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替罪羊

  戴笠雖未受責罰，卻也不能不反躬自省。一回到南京，他立刻清點事變中無作為的西北區相關負責人。

  特務處在西北區職務最高的，自然是西北區區長。但西北區成立僅一年余，區長換了三任。

  第一任區長張毅夫，1935年10月上任，1936年1月離職另有任用；

  第二任區長江雄風，被胡宗南看上要走；

  派誰接任呢？戴笠環顧左右，驀地想到了王天木。當時對日形勢日趨緊張，特務處人手不夠，正是釋放王天木的好機會。一紙報告打上去，果然被蔣介石批准。被判無期徒刑的王天木，在丙地被關押兩年後得以釋放，即刻領命走馬上任，出任西北區第三任區長。

  時近年末，華北局勢吃緊，正需要王天木這種有留日背景的「日本通」。戴笠一個指令，又將王天木調到北平，出任北平區區長去了。

  接替王天木的是上海區區長王新衡。王新衡與張學良關係密切，戴笠對他寄予厚望。但王天木走後王新衡卻因故耽擱，暫由江雄風代理。就在這個節骨眼上，西安事變發生了，該追究誰的責任呢？

  一年零兩個月的時間裡換了三任區長，情況都沒怎麼熟悉何談作為？要怪也只能怪戴笠換將太勤，向幾任區長問責顯然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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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最應該處罰的是陝西站站長馬志超。

  馬志超是最早到西北的特務機構負責人，且一直在站長的位子沒挪窩。

  馬志超生於1903年，甘肅平涼人，在陝西華陰長大，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一期，與胡宗南是同一個大隊的同窗。第一師開赴西北的時候，胡宗南送給戴笠兩個人，一個是特務處急需的電訊專家魏大銘，另一個就是馬志超。戴笠將他安排到浙江警校做了教育副官。

  區區教育副官，似乎難讓馬志超一展平生抱負，正在無聊地念叨著「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的時候，「馮唐」真的就來了——

  1934年特務處成立陝西省站，馬志超的西北出身，使他成為戴笠眼中陝西站站長的不二人選。

  戴笠用人，一向自詡善於量才器使，但這次，西安事變結束之後，他不得不承認選錯了人。

  為了便於工作，戴笠在任命馬志超為陝西站站長的同時，又給他一個公開身份——陝西省會警察局局長，為的是讓他以警察局長的公開身份掩護省站的秘密工作，同時也可利用警察局資源為特務工作提供便利。

  臨行前，戴笠一再告誡馬志超：「公開掩護秘密」的前提，就是公開機關必須與秘密機構分開，電台更要單獨設置一處，與省站本部分離，以避免出事後被一網打盡，這是特務處的厲禁，切記！

  然而馬志超成了特務處省級站大員，又有一個警察局局長的官職，一時間「衣錦還鄉」的美夢做得有滋有味，根本沒把戴笠的話當回事，到西安走馬上任後，立刻將特務處陝西站和電台一起搬進了警察局，將公開單位與秘密單位設在一起，聯合辦公。

  陝西站書記岳燭遠曾提醒馬志超，必須將陝西站本部轉入地下，否則會出大事，也被馬志超當成了耳旁風。

  在秘密機構公開的情況下，張、楊等事變發動者躲避特務耳目的工作便簡單了許多，抓捕陝西站特務也變得簡單而省事。事變當天上午，陝西站本部被連窩端掉，馬志超本人卻僥倖逃脫了。

  馬志超的逃跑也是事出湊巧。那天是檢閱西安警察和「義勇軍」的日子，馬志超特地起了個大早趕去警察局，走到半路忽然發覺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在這件事上馬志超所表現出的機敏，可以說作為一個特工還算稱職的，只不過他想到的是個人安危，忘記了肩負的責任。

  他發現情況異常後，當即攔了一輛黃包車，高價買下黃包車和車夫的衣服，化裝成車夫，拉起車子，一口氣跑到一個熟人家裡，在熟人家裡藏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早又化裝成農民逃到潼關，投奔到他的同鄉、第一期同窗某部副師長處。副師長毫不猶豫地將他藏起來，直到事變結束。

  馬志超違反特務工作保密原則，導致站本部遭受覆滅性打擊已罪不可恕，發覺事變後不是設法潛伏繼續工作，而是個人逃之夭夭。追究責任，馬志超首當其衝！

  然而，馬志超卻處罰不得。

  馬志超是胡宗南送給戴笠的人，與胡宗南是同窗兼好友，處分馬志超，胡宗南面子上不好看，不處分似乎又太無章法。看在胡宗南的面子上，戴笠決定對馬志超「冷處理」，將他掛了起來，一掛就掛到了抗戰爆發，戴笠這才重新起用馬志超，任命他為甘肅站站長。

  馬志超不能處分，戴笠的目光又轉回到西北區，畢竟西北區對陝西站的工作有失查之過，應負領導責任。但江雄風早已調離，如今只是臨時代理，屬於幫忙性質，處理他未免有些名不正言不順。而且事變發生後，同樣是逃跑，江雄風總算還有起碼的責任感——冒著生命危險給特務處發了一封電報，報告西安出事的消息，也算將功補過了。戴笠能在第一時間得到消息趕回南京，正是得益於這封電報。

  江雄風也不能抓，戴笠的目光落在了尚在上海的王新衡身上。若不是王新衡推說有事，怎會有江雄風的臨時代理！

  戴笠知道，出了這麼大的事，總要有人出來擔責，不處罰一個人是沒法交代的，畢竟對於張、楊發動事變，這層層特務機構竟無一人發覺。即使王新衡是冤枉的，也只好拿來當替罪羊了。

  戴笠立即下令，將王新衡從上海拘來。不過戴笠對王新衡還算客氣，將他送進了管制略寬鬆一些的「乙地」羊皮巷，也就是當初拘押陳恭澍的地方。直到抗戰爆發後，王新衡才被釋放，同時被任命為香港特區少將區長，旋即走馬上任。

  回到南京後，戴笠與張學良的關係也調了個，「保護」張學良的任務非特務處莫屬，戴笠從此成為張學良的「保護」人。還是在飛機抵達洛陽的時候，戴笠就通知梁乾喬和劉乙光，做好接機準備，安排好張學良的警衛工作。

  從洛陽返京時，蔣介石為錯開抵京時間，特地讓戴笠與宋子文陪同張學良乘坐第二架飛機。抵達南京明故宮機場後，張學良與宋子文一起乘車開往北極閣宋公館，早已等候在機場的劉乙光，立即率便衣特務隊跟隨保護。

  在宋公館居住的數天裡，張學良的警衛工作內由隨侍的警衛人員負責，外由劉乙光的特務隊負責。

  這是張學良赴京後唯一幾天相對自由的日子。到12月31日，張學良開始失去自由。

  這天，南京政府軍委會高等軍事法庭，對張學良進行軍法會審，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剝奪公民權五年。宣判結束後，由戴笠親自安排，將張學良「護送」到中山門外孔祥熙公館。

  與張學良一樣，戴笠也是投桃報李之人。但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相比對蔣介石的忠誠，戴笠與張學良的友誼顯然要蒼白許多。戴笠所能做到的，就是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儘可能最大限度地關照張學良的生活。

  1937年1月4日，國民政府發布「特赦令」，被特赦的張學良並未恢復自由，而是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張學良從此開始了幽居生涯。

  由於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腰部受傷，其兄蔣介卿在聞知蔣介石被扣押後不堪打擊，中風跌倒，不治身亡，為籌辦兄長後事和休養身體，蔣介石於1月2日偕宋美齡返回奉化，臨行前指示戴笠，將張學良護送到奉化幽禁。

  1月13日，戴笠親自護送張學良飛赴奉化，先將張安頓在武嶺學校，他本人前往雪竇山，將建在雪竇寺一側的中國旅行社十幾間房屋包租下來，改為「張學良招待所」，對內則稱「特務處派駐張學良先生招待所特務隊」。然後將張學良移居此處，由劉乙光、許建業分別任特務隊正副隊長，率特工人員30名負責內部看守，另有一個連武裝憲兵負責外圍警戒。

  此後張學良先後轉移到江西南昌、湖南益陽桃花坪、沅陵鳳凰山、貴州修文縣陽明洞、桐梓等處，均由戴笠派人負責看守和照顧生活。時年34歲的特務隊長劉乙光，從此與張學良結下不解之緣，大半輩子也只幹了一件事——看守張學良，從大陸看到台灣，從看守和被看守的對立關係，看成了私交甚篤的朋友，劉乙光在這個位置上也一步步晉升為少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