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一　解題

  《語絲》五七期上語堂先生曾經講起「費厄潑賴」（Fair play），以為此種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我們只好努力鼓勵；又謂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補充「費厄潑賴」的意義。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這字的函義究竟怎樣，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這種精神之一體，則我卻很想有所議論。但題目上不直書「打落水狗」者，乃為迴避觸目起見，即並不一定要在頭上強裝「義角」之意。總而言之，不過說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簡直應該打而已。

  二　論「落水狗」有三種，大都在可打之列

  今之論者，常將「打死老虎」與「打落水狗」相提並論，以為都近於卑怯。我以為「打死老虎」者，裝怯作勇，頗含滑稽，雖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卻怯得令人可愛。至於「打落水狗」，則並不如此簡單，當看狗之怎樣，以及如何落水而定。考落水原因，大概可有三種：（1）狗自己失足落水者，（2）別人打落者，（3）親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種，便即附和去打，自然過於無聊，或者竟近於卑怯；但若與狗奮戰，親手打其落水，則雖用竹竿又在水中從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與前二者同論。

  聽說剛勇的拳師，決不再打那已經倒地的敵手，這實足使我們奉為楷模。但我以為尚須附加一事，即敵手也須是剛勇的鬥士，一敗之後，或自愧自悔而不再來，或尚須堂皇地來相報復，那當然都無不可。而於狗，卻不能引此為例，與對等的敵手齊觀，因為無論它怎樣狂嗥，其實並不解什麼「道義」；況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聳身一搖，將水點灑得人們一身一臉，於是夾著尾巴逃走了。但後來性情還是如此。老實人將它的落水認作受洗，以為必已懺悔，不再出而咬人，實在是大錯而特錯的事。

  總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覺得都在可打之列，無論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三　論叭兒狗尤非打落水裡，又從而打之不可

  叭兒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卻稱為西洋狗了，但是，聽說倒是中國的特產，在萬國賽狗會裡常常得到金獎牌，《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幾匹是咱們中國的叭兒狗。這也是一種國光。但是，狗和貓不是仇敵麼？它卻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因此也就為闊人、太監、太太、小姐們所鍾愛，種子綿綿不絕。它的事業，只是以伶俐的皮毛獲得貴人豢養，或者中外的娘兒們上街的時候，脖子上拴了細鏈於跟在腳後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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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應該先行打它落水，又從而打之；如果它自墜入水，其實也不妨又從而打之，但若是自己過於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為之嘆息。叭兒狗如可寬容，別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為它們雖然非常勢利，但究竟還有些像狼，帶著野性，不至於如此騎牆。

  以上是順便說及的話，似乎和本題沒有大關係。

  四　論不「打落水狗」是誤人子弟的

  總之，落水狗的是否該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後的態度。

  狗性總不大會改變的，假使一萬年之後，或者也許要和現在不同，但我現在要說的是現在。如果以為落水之後，十分可憐，則害人的動物，可憐者正多，便是霍亂病菌，雖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卻何等地老實。然而醫生是決不肯放過它的。

  現在的官僚和土紳士或洋紳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說是赤化，是共產；民國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說康黨，後是說革黨，甚至於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榮，但也未始沒有那時所謂「以人血染紅頂子」之意。可是革命終於起來了，一群臭架子的紳士們，便立刻皇皇然若喪家之狗，將小辮子盤在頭頂上。革命黨也一派新氣，——紳士們先前所深惡痛絕的新氣，「文明」得可以；說是「咸與維新」了，我們是不打落水狗的，聽憑它們爬上來罷。於是它們爬上來了，伏到民國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時候，就突出來幫著袁世凱咬死了許多革命人，中國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裡，一直到現在，遺老不必說，連遺少也還是那麼多。這就因為先烈的好心，對於鬼蜮的慈悲，使它們繁殖起來，而此後的明白青年，為反抗黑暗計，也就要花費更多更多的氣力和生命。

  秋瑾女士，就是死於告密的，革命後暫時稱為「女俠」，現在是不大聽見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鄉就到了一個都督，——等於現在之所謂督軍，——也是她的同志：王金髮。他捉住了殺害她的謀主，調集了告密的案卷，要為她報仇。然而終於將那謀主釋放了，據說是因為已經成了民國，大家不應該再修舊怨罷。但等到二次革命失敗後，王金髮卻被袁世凱的走狗槍決了，與有力的是他所釋放的殺過秋瑾的謀主。

  這人現在也已「壽終正寢」了，但在那裡繼續跋扈出沒著的也還是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鄉也還是那樣的故鄉，年復一年，絲毫沒有長進。從這一點看起來，生長在可為中國模範的名城裡的楊蔭榆女士和陳西瀅先生，真是洪福齊天。

  五　論塌台人物不當與「落水狗」相提並論

  「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道。中國最多的卻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這其實是老實人自己討苦吃。

  俗語說：「忠厚是無用的別名」，也許太刻薄一點罷，但仔細想來，卻也覺得並非唆人作惡之談，乃是歸納了許多苦楚的經歷之後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說，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無力打；二是比例錯。前者且勿論；後者的大錯就又有二：一是誤將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齊觀，二是不辨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壞，於是視同一律，結果反成為縱惡。即以現在而論，因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轉輪，壞人靠著冰山，恣行無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憐，而曾經親見，或親受其噬齧的老實人，乃忽以「落水狗」視之，不但不打，甚至於還有哀矜之意，自以為公理已伸，俠義這時正在我這裡。殊不知它何嘗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經儲足的了，並且都在租界裡。雖然有時似乎受傷，其實並不，至多不過是假裝跛腳，聊以引起人們的惻隱之心，可以從容避匿罷了。他日復來，仍舊先咬老實人開手，「投石下井」，無所不為，尋起原因來，一部分就正因為老實人不「打落水狗」之故。所以，要是說得苛刻一點，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錯誤的。

  六　論現在還不能一味「費厄」

  仁人們或者要問：那麼，我們竟不要「費厄潑賴」麼？我可以立刻回答：當然是要的，然而尚早。這就是「請君入甕」法。雖然仁人們未必肯用，但我還可以言之成理。土紳士或洋紳士們不是常常說，中國自有特別國情，外國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適用麼？我以為這「費厄潑賴」也是其一。否則，他對你不「費厄」，你卻對他去「費厄」，結果總是自己吃虧，不但要「費厄」而不可得，並且連要不「費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費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對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費厄」的，大可以老實不客氣；待到它也「費厄」了，然後再與它講「費厄」不遲。

  這似乎很有主張二重道德之嫌，但是也出於不得已，因為倘不如此，中國將不能有較好的路。中國現在有許多二重道德，主與奴，男與女，都有不同的道德，還沒有劃一。要是對「落水狗」和「落水人」獨獨一視同仁，實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紳士們之所謂自由平等並非不好，在中國卻微嫌太早一樣。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費厄潑賴」精神，我以為至少須俟所謂「落水狗」者帶有人氣之後。但現在自然也非絕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說：要看清對手。而且還要有等差，即「費厄」必視對手之如何而施，無論其怎樣落水，為人也則幫之，為狗也則不管之，為壞狗也則打之。一言以蔽之：「黨同伐異」而已矣。

  滿心「婆理」而滿口「公理」的紳士們的名言暫且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現今的中國，也還不能救助好人，甚至於反而保護壞人。因為當壞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時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決不聽從，叫喊僅止於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時，好人或稍稍蹶起，則壞人本該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論者又「勿報復」呀，「仁恕」呀，「勿以惡抗惡」呀……的大嚷起來。這一次卻發生實效，並非空嚷了：好人正以為然，而壞人於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後，無非以為占了便宜，何嘗改悔；並且因為是早已營就三窟，又善於鑽謀的，所以不多時，也就依然聲勢赫奕，作惡又如先前一樣。這時候，公理論者自然又要大叫，但這回他卻不聽你了。

  但是，「疾惡太嚴」，「操之過急」，漢的清流和明的東林，卻正以這一點傾敗，論者也常常這樣責備他們。殊不知那一面，何嘗不「疾善如仇」呢？人們卻不說一句話。假使此後光明和黑暗還不能作徹底的戰鬥，老實人誤將縱惡當作寬容，一味姑息下去，則現在似的混沌狀態，是可以無窮無盡的。

  七　論「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中國人或信中醫或信西醫，現在較大的城市中往往並有兩種醫，使他們各得其所。我以為這確是極好的事。倘能推而廣之，怨聲一定還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於郅治。例如民國的通禮是鞠躬，但若有人以為不對的，就獨使他磕頭。民國的法律是沒有笞刑的，倘有人以為肉刑好，則這人犯罪時就特別打屁股。碗筷飯菜，是為今人而設的，有願為燧人氏以前之民者，就請他吃生肉；再造幾千間茅屋，將在大宅子裡仰慕堯舜的高士都拉出來，給住在那裡面；反對物質文明的，自然更應該不使他銜冤坐汽車。這樣一辦，真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我們的耳根也就可以清淨許多罷。

  但可惜大家總不肯這樣辦，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費厄潑賴」尤其有流弊，甚至於可以變成弱點，反給惡勢力占便宜。例如劉百昭毆曳女師大學生，《現代評論》上連屁也不放，一到女師大恢復，陳西瀅鼓動女大學生占據校舍時，卻道「要是她們不肯走便怎樣呢？你們總不好意思用強力把她們的東西搬走了罷？」毆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劉百昭的先例的，何以這一回獨獨「不好意思」？這就因為給他嗅到了女師大這一面有些「費厄」氣味之故。但這「費厄」卻又變成弱點，反而給人利用了來替章士釗的「遺澤」保鑣。

  八　結末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會激起新舊，或什麼兩派之爭，使惡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罷。但我敢斷言，反改革者對於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並未放鬆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復加了。只有改革者卻還在睡夢裡，總是吃虧。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自此以後，是應該改換些態度和方法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