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大西軍的聯明抗清（1）

  第一節孫可望請封秦王之糾葛

  以孫可望為首的大西軍進入雲南，具有長遠的戰略眼光。經營雲南是為了有個穩定的後方進行休整，積聚力量，以便重整兵馬，同清軍再決雌雄。入滇兩年，由於政策措施正確得當，社會安定，生產迅速恢復發展，大西軍對雲南的統治日益穩定，實力已經大大增強。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南明永曆朝廷吏治腐敗和內部互相傾軋，導致抗清陣營的分崩離析，疆土越來越縮小。大順軍餘部從1645年隆武朝廷當政時期就已經開始了聯合抗清，以李過（李赤心）、高一功（高必正）統率的「忠貞營」成了抗清的主力。儘管南明統治集團明知「今日朝廷所恃者忠貞營耳」[1]，然而從朝廷以至督、撫重臣何騰蛟、瞿式耜[2]、章曠等人卻出於階級偏見處處排斥、刁難這支忠心耿耿奮力抗清的農民武裝，幹著親者痛、仇者快的勾當。他們視為嫡系的各種雜牌官軍卻只知禍國殃民，一旦形勢危急就叛變投敵，甘心充當清廷推行民族征服政策的馬前卒。在這種情況下，抗清形勢的不斷惡化自然不可避免。

  孫可望等原大西軍領導人正是從全國大局著眼，決定領兵出滇，開赴抗清前線。出兵以前，孫可望同楊畏知、沐天波商議時說道：「年來以雲南一隅之地，兵精糧足，欲圖大舉，以復中原。」[3]他認識到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以朱明王朝為旗幟可以獲得更多的同盟者，有利於抗清事業。另一方面，孫可望決定請求永曆朝廷加封，也有藉此挾制李定國、劉文秀的意圖。孫可望與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的地位本來不相上下，入滇以後可望雖被推為盟主，但他畢竟不能同張獻忠相比，李定國、劉文秀手握重兵，各以「西府」「南府」老爺自居，並不能唯孫可望之命是從。許多史籍都記載，1648年孫可望借演武場升旗事件，把李定國按在地上打了一頓板子，以確立和提高自己在全軍中的領導地位。馮甦記：「可望饒機智，既據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黨猶儕視之，李定國尤倔強，每事相阻忤。明年戊子，可望與劉文秀等議，縛定國於演武場，聲其罪，杖之百；既復相與抱持而哭，命定國取沙定洲以贖罪。定國心憾之，念相推奉已久，無能與抗也。」[4]這說明孫可望的領袖地位並沒有真正形成。他為了名正言順地節制定國和文秀，想通過永曆朝廷加封，使自己的爵位高於二人。深悉其內幕的楊畏知說過：「請封，可望一人意也。其意欲得封爵出劉文秀、李定國上，足以駕馭兩雄，使受其節制耳。李定國為人直朴無偽，初遣使請封時，定國不悅曰：『我自為王，安所用請？』可望再三諭以封爵出自朝廷者為真，今皆假號也。定國曰：『若是，則便是朝廷官，不更作賊矣，勿反覆也。』」[5]正是出於這些考慮，孫可望於1649年（永曆三年、順治六年）派楊畏知和戶部龔彝充當使者前往廣東肇慶，同永曆朝廷聯絡。隨身帶了孫可望的一封書信，內容如下：

  先秦王蕩平中土，掃除貪官污吏。十年以來，未嘗忘忠君愛國之心。不謂李自成犯順，玉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照，王繩父爵，國繼先秦。乞敕重臣會觀詔書謹封。己丑年正月十五日孫可望拜書。[6]

  楊畏知等於二月間從昆明出發[7]，四月初六日到達肇慶，呈上書信並進獻南金二十兩、琥珀四塊，馬四匹，以表善意。在當時參與抗清的各種力量之中，孫可望為首的大西軍實力最強，他管轄下的雲南是抗清營壘中最穩定的地區。從南明處境來看，正處在何騰蛟、姜瓖、金聲桓、李成棟連續敗亡，險象環生之時；孫可望等人決策同永曆朝廷攜手抗清，本是這個小朝廷的最佳福音。可是，階級的偏見和政治上的鼠目寸光，卻在永曆朝廷內部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廷臣會議時，贊成封孫可望為王的固不乏人，當政的一批人物卻因種種私慮表示堅決反對，如依附李成棟之子李元胤的金堡、袁彭年之流唯恐擁有龐大實力的大西軍參加永曆朝廷將會削弱自己把持朝政的局面，力持異議。開初，袁彭年、金堡甚至說出「可望賊也，不可以封。劾畏知為賊遊說，請收之」[8]。後來見朝臣中贊成封可望藉以收大西軍餘部為己所用的人居多數，又變換策略，「金堡引祖制無異姓封王例，力爭不可」[9]，甚至連續七次上疏，拼命反對[10]。鎮守貴陽和遵義一帶的軍閥皮熊、王祥也擔心大西軍出滇抗清，自己割據的地盤難保，上疏聲稱：「可望名雖向正，事非革心，朝廷毋為所愚。」[11]大學士嚴起恆等也頑固地拒絕封孫可望為秦王[12]。楊畏知以明朝舊臣、孫可望使者的雙重身份陳明利害：「可望兵強，可借為用，何惜一封號不以收拾人心，反自樹敵？」他建議封孫可望為郡王（即二字王），封李定國、劉文秀為公爵。廷臣錢秉鐙除贊成楊畏知的意見外，又提出在封爵的同時趁機挑撥大西軍各將領之間的關係，建議朝廷一面封可望為郡王，命其居守雲南；一面封定國、文秀為公爵，「陰使人語之曰：此可望指也。敕書內極其獎勵，許以出滇有功之日即錫王號……兩雄本不欲聽其駕馭，固利在專征，又出邀上賞，必踴躍奉命」。另由定國、文秀合疏上請封艾能奇的中軍馮雙禮以五等之爵，造成「德歸兩雄而離心於可望」的局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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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封滇與否的爭論持續了幾個月，楊畏知見封可望為王的阻力太大，不得已上疏改請封可望為公爵，定國、文秀為侯爵，以便回滇復命。永曆朝廷勉強同意了，決定封孫可望為景國公，賜名朝宗[14]。

  督師閣部堵胤錫是位比較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曾經親自出馬促成過大順軍餘部李錦、高一功等部同南明聯合抗清，這次又想努力推進與大西軍的聯盟。當他聽說孫可望請封秦王，朝廷僅封公爵，知道事情必定決裂，就在七星岩盛情款待孫可望派來的使臣隨將潘世榮、焦光啟，同兩人訂盟結好，穩住這兩位大西軍的老部將（正使楊畏知、龔彝都是明朝舊官，孫可望派潘世榮等隨同赴廣顯然有監視和探聽朝廷態度之意）；同時連續上疏朝廷請封可望為二字王，經永曆帝同意決定封孫可望為平遼王[15]。就堵胤錫的本心而言，完全是從維繫明室、共同抗清的大局出發。他深知腐朽已極的永曆朝廷不要說恢復中原，就是勉撐危局也只有依靠大順軍和大西軍。金堡對堵胤錫的做法深表不滿，當面斥責道：「滇與忠貞皆國讎也，厥罪滔天。公大臣，偏欲與此輩交結，何意？」[16]在民族危機極為深重的時候，金堡之流仍然對共赴國難的原農民軍切齒痛恨，稱之為罪惡滔天的國讎，完全顛倒了敵友關係。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明潯州守將慶國公陳邦傅由於忠貞營駐紮在相鄰的賓州、橫州，擔心自身利益難保，他的中軍胡執恭建議結好於孫可望，倚仗大西軍的聲勢同忠貞營相抗。他們利用永曆帝頒給的空白敕書，私自填寫，又暗中鑄造了「秦王之寶」金印[17]，於1649年（永曆三年）正月由胡執恭冒充朝廷使臣逕自前往雲南封孫可望為秦王[18]。在陳邦傅、胡執恭偽撰的敕文中用了許多不倫不類的話，如：「朕率天下臣民以父師事王」，命其「監國」，賜以「九錫」「總理朝綱」「節制天下文武兵馬」等等。

  孫可望並不知道永曆朝廷的腐敗紛爭以致於此，對胡執恭送來的敕書和「秦王之寶」極為滿意。他安排了隆重的儀式，親自郊迎使者，「肅然就臣禮，先五拜叩頭，舞蹈稱臣。受秦王封后，率其義兄弟三人並三軍士卒各呼萬歲後，又秦王升座受義兄弟三人並三軍士卒慶賀」[19]。然後把敕書謄黃布告雲南各地，歡慶三天。這一連串盛大儀式表明孫可望和義兄弟李定國、劉文秀統轄下的大西軍以及他們管理得頗有條理的雲南全省已經遵奉南明永曆正朔，孫可望本人的領導地位也得到了正式肯定。誰知不久楊畏知等人回到昆明，帶來了封孫可望為平遼王的敕印。孫可望大為驚異，說：「我已封秦王矣！」楊畏知問明情況說那是假的；胡執恭爭辯說平遼王敕印也是假的，朝廷所封不過是景國公。其實，堵胤錫請封孫可望為平遼王得到了永曆帝的核准，並不是假的。魯可藻記：「御批：胤錫奏朕，已封平遼。朝廷雖小，詔令未可或更。」同年十月又記：「詔仍從堵胤錫原奏，封孫朝宗平遼王，敕令出楚。」[20]次年行在禮部尚書郭之奇在奏疏中說：「滇封之議，創為平遼，已非典則，失名義。矯而為秦，變而為雍，遵何制而定何名，臣俱不得其解。」[21]這些材料都可以證明永曆朝廷經過反覆周折後授予孫可望的封號是平遼王。胡執恭到昆明時並不知道朝廷採納了堵胤錫的建議把封號由原議景國公改為平遼王。孫可望既誤信了陳邦傅、胡執恭假造的敕印，舉行了隆重的受封典禮，弄得雲南軍民皆知，這時要降格為二字王，處境的尷尬可想而知。他極為憤慨地說：「為帝為王，吾所自致，何借於彼？而屑屑更易，徒為人笑。」[22]下令把楊畏知、胡執恭關進監獄，給朝廷送去啟本說：「於某日接敕封臣秦王，於某日接敕封臣平遼王，莫知所從。」[23]除了把先後所接「敕書」抄送外，並且表示接到秦王敕印後已經鄭重宣布，大小官員和軍民都已祝賀，無法改變，請朝廷定奪。平心而論，問題出在永曆濫發空白敕書和陳邦傅以公爵身份矯詔偽封一字王，孫可望不僅不負任何責任，而且在宣布受封秦王、接受拜賀以後也確實難以退步。永曆朝廷在既成事實面前竟毫無靈活性，堅持拒絕封孫可望為秦王。號稱「虎牙」的金堡在疏中義形於色地說：「可望應否封王，臣為祖宗守法，即使白刃臨臣，臣惟執不封之議。」[24]大學士瞿式耜則抓住孫可望來書「啟而不奏，名而不臣，書甲子不書正朔」大做文章，說什麼「識者為之寒心，舉朝莫不色動」[25]。又針對胡執恭所遞偽敕中載有「朕率天下臣民以父師事王」，「崇之以監國」，「許之以九錫」，「推之以總理朝綱、節制天下文武兵馬」痛切陳詞。其實，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孫可望原書只要求封秦王，並沒有提出偽敕內這些特殊的禮遇和權力。至於啟本中不稱臣、不奉正朔更是無可非議，因為從歷史淵源而言，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是張獻忠部下的大將，張獻忠在世時已經即位稱帝，與明政府本處於敵對地位；孫可望主動上書請封時用啟本已經是俯心相就，在未得到永曆朝廷的封爵前「名而不臣，書甲子不書正朔」，無可指責。只要永曆君臣不行事乖張，真偽並出，僅以一紙文書加以籠絡，孫可望等人自然會奉永曆正朔稱臣，實現化敵為友，聯合抗清。瞿式耜等人不顧實際情況，妄自尊大，在雙方達成協議之前就指責對方不稱臣奉正朔，是毫無道理的。至於陳邦傅等所撰偽敕，瞿式耜說：「可望未我降，而我先降之；可望未父師，而我先父師之；可望未納土請官，而我先納土請官之。料可望本無此想，今執恭固教之矣！」[26]這些話並沒有錯，問題是瞿式耜不能從大局出發，在永曆君臣自己造成的被動情勢下，採取有效的補救措施，比如真封秦王，另頒措辭得體的敕書。他實際上同金堡之流一樣對原農民軍懷有極深的偏見，反對聯合抗清。直到這年七月間，永曆幸臣文安侯馬吉翔建議封可望為澂江王，可望的使者不敢復命。朝廷又議於秦字上加一字，或興秦，或定秦，紛爭不已。倒是孫可望為打破僵局，派遣御史瞿鳴豐入朝，請求實封秦王，「即用原寶，但求上加敕書一道」。這個折中辦法可說是兩全其美，維持秦王封號使孫可望在雲南軍民中可以交代過去；另頒敕書不用偽敕中的「父師事王」「監國」「九錫」「總理朝綱」等不妥措辭，永曆朝廷也有個體面的下台機會。可是，大學士嚴起恆、戶部尚書吳貞毓、兵部侍郎楊鼎和等人頑固地拒絕真封秦王，毫無轉圜餘地[27]。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西軍提出聯合抗清的建議以後，永曆朝廷不僅在封爵上多方刁難，還不顧大敵當前，加強了對大西軍的防範。「是冬，封黔鎮皮熊為匡國公，播鎮王祥為忠國公，防滇寇也」[28]。這就充分說明阻礙和破壞抗清聯合陣線的罪魁禍首正是永曆朝廷中的掌權人物。

  孫可望雖然對永曆朝廷極不滿意，仍不改初衷，決定出滇抗清。他派中書楊惺先前往行在報告出兵事宜，疏中說：「國姓豈敢冒，王封何敢承。臣等唯一意辦虜，功成之日，自聽公議。」[29]在南明史籍中，指斥孫可望「脅封」的文字多極了，其中不少出自忠於明室的遺民之手。他們似乎從未想過孫可望提出聯明抗清時大西軍擁有十萬左右的兵力和雲南一省的地盤，求一個王爵千難萬阻；後來孫可望兵敗失勢，僅帶了一百多名官兵向清朝投降，順治皇帝立即派人趕赴湖南封他為義王，毫不吝惜爵位俸祿。相形之下，多少可以看出清廷為什麼能勝利，南明為什麼失敗。

  第二節軍閥紛爭中的川黔

  從1647年起，四川、貴州兩省處於軍閥割據自雄的局面。大西軍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率領下迅速南撤，三月間已經進入雲南。清軍方面，肅親王在正月間駐於合川，委任明朝降將王遵坦為四川巡撫。當時南明四川巡撫馬乾扼守內江，豪格命王遵坦對他進行招降，馬乾回信說：「某為大臣，義無降理。古人有言，封疆之臣應死封疆，此正某畢命之時也。」二月，內江被清軍占領，馬乾不屈而死[30]。同月內，豪格進至遵義（明代屬四川，今貴州遵義市），明督師大學士王應熊逃往赤水衛[31]。明四川總兵賈登聯、副將譚得勝降清，豪格以設宴犒軍為名，把二將及所統官兵全部殺害[32]。由於四川地區連年戰亂，社會生產幾乎完全停頓，無法解決糧餉供應，豪格只好就此止步，率領滿、漢軍經陝西回京，留下王遵坦、李國英（原左良玉部下總兵）等明朝降將駐守四川，兵力非常單薄。奉豪格之命分守各地的將領因糧餉不繼，加上南明將領的反攻，根本站不住腳，被迫向川北撤退。如清署敘府總兵馬化豹守敘府（今宜賓）八個月，從所屬州縣徵得的糧食只有稻穀四十八石、粗米九石，官兵枵腹難忍，除將騾馬宰吃外，「凡捉獲賊徒未奉職令正法，三軍即爭剮相食」。馬化豹無可奈何，由敘府經富順撤回保寧。這年十一月間降清的明朝陝西將領趙榮貴反正，領兵「圍困保寧府（四川閬中），各鎮俱上保寧解圍」[33]。成都總兵李國英原在遂寧、射洪一帶同於大海、李占春部明軍作戰，也率兵退回保寧加強防守[34]。清朝在四川實際上只控制著保寧及其附近一小片地區。順治四年十一月，清四川巡撫王遵坦病死，由李國英繼任。

  在大西軍和清軍主力轉移以後，四川、貴州大部分地區實際上處於分裂割據狀態。南明自弘光朝廷以來雖然任命了閣部、總督、巡撫之類的高級官員，大抵僅擁虛名，實權分別掌握在盤踞各地的軍閥手裡，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只知互相爭權奪利，不能組成一支統一的隊伍，利用清軍勢單力薄的機會收復全川。其中主要的人物有：

  楊展，四川嘉定（今樂山）人，明崇禎十二年武進士，任職參將。大西軍入川後他一度被俘，逃出後在敘州（今宜賓）拼湊了一支軍隊，1646年進抵嘉定、峨眉一帶。在兵荒馬亂、哀鴻遍野的情況下，楊展能夠注重恢復生產，「遣使告糴黔楚，自紳士以下至弟子生員皆給資，農民予牛種，使擇地而耕，願從戎者補伍，百工雜流各以藝就養，孤貧無告者廩之」[35]。由於措施得力，一年以後成績斐然，成了當時四川唯一自給有餘的地方。南明永曆朝廷先後給他加封華陽伯、錦江侯。

  王祥，原為明朝參將，大西軍占領四川時他收集了部分殘兵盤踞於遵義地區。1647年六月，他趁清軍北返出兵入川，前鋒總兵王命臣一直推進到順慶府（府治在南充）。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他不惜竭澤而漁地榨取地方殘存黎民。例如在順慶府，「其始也，每家給免死牌一張，需銀若干兩；其繼也，每牛給牛票一張，需銀若干兩。未幾，而牽其牛，掠其人，掘其糧，焚其室。胥西南之民而兵之，朝而負耒，夕而荷戈矣」[36]。1648年（順治五年），清廷委任的夔州鎮總兵盧光祖、敘南鎮總兵馬化豹、永寧鎮總兵柏永馥占領順慶，王命臣等逃回，王祥所據地盤自遵義至江津、合州、彭水、黔江一帶。

  於大海、李占春，原為曾英部將，拜曾英為義父。這時，老營屯於涪州（今涪陵）西平壩，控制著涪州、長壽、墊江三州縣。

  侯永錫，原明軍偏裨，據守永寧（今敘永）。

  馬應試，原明朝瀘州衛指揮僉事，任游擊，據守瀘州地區，大肆搜殺焚掠，「江安、納溪、九姓（九姓司在今瀘州市）等處俱遭蹂躪」[37]，經常活動於瀘州至富順地區。

  譚文、譚詣、譚弘號稱「三譚」，原為忠州衛世襲衛官，駐於忠州（今忠縣）、萬縣、夔州（奉節）一帶。

  搖、黃各部原為農民起義隊伍，後來同當地官、匪糾結，變成一種不倫不類的武裝，初期活動於四川東北部地區。各部互不統屬，號稱「搖黃十三家」，首領人物有爭天王袁韜、逼反王劉惟明、震天王白蛟龍、行十萬呼九思、二哨楊秉胤、黃鷂子景可勤、整齊王張顯等[38]。袁韜，陝西沔縣人，1647年（順治四年、永曆元年）正月，「率眾數萬，軍於涪。名為降順（指歸順南明），而劫掠如故，涪人流離。至五月，國朝肅王發貝勒、貝子諸營下取涪州，袁韜大敗，渡小河東岸走貴州湄潭縣去。八月，李占春混名李鷂子同諸營上復渝城。十一月內以本營袁韜與李占春等爭功，自相攻殺，占春不勝，退下涪州」。[39]

  貴州有總兵皮熊等。1647年三月孫可望等率領大西軍餘部離開貴陽前往雲南，皮熊即領兵乘虛而入，從平越（今貴州福泉）「收復」貴陽[40]。

  以上就是1647年清朝豪格統軍回京後川、黔各部活動地區的大致情況。實際上這些軍閥為了擴充地盤或者由於駐地缺糧經常移動[41]。

  南明朝廷自弘光時已任命原大學士王應熊為督師閣部，樊一蘅為川陝總督，馬乾為四川巡撫。1647年王應熊病死[42]，馬乾被清軍殺害[43]。永曆帝任命原偏沅巡撫李乾德為川東北巡撫，不久升任總督；又派宗室朱容藩總督軍務，楊喬然、江而文為巡撫。「諸人各自署置，官多於民」[44]。樊一蘅見十羊九牧，事權分散，上疏極論其害。永曆朝廷不僅置之不理，反而又提升楊喬然為總督，任命監軍道詹天顏為川北巡撫，另一監軍道範文光為川南巡撫。原來的川陝總督樊一蘅「無所施節制，但保敘州一郡而已」[45]。與此同時，永曆朝廷又聽從委任的各總督、巡撫的保薦，給大小軍閥加官晉爵。這種一味以官爵收買人心的愚蠢做法，更加劇了四川軍閥的割據和傾軋。反觀清方，豪格率軍返京時只指定一名總兵（先為王遵坦，後為李國英）任四川巡撫，儘管兵力遠遜於南明川黔「諸雄」，卻因事權統一，始終固守著以保寧為中心的川北地區。

  南明川黔各軍閥本已割據自雄，朝廷又疊床架屋地委派總督、巡撫等方面大員，隨之而來的是互相爭權奪利，抗清大業被置之度外，文官武將熱衷於大打內戰。在1648—1649年（順治五至六年、永曆二至三年）兩年間先後發生楊展攻殺馬應試又被王祥擊敗之戰；王祥與皮熊之戰；袁韜、武大定殺害楊展、攻占嘉定之戰；於大海、李占春等攻殺朱容藩之戰。現分述如下：

  楊展南攻瀘州衛與永寧之戰。據時人歐陽直記載，「王祥駐遵，部分三十六掛印總兵官，頗自驕倨。凡過往縉紳若不得其歡心，則每有劫掠之虞。以故士大夫不滿於祥，互相唆構御史錢邦芑移書楊展云：有密旨聯絡勳爵圖祥。展得書，信之，以奉討為名，遣子璟新率兵南下至瀘衛，謂馬應試作梗，遽殺之，奪其兵。至永寧，為侯天錫合遵兵所敗而還」[46]。《瀘州志》所記稍異：「楊展自嘉定襲永寧，詭結盟好，假道瀘衛，應試開門出犒。忽望城坡上鼓聲震天，則展兵已露刃直逼城下。應試故著紅褲，不及甲馬，徒步奔山。諜者知之，遂就擒。今衛城東丫口有殺人坳，相傳應試斬首處也。展至永寧，戰不利，還屠瀘衛而去。」[47]

  王祥、皮熊之戰。這場內戰從1648年七月一直打到年底。先是遵義總兵王祥領兵攻貴州總兵皮熊，包圍了貴陽。八月，貴州將領武邦賢、楊光謙引兵擊敗王軍，貴陽解圍。十月，皮熊又出兵攻王祥，在烏江被王祥擊敗，幾乎全軍覆沒。十二月，雙方才言歸於好[48]。

  袁韜、武大定謀殺楊展。武大定原為明朝陝西裨將。清軍入陝後，他曾同孫守法等一道抗清，奉明朝宗藩秦王之子為秦王，以資號召[49]。1648年十月他被清軍擊敗，帶領部下勁卒三千人突圍入川。由通江西走廣元，收服利州衛世襲指揮同知張顛部眾一千五百人，「與龍安（府治在平武）趙榮貴、松潘朱化龍、茂州詹天顏等相為掎角，剽掠綿（州）、梓（潼）諸邑」[50]。1649年（順治六年、永曆三年）五月，趙榮貴派人來迎請秦王，武大定早已覬覦趙軍兵力，設計讓秦王應邀赴趙營，然後趁接回秦王的機會把趙榮貴騙入自己營中加以捕殺。不料這位秦藩宗室是個明白事理的人，見趙榮貴及其部下官兵真心實意抗清復明，就把武大定設下的圈套和盤托出。過了兩天，武大定遣使「迎王回營，並邀榮貴面籌大事」[51]，遭到二人婉言拒絕。武大定知道奸計被識破，連夜取道彰明（在今四川江油縣與綿陽市之間）南竄[52]。由於成都平原屢經戰亂，破壞得十分厲害，幾乎荒無人煙，武大定部眾飢疲不堪，奔到富順投靠袁韜。當時，川北巡撫李乾德正在袁韜營中，還有另一支搖黃隊伍呼九思部也來會合，「俱絕糧，餓死者甚眾」[53]。李乾德是個無恥政客，派到四川以後既沒有兵將，也沒有地盤，他急於抓權，竟私自鑄造了「兵部之印」大方銀印，自稱兵部尚書，行文各鎮。又利用搖黃十三家之一的袁韜歸明後沒有官銜的機會，另鑄定西將軍銀印送給袁韜，博得袁韜的歡心[54]。不料他鈐蓋私鑄兵部印的文書被楊展的幕客識破，當面質問他朝廷常規「印不離部」，你的「兵部之印」從何而來？李乾德無言以對，不敢再用假印招搖撞騙[55]。李乾德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想以巡撫的身份接管州縣，把地方的錢糧抓到手，而讓楊展單純主持軍事。可是，嘉定地區的耕地主要是楊展組織軍民開墾出來的，李乾德的要求遭到斷然拒絕。當時重慶一帶城空地荒，楊展建議李乾德率領袁韜等部軍隊往守重慶，由自己負責糧餉供應[56]，這對南明來說本是個不錯的主意。李乾德既對嘉定地區的富庶垂涎三尺，又怕出守重慶將冒清軍南下的風險，與其為朝廷收一塊危地，不如心黑手狠算計自家人，於是在李乾德導演下終於演出了一場川南火併。他利用袁韜、武大定、呼九思乏糧之機，建議「惟求救於楊展，展若從即無飢乏患矣」，三人都表示贊同，請李乾德立即前往嘉定。「乾德赴嘉定說展曰：『大定與韜願歸將軍帳下。』展不可，曰：『風土既異，心性必殊，嫌隙所由生也。今部下數萬眾皆吾梓里，甘苦共之，赴湯蹈火，皆無異志。若增袁、武，恐滋他患。吾意已決矣，幸勿復言。』乾德復說曰：『從來舉大事者不辭眾，將軍士卒雖精，苦無外援。涪州有餘（於）、李，萬縣有三譚，相為掎角，何分南北哉！二將望風而奔，慕將軍之威德也。不勞一卒，不發一矢，收萬餘人於麾下，不大有利於將軍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將軍其圖之。』展沉吟久，乃許給糧餉，資韜、大定於犍為。」[57]乾德見初步目的已經達到，返回富順告知袁韜、武大定、呼九思。三人大喜，編造兵員花名冊送交楊展。楊展拒絕接受，卻按月運糧接濟。袁韜、武大定、呼九思親赴嘉定拜會楊展。不久，呼九思病死，「楊展與武大定、袁韜鑽刀歃血，三人誓結生死交。楊為長，袁次之，武又次之。展恩視二人如親弟，恣其所欲，悉應給。令袁韜移營駐犍為，武大定駐青神」[58]。袁、武二人在楊展資助下渡過了難關，卻暗中覬覦嘉定的繁盛。李乾德乘機進行挑唆，對袁韜說：「地方錢糧供朝廷之公物也。豈展所私而以布惠於僚友？且展據有西南，終當尾大不掉。公等皆人傑，仰畀於若人耶。」[59]袁韜欣然聽從，與武大定密謀定計，以七月二十六日袁韜生日為名邀請楊展赴犍為慶賀。楊展的家屬和部將懷疑其中有詐，勸他不要去；楊展自以為對袁韜、武大定有恩，只帶了三百名士卒前往犍為赴宴[60]。在筵席上被袁、武擒殺，隨從軍士也在被灌醉後死於非命[61]。二人隨即發兵突襲嘉定。袁韜、武大定背信棄義謀殺楊展的消息傳開後，引起南明許多文武官員的憤慨，川陝總督樊一蘅寫信責備策劃其事的李乾德：「嘉陵、峨眉間二三遺民不與獻賊之難者，楊將軍力也。且背施忘好而取人杯酒之間，天下其謂我何？」李乾德閱信後付之一笑，「以為救時大計非豎儒所能知」[62]。涪州李占春曾經得到過楊展的糧餉資助，「聞變拍案曰：貪利，殺我義士，豈大丈夫耶？」領兵來援嘉定，被袁、武擊敗。十二月二十四日，袁、武軍隊經過四個月的圍城，攻入嘉定，楊展長子楊璟新帶領殘兵五十餘人經峨眉、新津、灌縣逃往保寧，於1650年（順治七年）正月十六日向清朝四川巡撫李國英投降[63]。袁韜、武大定瓜分了楊展的部眾、地盤和庫藏，「初意江口所獲金銀如山積，及搜展府內不滿所願，弔拷夫人並燒斃經事之人，都無窖藏之物。二人大失所望」[64]。李乾德計殺楊展後，又重溫舊夢，自稱尚書經略，妄圖主管地方糧餉，節制袁、武二部兵馬，結果嘉定被袁、武二人瓜分，「乾德雖亦分數州縣，仍空名而已」[65]。

  朱容藩是明朝楚藩通城王的後裔，在宗室內地位很低。當明末社會大動盪之際，他漂泊各地，周旋於各種勢力之間，可謂見多識廣。永曆帝在肇慶即位時，他參與擁戴，被授予掌宗人府事。他不滿足於這個虛有其名的官職，想抓點實權。從兵科給事中程源口中聽說四川兵將頗多，統御無人，認為機會來了，就奏請入川聯絡諸部，永曆朝廷給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的官銜總督川東兵馬。朱容藩即取道湘西到達湖北施州衛，進入王光興的兵營；接著又聯絡駐守四川涪州的李占春（混名李鷂子）、於大海部。1647年（順治四年、永曆元年）夏，清涪州總兵盧光祖部攜帶大批擄掠來的輜重子女由重慶水陸並進，順江而下，企圖一舉打通川鄂交通水道。朱容藩當即命令李占春、於大海率領舟師阻擊。七月十一日，兩軍相遇於忠州（今重慶忠縣）。清軍輜重既多，又不習水戰，被李、於二部擊敗。明軍燒毀清船一千餘艘，奪回大批被俘人口和財物。盧光祖帶領殘兵敗卒從達州小路逃回川北保寧（今四川閬中）[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