強汝詢老先生的議論來。這位先生的書齋就叫作求有益齋，則在那齋中寫出來的文章的內容，也就可想而知。他自己說，誠不解一個人何以無聊到要做小說，看小說。但於古小說的判決卻從寬，因為他古，而且昔人已經著錄了。

  憎惡小說的也不只是這位強先生，諸如此類的高論，隨在可以聞見。但我們國民的學問，大多數卻實在靠著小說，甚至於還靠著從小說編出來的戲文。雖是崇奉關岳的大人先生們，倘問他心目中的這兩位「武聖」的儀表，怕總不免是細著眼睛的紅臉大漢和五綹長須的白面書生，或者還穿著繡金的緞甲，脊樑上還插著四張尖角旗。

  近來確是上下同心，提倡著忠孝節義了，新年到廟市上去看年畫，便可以看見許多新制的關於這類美德的圖。然而所畫的古人，卻沒有一個不是老生，小生，老旦，小旦，末，外，花旦……。

  七月六日

  晴。

  午後，到前門外去買藥。配好之後，付過錢，就站在櫃檯前喝了一回份。其理由有三：一，已經停了一天了，應該早喝；二，嘗嘗味道，是否不錯的；三，天氣太熱，實在有點口渴了。

  不料有一個買客卻看得奇怪起來。我不解這有什麼可以奇怪的；然而他竟奇怪起來了，悄悄地向店伙道：

  「那是戒菸藥水罷？」

  「不是的！」店伙替我維持名譽。

  「這是戒大煙的罷？」他於是直接地問我了。

  我覺得倘不將這藥認作「戒菸藥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人生幾何，何必固執，我便似點非點的將頭一動，同時請出我那「介乎兩可之間」的好回答來：

  「唔唔……。」

  這既不傷店伙的好意，又可以聊慰他熱烈的期望，該是一帖妙藥。果然，從此萬籟無聲，天下太平，我在安靜中塞好瓶塞，走到街上了。

  到中央公園，徑向約定的一個僻靜處所，壽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開手對譯《小約翰》。這是一本好書，然而得來卻是偶然的事。大約二十年前，我在日本東京的舊書店頭買到幾十本舊的德文文學雜誌，內中有著這書的紹介和作者的評傳，因為那時剛譯成德文。覺得有趣，便托丸善書店去買來了；想譯，沒有這力。後來也常常想到，但總為別的事情岔開；直到去年，才決計在暑假中將它譯好，並且登出GG去，而不料那一暑假過得比別的時候還艱難。今年又記得起來，翻檢一過，疑難之處很不少，還是沒有這力。問壽山可肯同譯，他答應了，於是開手；並且約定，必須在這暑假期中譯完。

  晚上回家，吃了一點飯，就坐在院子裡乘涼。田媽告訴我，今天下午，斜對門的誰家的婆婆和兒媳大吵了一通嘴。據她看來，婆婆自然有些錯，但究竟是兒媳婦太不合道理了。問我的意思，以為何如。我先就沒有聽清吵嘴的是誰家，也不知道是怎樣地兩個婆媳，更沒有聽到她們的來言去語，明白她們的舊恨新仇。現在要我加以裁判，委實有點不敢自信，況且我又向來並不是批評家。我於是只得說：這事我無從斷定。

  但是這句話的結果很壞。在昏暗中，雖然看不見臉色，耳朵中卻聽到：一切聲音都寂然了。靜，沉悶的靜；後來還有人站起，走開。

  我也無聊地慢慢地站起，走進自己的屋子裡，點了燈，躺在床上看晚報；看了幾行，又無聊起來了，便碰到東壁下去寫日記，就是這《馬上支日記》。

  院子裡又漸漸地有了談笑聲，讜論聲。

  今天的運氣似乎很不佳：路人冤我喝「戒菸藥水」，田媽說我……。她怎麼說，我不知道。但願從明天起，不再這樣。

  馬上日記之二

  七月七日

  晴。

  每日的陰晴，實在寫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煩了，從此想不寫。好在北京的天氣，大概總是晴的時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內，那就上午晴，午後陰，下午大雨一陣，聽到泥牆倒塌聲。不寫也罷，又好在我這日記，將來決不會有氣象學家拿去做參考資料的。

  上午訪素園，談談閒天，他說俄國有名的文學者畢力涅克（Boris Piliniak）上月已經到過北京，現在是走了。

  我單知道他曾到日本，卻不知道他也到中國來。

  這兩年中，就我所聽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學家來到中國的有四個。第一個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爾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塗，終於莫名其妙而去；後來病倒在義大利，還電召震旦「詩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後事如何」。現在聽說又有人要將甘地扛到中國來了，這堅苦卓絕的偉人，只在印度能生，在英國治下的印度能活的偉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偉大的足跡。但當他精光的腳還未踏著華土時，恐怕烏雲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納茲（Blasco Ibá?ez），中國倒也早有人紹介過；但他當歐戰時，是高唱人類愛和世界主義的，從今年全國教育聯合會的議案看來，他實在很不適宜於中國，當然誰也不理他，因為我們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義了。

  還有兩個都是俄國人。一個是斯吉泰烈支（Skitalez），一個就是畢力涅克。兩個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畢力涅克卻是蘇聯的作家，但據他自傳，從革命的第一年起，就為著買麵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後，便做小說，還吸過魚油，這種生活，在中國大概便是整日叫窮的文學家也未必夢想到。

  他的名字，任國楨君輯譯的《蘇俄的文藝論戰》里是出現過的，作品的譯本卻一點也沒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馬理》（Ivan and Maria），格式很特別，單是這一點，在中國的眼睛——中庸的眼睛——里就看不慣。文法有些歐化，有些人尚且如同眼睛裡著了玻璃粉，何況體式更奇於歐化。悄悄地自來自去，實在要算是造化的。

  還有，在中國，姓名僅僅一見於《蘇俄的文藝論戰》里的里培進司基（U.Libodinsky），日本卻也有他的小說譯出了，名曰《一周間》。他們的介紹之速而且多實在可駭。我們的武人以他們的武人為祖師，我們的文人卻毫不學他們文人的榜樣，這就可預卜中國將來一定比日本太平。

  但據《伊凡和馬理》的譯者尾瀨敬止氏說，則作者的意思，是以為「頻果的花，在舊院落中也開放，大地存在間，總是開放」的。那麼，他還是不免於念舊。然而他眼見，身歷了革命了，知道這裡面有破壞，有流血，有矛盾，但也並非無創造，所以他決沒有絕望之心。這正是革命時代的活著的人的心。詩人勃洛克（Alexander Block）也如此。他們自然是蘇聯的詩人，但若用了純馬克斯流的眼光來批評，當然也還是很有可議的處所。不過我覺得托羅茲基（Trotsky）的文藝批評，倒還不至於如此

  森嚴。

  可惜我還沒有看過他們最新的作者的作品《一周間》。

  革命時代總要有許多文藝家萎黃，有許多文藝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衝進去，乃仍被吞沒，或者受傷。被吞沒的消滅了；受傷的生活著，開拓著自己的生活，唱著苦痛和愉悅之歌。待到這些逝去了，於是現出一個較新的新時代，產出更新的文藝來。

  中國自民元革命以來，所謂文藝家，沒有萎黃的，也沒有受傷的，自然更沒有消滅，也沒有苦痛和愉悅之歌。這就是因為沒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為沒有革命。

  七月八日

  上午，往伊東醫士寓去補牙，等在客廳里，有些無聊。四壁只掛著一幅織出的畫和兩副對，一副是江朝宗的，一副是王芝祥的。署名之下，各有兩顆印，一顆是姓名，一顆是頭銜；江的是「迪威將軍」，王的是「佛門弟子」。

  午後，密斯高來，適值毫無點心，只得將寶藏著的搽嘴角生瘡有效的柿霜糖裝在碟子裡拿出去。我時常有點心，有客來便請他吃點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一視同仁，但密斯得有時委實利害，往往吃得很徹底，一個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之感。如果想吃，又須出去買來。於是很有戒心了，只得改變方針，有萬不得已時，則以落花生代之。這一著很有效，總是吃得不多，既然吃不多，我便開始敦勸了，有時竟勸得怕吃落花生如織芳之流，至於因此逡巡逃走。從去年夏天發明了這一種花生政策以後，至今還在繼續厲行。但密斯們卻不在此限，她們的胃似乎比他們要小五分之四，或者消化力要弱到十分之八，很小的一個點心，也大抵要留下一半，倘是一片糖，就剩下一角。拿出來陳列片時，吃去一點，於我的損失是極微的，「何必改作」！

  密斯高是很少來的客人，有點難於執行花生政策。恰巧又沒有別的點心，只好獻出柿霜糖去了。這是遠道攜來的名糖，當然可以見得鄭重。

  我想，這糖不大普通，應該先說明來源和功用。但是，密斯高卻已經一目了然了。她說：這是出在河南汜水縣的；用柿霜做成。顏色最好是深黃；倘是淡黃，那便不是純柿霜。這很涼，如果嘴角這些地方生瘡的時候，便含著，使它漸漸從嘴角流出，瘡就好了。

  她比我耳食所得的知道得更清楚，我只好不作聲，而且這時才記起她是河南人。請河南人吃幾片柿霜糖，正如請我喝一小杯黃酒一樣，真可謂「其愚不可及也」。

  茭白的心裡有黑點的，我們那裡稱為灰茭，雖是鄉下人也不願意吃，北京卻用在大酒席上。卷心白菜在北京論斤論車地賣，一到南邊，便根上繫著繩，倒掛在水果鋪子的門前了，買時論兩，或者半株，用處是放在闊氣的火鍋中，或者給魚翅墊底。但假如有誰在北京特地請我吃灰茭，或北京人到南邊時請他吃煮白菜，則即使不至於稱為「笨伯」，也未免有些乖張罷。

  但密斯高居然吃了一片，也許是聊以敷衍主人的面子的。到晚上我空口坐著，想：這應該請河南以外的別省人吃的，一面想，一面吃，不料這樣就吃完了。

  凡物總是以希為貴。假如在歐美留學，畢業論文最好是講李太白，楊朱，張三；研究蕭伯訥，威爾斯就不大妥當，何況但丁之類。《但丁傳》的作者跋忒萊爾（A.J.Butler）就說關於但丁的文獻實在看不完。待到回了中國，可就可以講講蕭伯訥，威爾斯，甚而至於莎士比亞了，何年何月自己曾在曼殊斐兒墓前痛哭，何月何日何時曾在何處和法蘭斯點頭，他還拍著自己的肩頭說道：你將來要有些像我的！至於「四書」「五經」之類，在本地似乎究以少談為是。雖然夾些「流言」在內，也未必便於「學理和事實」有妨。

  記「發薪」

  下午，在中央公園裡和Ｃ君做點小工作，突然得到一位好意的老同事的警報，說，部里今天發給薪水了，計三成；但必須本人親身去領，而且須在三天以內。

  否則？

  否則怎樣，他卻沒有說。但這是「洞若觀火」的，否則，就不給。

  只要有銀錢在手裡經過，即使並非檀越的布施，人是也總愛逞逞威風的，要不然，他們也許要覺到自己的無聊，渺小。明明有物品去抵押，當鋪卻用這樣的勢利臉和高櫃檯；明明用銀元去換銅元，錢攤卻帖著「收買現洋」的紙條，隱然以「買主」自命。錢票當然應該可以到負責的地方去換現錢，而有時卻規定了極短的時間，還要領簽，排班，等候，受氣；軍警督壓著，手裡還有國粹的皮鞭。

  不聽話麼？不但不得錢，而且要打了！

  我曾經說過，中華民國的官，都是平民出身，並非特別種族。雖然高尚的文人學士或新聞記者們將他們看作異類，以為比自己格外奇怪，可鄙可嗤；然而從我這幾年的經驗看來，卻委實不很特別，一切脾氣，卻與普通的同胞差不多，所以一到經手銀錢的時候，也還是照例有一點藉此威風一下的嗜好。

  「親領」問題的歷史，是起源頗古的，中華民國十一年，就因此引起過方玄綽的牢騷，我便將這寫了一篇《端午節》。但歷史雖說如同螺旋，卻究竟並非印板，所以今之與昔，也還是小有不同。在昔盛世，主張「親領」的是「索薪會」——嗚呼，這些專門名詞，恕我不暇一一解釋了，而且紙張也可惜。——的驍將，晝夜奔走，向國務院呼號，向財政部坐討，一旦到手，對於沒有一同去索的人的無功受祿，心有不甘，用此給吃一點小苦頭的。其意若曰，這錢是我們討來的，就同我們的一樣；你要，必得到這裡來領布施。你看施衣施粥，有施主親自送到受惠者的家裡去的麼？

  然而那是盛世的事。現在是無論怎麼「索」，早已一文也不給了，如果偶然「發薪」，那是意外的上頭的嘉惠，和什麼「索」絲毫無關。不過臨時發布「親領」命令的施主卻還有，只是已非善於索薪的驍將，而是天天「畫到」，未曾另謀生活的「不貳之臣」了。所以，先前的「親領」是對於沒有同去索薪的人們的罰，現在的「親領」是對於不能空著肚子，天天到部的人們的罰。

  但這不過是一個大意，此外的事，倘非身臨其境，實在有些說不清。譬如一碗酸辣湯，耳聞口講的，總不如親自呷一口的明白。近來有幾個心懷叵測的名人間接忠告我，說我去年作文，專和幾個人鬧意見，不再論及文學藝術，天下國家，是可惜的。殊不知我近來倒是明白了，身歷其境的小事，尚且參不透，說不清，更何況那些高尚偉大，不甚瞭然的事業？我現在只能說說較為切己的私事，至於冠冕堂皇如所謂「公理」之類，就讓公理專家去消遣罷。

  總之，我以為現在的「親領」主張家，已頗不如先前了，這就是「孤桐先生」之所謂「每況愈下」。而且便是空牢騷如方玄綽者，似乎也已經很寥寥了。

  「去！」我一得警報，便走出公園，跳上車，徑奔衙門去。

  一進門，巡警就給我一個立正舉手的敬禮，可見做官要做得較大，雖然闊別多日，他們也還是認識的。到裡面，不見什麼人，因為辦公時間已經改在上午，大概都已親領了回家了。覓得一位聽差，問明了「親領」的規則，是先到會計科去取得條子，然後拿了這條子，到花廳里去領錢。

  就到會計科，一個部員看了一看我的臉，便翻出條子來。我知道他是老部員，熟識同人，負著「驗明正身」的重大責任的；接過條子之後，我便特別多點了兩個頭，以表示告別和感謝之至意。

  其次是花廳了，先經過一個邊門，只見上帖紙條道：「丙組」，又有一行小注是「不滿百元」。我看自己的條子上，寫的是九十九元，心裡想，這真是「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同時便直撞進去。看見一個和我差不多大的官，說道這「不滿百元」是指全俸而言，我的並不在這裡，是在裡間。

  就到裡間，那裡有兩張大桌子，桌旁坐著幾個人，一個熟識的老同事就招呼我了；拿出條子去，簽了名，換得錢票，總算一帆風順。這組的旁邊還坐著一位很胖的官，大概是監督者，因為他敢於解開了官紗——也許是紡綢，我不大認識這些東西。——小衫，露著胖得擁成折迭的胸肚，使汗珠雍容地越過了摺疊往下流。

  這時我無端有些感慨，心裡想，大家現在都說「災官」「災官」，殊不知「心廣體胖」的還不在少呢。便是兩三年前教員正嚷索薪的時候，學校的教員豫備室里也還有人因為吃得太飽了，咳的一聲，胃中的氣體從嘴裡反叛出來。

  走出外間，那一位和我差不多大的官還在，便拉住他發牢騷。

  「你們怎麼又鬧這些玩藝兒了？」我說。

  「這是他的意思……。」他和氣地回答，而且笑嘻嘻的。

  「生病的怎麼辦呢？放在門板上抬來麼？」

  「他說：這些都另法辦理。……」

  我是一聽便瞭然的，只是在「門——衙門之門——外漢」怕不易懂，最好是再加上一點註解。這所謂「他」者，是指總長或次長而言。此時雖然似乎所指頗朦朧，但再掘下去，便可以得到指實，但如果再掘下去，也許又要更朦朧。總而言之，薪水既經到手，這些事便應該「適可而止，毋貪心也」的，否則，怕難免有些危機。即如我的說了這些話，其實就已經不大妥。

  於是我退出花廳，卻又遇見幾個舊同事，閒談了一回。知道還有「戊組」，是發給已經死了的人的薪水的，這一組大概無須「親領」。又知道這一回提出「親領」律者，不但「他」，也有「他們」在內。所謂「他們」者，粗粗一聽，很像「索薪會」的頭領們，但其實也不然，因為衙門裡早就沒有什麼「索薪會」，所以這一回當然是別一批新人物了。

  我們這回「親領」的薪水，是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份的。因此，事前就有了兩種學說。一，即作為十三年二月的薪水發給。然而還有新來的和新近加俸的呢，可就不免有向隅之感。於是第二種新學說自然起來：不管先前，只作為本年六月份的薪水發給。不過這學說也不大妥，只是「不管先前」這一句，就很有些疵病。

  這個辦法，先前也早有人苦心經營過。去年章士釗將我免職之後，自以為在地位上已經給了一個打擊，連有些文人學士們也喜得手舞足蹈。然而他們究竟是聰明人，看過「滿床滿桌滿地」的德文書的，即刻又悟到我單是拋了官，還不至於一敗塗地，因為我還可以得欠薪，在北京生活。於是他們的司長劉百昭便在部務會議席上提出，要不發欠薪，何月領來，便作為何月的薪水。這辦法如果實行，我的受打擊是頗大的，因為就受著經濟的迫壓。然而終於也沒有通過。那致命傷，就在「不管先前」上；而劉百昭們又不肯自稱革命黨，主張不管什麼，都從新來一回。

  所以現在每一領到政費，所發的也還是先前的錢；即使有人今年不在北京了，十三年二月間卻在，實在也有些難於說是現今不在，連那時的曾經在此也不算了。但是，既然又有新的學說起來，總得採納一點，這採納一點，也就是調和一些。因此，我們這回的收條上，年月是十三年二月的，錢的數目是十五年六月的。

  這麼一來，既然並非「不管先前」，而新近升官或加俸的又可以多得一點錢，可謂比較的周到。於我是無益也無損，只要還在北京，拿得出「正身」來。

  翻開我的簡單日記一查，我今年已經收了四回俸錢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節的夜裡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約還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還不算。

  我覺得已是一個精神上的財主；只可惜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劉百昭就來動搖過。將來遇見善於理財的人，怕還要設立一個「欠薪整理會」，裡面坐著幾個人物，外面掛著一塊招牌，使凡有欠薪的人們都到那裡去接洽。幾天或幾月之後，人不見了，接著連招牌也不見了；於是精神上的財主就變了物質上的窮人了。

  但現在卻還的確收了九十九元，對於生活又較為放心，趁閒空來發一點議論再說。

  （七月二十一日。）

  記談話

  魯迅先生快到廈門去了，雖然他自己說或者因天氣之故而不能在那裡久住，但至少總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這實在是我們認為很使人留戀的一件事。八月二十二日，女子師範大學學生會舉行毀校周年紀念，魯迅先生到會，曾有一番演說，我恐怕這是他此次在京最後的一回公開講演，因此把它記下來，表示我一點微弱的紀念的意思。人們一提到魯迅先生，或者不免覺得他稍微有一點過於冷靜，過於默視的樣子，而其實他是無時不充滿著熱烈的希望，發揮著豐富的感情的。在這一次談話里，尤其可以顯明地看出他的主張；那麼，我把他這一次的談話記下，作為他出京的紀念，也許不是完全沒有重大的意義罷。我自己，為免得老實人費心起見，應該聲明一下：那天的會，我是以一個小小的辦事員的資格參加的。

  〔培良〕

  我昨晚上在校《工人綏惠略夫》，想要另印一回，睡得太遲了，到現在還沒有很醒；正在校的時候，忽然想到一些事情，弄得腦子裡很混亂，一直到現在還是很混亂，所以今天恐怕不能有什麼多的話可說。

  提到我翻譯《工人綏惠略夫》的歷史，倒有點有趣。十二年前，歐洲大混戰開始了，後來我們中國也參加戰事，就是所謂「對德宣戰」；派了許多工人到歐洲去幫忙；以後就打勝了，就是所謂「公理戰勝」。中國自然也要分得戰利品，——有一種是在上海的德國商人的俱樂部里的德文書，總數很不少，文學居多，都搬來放在午門的門樓上。教育部得到這些書，便要整理一下，分類一下，——其實是他們本來分類好了的，然而有些人以為分得不好，所以要從新分一下。——當時派了許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後來，總長要看看那些書是什麼書了。怎樣看法呢？叫我們用中文將書名譯出來，有義譯義，無義譯音，該撒呀，克來阿派忒拉呀，大馬色呀……。每人每月有十塊錢的車費，我也拿了百來塊錢，因為那時還有一點所謂行政費。這樣的幾里古魯了一年多，花了幾千塊錢，對德和約成立了，後來德國來取還，便仍由點收的我們全盤交付，——也許少了幾本罷。至於「克來阿派忒拉」之類，總長看了沒有，我可不得而知了。

  據我所知道的說，「對德宣戰」的結果，在中國有一座中央公園裡的「公理戰勝」的牌坊，在我就只有一篇這《工人綏惠略夫》的譯本，因為那底本，就是從那時整理著的德文書里挑出來的。

  那一堆書里文學書多得很，為什麼那時偏要挑中這一篇呢？那意思，我現在有點記不真切了。大概，覺得民國以前，以後，我們也有許多改革者，境遇和綏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罷。然而昨晚上一看，豈但那時，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現在，——便是將來，便是幾十年以後，我想，還要有許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所以我打算將它重印一下……。

  《工人綏惠略夫》的作者阿爾志跋綏夫是俄國人。現在一提到俄國，似乎就使人心驚膽戰。但是，這是大可以不必的，阿爾志跋綏夫並非共產黨，他的作品現在在蘇俄也並不受人歡迎。聽說他已經瞎了眼睛，很在吃苦，那當然更不會送我一個盧布……。總而言之：和蘇俄是毫不相干。但奇怪的是有許多事情竟和中國很相像，譬如，改革者，代表者的受苦，不消說了；便是教人要安本分的老婆子，也正如我們的文人學士一般。有一個教員因為不受上司的辱罵而被革職了，她背地裡責備他，說他「高傲」得可惡，「你看，我以前被我的主人打過兩個嘴巴，可是我一句話都不說，忍耐著。究竟後來他們知道我冤枉了，就親手賞了我一百盧布。」自然，我們的文人學士措辭決不至於如此拙直，文字也還要華贍得多。

  然而綏惠略夫臨末的思想卻太可怕。他先是為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於要殺害他，他於是一變而為向社會復仇了，一切是仇，一切都破壞。中國這樣破壞一切的人還不見有，大約也不會有的，我也並不希望其有。但中國向來有別一種破壞的人，所以我們不去破壞的，便常常受破壞。我們一面被破壞，一面修繕著，辛辛苦苦地再過下去。所以我們的生活，便成了一面受破壞，一面修補，一面受破壞，一面修補的生活了。這個學校，也就是受了楊蔭榆章士釗們的破壞之後，修補修補，整理整理，再過下去的。

  俄國老婆子式的文人學士也許說，這是「高傲」得可惡了，該得懲罰。這話自然很像不錯的，但也不盡然。我的家裡還住著一個鄉下人，因為戰事，她的家沒有了，只好逃進城裡來。她實在並不「高傲」，也沒有反對過楊蔭榆，然而她的家沒有了，受了破壞。戰事一完，她一定要回去的，即使屋子破了，器具拋了，田地荒了，她也還要活下去。她大概只好搜集一點剩下的東西，修補修補，整理整理，再來活下去。

  中國的文明，就是這樣破壞了又修補，破壞了又修補的疲乏傷殘可憐的東西。但是很有人誇耀它，甚至於連破壞者也誇耀它。便是破壞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萬國婦女的什麼會裡去，請他敘述中國女學的情形，他一定說，我們中國有一個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在。

  這真是萬分可惜的事，我們中國人對於不是自己的東西，或者將不為自己所有的東西，總要破壞了才快活的。楊蔭榆知道要做不成這校長，便文事用文士的「流言」，武功用三河的老媽，總非將一班「毛鴉頭」趕盡殺絕不可。先前我看見記載上說的張獻忠屠戮川民的事，我總想不通他是什麼意思；後來看到別一本書，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進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壞李自成的帝位，怎樣破壞法呢？做皇帝必須有百姓；他殺盡了百姓，皇帝也就誰都做不成了。既無百姓，便無所謂皇帝，於是只剩了一個李自成，在白地上出醜，宛如學校解散後的校長一般。這雖然是一個可笑的極端的例，但有這一類的思想的，實在並不止張獻忠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