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永曆朝廷內部的黨爭

  第一節　楚黨和吳黨

  明末黨爭劇烈，官僚士大夫往往結黨營私，爭權奪利，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多次給民族帶來重大災難。如果說在弘光以前的東林、魏黨之爭表面上還以「君子」「小人」為分野，到永曆時期就完全變成了爭奪朝廷權力的內部傾軋。按錢秉鐙的說法：「先是，朝士有東西之分，自東粵來者，以反正功氣凌西人；而粵西隨駕至者，亦矜其發未剃以嗤東人。而東、西又各自為鎮。久之，遂分吳、楚兩局。主持吳局者，閣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吳貞毓、給事張孝起、李用楫，外則制輔堵胤錫也；而江右之王化澄、萬翱、雷德復，蜀中之程源、粵東之郭之奇實為之魁。主持楚局者，丁時魁、蒙正發、袁彭年……陝西劉湘客、杭州金堡既與時魁等合，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每事關白，居然一體矣。」「凡自湖南、廣西隨駕至，出於督師（何騰蛟）、留守（瞿式耜）門者，大半歸楚。吳人謂楚東恃元胤、西恃留守；實則吳亦內倚吉翔、外倚邦傅，特其蹤跡秘密，不似時魁等招搖人耳目耳。」其他人則「浮沉吳、楚之間，或無所依附」[1]。這種描述有一定道理，但並不完全正確。所謂「吳局」「楚局」經歷了一個對立、分化、轉合的過程。廣東反正以前，是瞿式耜等人同廣西南潯軍閥陳邦傅之間的矛盾；李成棟反正以後，開初是未曾降清的扈從諸臣同反正來歸的廣東文官武將之間的矛盾。由於李成棟反清歸明，永曆朝廷管轄區驟然擴大到廣東全省以上，永曆帝也移蹕肇慶，進入李成棟父子的控制區。朝廷為取悅成棟等人，在用人行政上「重反正，薄守節」[2]。甚至諱言是否曾經剃頭降清，「近奉新功令，休稱兩鬢完（原註：時禁自陳保發歸朝之語）」。[3]以忠貞不貳、扈駕有功自命的官僚對此頗有意見，留守桂林大學士瞿式耜竭力反對永曆帝移駐廣東，就是擔心朝廷權力落入「東勛」手裡。朱由榔遷至廣東肇慶之後，瞿式耜憤憤不平，在1649年（永曆二年）九月的一封信中說：「吾之留守桂林，不止要照管東、西，通何督師之氣脈；亦為東邊用人行政，惟知奉承剃髮之人，全不顧朝綱清議，太看不得。與之同流合污既不能，終日爭嚷又不耐，反不如身居局外，猶得清清白白做一人也。」[4]可見，瞿式耜原先對李成棟集團的得勢耿耿於懷，不久，何騰蛟兵敗身死，馬吉翔又極力拉攏李成棟，瞿式耜力單勢孤，才通過袁彭年、劉湘客、金堡等人同反正來歸的「東勛」結合起來，共同對付馬吉翔、陳邦傅等原廣西實權人物。爭奪朝廷權力的格局錯綜複雜，「吳」「楚」的概念本來很不準確，既不是以同鄉親友聯結而成，也不是以反正、隨駕（即曾否降清剃髮）劃分。

  如果仔細剖析一下所謂吳、楚黨爭，不難發現它實際上是勛鎮（帶有地方割據色彩的軍閥）之間的矛盾在朝廷上的反映。簡單一點說，主要是廣西軍閥慶國公陳邦傅同廣東軍閥李成棟、李元胤父子之間為爭奪朝廷權力的鬥爭。瞿式耜是江蘇常熟人，按地域觀念應該算是吳人，為什麼卻同「楚黨」聯為一體呢？這是因為他原任廣西巡撫，後來任留守桂林大學士，希望統攬廣西全省軍政，可是陳邦傅憑藉實力以「居守」廣西的敕旨（他還行賄中書舍人把居守的詔敕寫成「世守」）為依據控制了廣西大部分地區。瞿式耜所能指揮的軍隊僅限於宣國公焦璉（原封新興侯）等部，行政權力也侷促於桂林一隅之地。因此，他同陳邦傅在爭奪廣西權力上處處鉤心斗角。李成棟以廣東全省和廣西梧州反正來附，被封為惠國公。陳邦傅在永曆朝廷處境危迫時曾經向佟養甲、李成棟暗通款曲，有意投降清朝，這時卻以扈駕功邀封慶國公。李成棟知道他的底細，羞與為伍。於是，瞿式耜為首的勢力同反正來歸的「東勛」集團逐漸合拍，形成一個左右朝政的聯合陣線，即所謂楚黨。錢秉鐙在著作中曾披露其中內幕：「初，金堡赴行在，將有建白，過桂林以示留守（瞿式耜）。留守令至肇，與劉湘客酌之。參疏八款，李成棟、陳邦傅、龐天壽、馬吉翔皆在所參。湘客削去其二，去李而用陳，去龐而用馬。封上，一時丰采赫然，補兵科給事中。當成棟未反正時，邦傅潛通降啟，心鄙之，及是爵位相等，甚恥與噲等為伍。得堡疏，大喜，故元胤交益密，實不知成棟初亦在參中也。」[5]金堡在隆武朝廷中就有「敢諫」之名，永曆二年（順治五年，1648）十月他輾轉來到廣西桂林，對朝廷情況尚不了解，準備以尊主權為名疏參在外東、西二勛，在內司禮監太監龐天壽、文安侯馬吉翔，藉以一鳴驚人。疏稿呈瞿式耜審閱，瞿指示他到肇慶去同劉湘客商酌。經過劉湘客提示，刪去李成棟、龐天壽的名字，變成專參西勛。十二月上本，「傳揭到李成棟，成棟嘆服。吉翔、邦傅亦成棟之所惡也。自是丁時魁等益與李元胤固結」[6]。由此可見，楚黨的幕後人物為瞿式耜和李元胤，稱之為楚黨是因為出頭露面的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都是湖廣人。

  那麼，以堵胤錫、陳邦傅、王化澄、朱天麟為後台的「吳黨」是怎麼回事呢？嚴格說，永曆朝廷內並不存在吳黨。所謂的「吳黨」是楚黨把妨礙自己獨家攬權的勢力指派為結黨營私。堵胤錫、王化澄、朱天麟在永曆朝廷里是比較正直的大臣，他們同陳邦傅、馬吉翔並沒有什麼瓜葛。問題是，陳邦傅在廣東反正以前足以同瞿式耜等人相抗衡，廣東反正以後力量平衡被打破，陳邦傅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先把李過（李赤心）、高一功（高必正）為首的忠貞營接進廣西南寧一帶安插，後來又拉攏雲南的大西軍餘部；而堵胤錫等人卻是從抗清大局著眼，主張南明朝廷應該聯合原大順軍和大西軍。儘管堵胤錫、王化澄、朱天麟等人和陳邦傅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天地懸隔，落實到具體事情上卻頗有類似之處。換句話說，「吳」「楚」黨爭的內涵原來是東、西軍閥的爭權，後來卻衍生為對待原農民軍的態度上的分歧。

  在永曆朝廷大臣中，何騰蛟、瞿式耜聯為一體，竭力維護崇禎朝以來的「正統」觀念，歧視和排斥原農民軍。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他們仍然保持著極深的階級偏見，妄圖憑藉殘明的文武官紳勢力實現「中興」，這實際上是一條自取滅亡的道路。他們的這種政治態度在南明官紳中顯然有一定代表性。由於他們自己的軍事力量相當弱，不得不同反正來歸的文官武將互相勾結，形成所謂的楚黨。

  然而，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南明朝廷（從隆武政權開始）中一些有識之士看到了只有聯合原大順、大西農民軍共同抗清才有復興的希望。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學士堵胤錫、朱天麟、王化澄等人。在南明歷史上，最傑出的政治家有兩位，一位是堵胤錫，另一位是張煌言。堵胤錫在永曆朝廷中一直遭到何騰蛟、瞿式耜等人的排擠，無法展布他的雄才大略，終於齎志以歿；張煌言偏處浙江、福建海隅，得不到實力派鄭成功的支持，空懷報國之志。歷史上常說「何代無才」，治世不能「借才於異代」，就南明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在史書上，人們習慣於把史可法、何騰蛟、瞿式耜列為南明最堪稱讚的政治家，其實，他們不過是二三流的人物，就政治眼光和魄力而言根本不能同堵胤錫、張煌言相提並論。同堵胤錫、張煌言類似能夠依據形勢的變化高瞻遠矚的還有張家玉、楊畏知、朱天麟、王化澄等人。正是由於這些人在統籌全局上同維護崇禎朝以來政治格局的某些官紳的見解有明顯差異，他們當中一部分任職永曆朝廷的人因此被說成是同「正統派」（即楚黨）相對立的所謂「吳黨」。

  堵胤錫從隆武時期起就真心實意地聯合大順軍餘部，負責改編和聯絡忠貞營，後來又力主聯合據守雲南的大西軍，因此先後遭到何騰蛟、瞿式耜等「正人君子」的嫉恨。永曆三年（1649）秋，金堡上疏「劾其喪師失地，而結李赤心等為援，張筵宴孫可望使。且面責之曰：『滇與忠貞，皆國讎也，厥罪滔天。公奈何獨與之呢？』胤錫失色，徐曰：『我幸苦邊事，如君言，竟無功耶？』堡曰：『勞則有之，功於何有？』」[7]上引堵胤錫臨終上疏，對五虎及其後台瞿式耜、李元胤的把持朝政導致復興無望深表不滿，可見堵胤錫的備受排擠是因為政見分歧和反對廷臣結黨營私。

  朱天麟，崇禎元年進士，歷仕崇禎、隆武、永曆三朝，永曆二年（順治五年，1648）任東閣大學士。李成棟反正後，袁彭年等五虎弄權，上疏攻擊跟隨永曆帝播遷的大學士嚴起恆，權臣陳邦傅、馬吉翔，太監龐天壽。永曆帝很不高興，由皇太后出面叫朱天麟擬嚴旨詰責。接著，又有金堡倚仗「東勛」兵力上疏劾奏陳邦傅無餉無兵，竊取勳爵。陳邦傅大怒，上疏反斥金堡任臨清州知州時曾經投降大順，又請朝廷派金堡為自己的監軍，「觀其十萬鐵騎」。朱天麟即票擬旨意道：「金堡辛苦何來，朕所未悉。所請監軍即會議。」同任內閣大學士的嚴起恆早就想排擠朱天麟，暗中把這一票擬的旨意告知吏科給事中丁時魁。五虎得知消息，連夜約集給事中、御史十六人於正月十三日晨擁入行在宮門，聲稱「強臣鉗結言官之口」，「吾等不做官矣」；「將公服袍帶擲棄庭中，小帽叉手，白衣冠聯袂去」。這時永曆帝正在穿堂召見太僕寺卿馬光，聽得外面一片喧譁，嚇得「兩手振索，茶遂傾衣」。永曆帝心知五虎自恃有李成棟父子為靠山，才敢大鬧朝堂，被迫於次日（十四日）特敕李元胤出面邀請參與鬧事的十六人仍入本衙門辦事。朱天麟即日解職，所票旨意改擬[8]。五虎垮台以後，朱天麟於九月間再次入閣辦事。在聯合大西軍問題上，孫可望堅持封秦王，不願改號，朱天麟說：「許之便。我勢日衰，彼力方壯，我以空名羈之，猶可號召以拒強敵，毋持迂議，自貽伊戚。」他的主張被嚴起恆等人拒絕。永曆六年（順治九年，1652）八月十八日朱天麟病卒於廣南府[9]。

  王化澄，崇禎七年進士，參與定策擁立永曆帝，官至東閣大學士。在孫可望請封秦王時，他力排眾議，聲稱：「江楚潰敗，兩粵且不支，能制可望之不王乎？」主張真封秦王，與大西軍餘部聯合抗清。這就觸犯了楚黨的大忌，被金堡等劾免。清軍占領廣西後，王化澄躲入山中，被清將馬蛟麟捕獲，誓死不降，於順治九年三月十八日遇難。關於他的為人，《南疆逸史》卷二十二《王化澄傳》中說「正色立朝，人賴以安」。而楚黨人士的著作卻對他極盡詆毀之能事，說他「貪庸誤國」。

  總之，堵胤錫、朱天麟、王化澄等人無非是贊成聯合原農民軍共同抗清，在政治見解上比較相似，就被編派為什麼「吳黨」頭子。仔細研究現存材料，不僅找不到他們同陳邦傅、馬吉翔私下勾結的跡象，他們之間也沒有抱成一團，操縱朝政的事，根本談不上結黨營私。楚黨則是確實存在的，他們是明朝反動統治者的「正脈」，其特色是奉行既要抗「虜」，又要平「賊」的方針。正因為楚黨實質上代表著崇禎以來明朝統治階級中的頑固勢力，在南明史籍中袒護楚黨的相當不少，也容易為清朝統治者所容納。在明、清統治集團眼中，大西、大順軍都是十惡不赦的「流寇」，只有在涉及李定國時才網開一面，因為他們認為李定國屬於「改邪歸正」之列。由於在各種南明史著中都談到「吳」「楚」黨爭，特別是持論者大抵頌揚楚黨，指斥本不存在的「吳黨」中的許多人物為「奸佞」，本書多費一點筆墨予以澄清就是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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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所謂「五虎」

  上文說過，楚黨是大學士瞿式耜為首的一批朝臣同反正來歸的李成棟集團經過矛盾摩擦，轉而互相勾結的一個重要政治派別。由於瞿式耜留守桂林，李成棟經營廣州和北伐事宜，在肇慶的永曆朝廷上就形成了由李元胤坐鎮指揮，聯絡東、西，把持朝政的小集團，其主要成員有左都御史袁彭年、禮部侍郎劉湘客、吏科給事中丁時魁、工科左給事中金堡、戶科右給事中蒙正發[10]，故稱「五虎」。袁彭年為「虎頭」，劉湘客為「虎皮」，金堡在黨同伐異時最為積極，「經其指責，刻畫盡情使無置身之地」[11]，故被稱為「虎牙」，丁時魁為「虎尾」，蒙正發為「虎爪」[12]。五人結黨把持朝政，招權納賄，「言非虎黨不發，事非虎黨不成，星岩道上，遂成虎市」[13]。五虎以君子自命，動輒引祖制舊章，「裁抑干進，力整朝政」，實際上他們自己正是一批鑽營幹進的人物。魯可藻說：「總之，彭年欲大拜（指入閣為大學士），時魁欲掌憲（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堡欲掌吏科，肆行排擠，公道所以不服耳。」[14]五人遇事強諫，不過是倚仗李元胤、瞿式耜的勢力排斥異己，達到控制朝廷的目的[15]。為了說明問題，下面把五人的情況介紹一下：

  袁彭年，湖北公安縣人，袁中道之子，崇禎七年進士，歷仕崇禎、弘光、隆武三朝，降清後隨佟養甲、李成棟入粵，任廣東學政署布政使，曾起草告示稱「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帶，實亡國之陋規」[16]，向清朝獻媚。當他得知江西金聲桓反正，李成棟有意易幟時，立即參與其事，反正以後他以襄贊有功升任左都御史。從此憑藉成棟父子為靠山，驕狂自大，妄圖把持朝政。永曆皇帝移蹕肇慶後已經處於李成棟的勢力範圍之內，用人行政權不由己，他甚至憤憤不平地說道：「以後官俱聽袁彭年升除罷。」[17]有一次袁彭年同永曆帝當面爭執起來，「語不遜」，朱由榔以「君臣之義」責備他，袁竟然公然頂撞道：「使去年此日惠國（李成棟）以五千鐵騎鼓行而西，此日君臣之義安在？」朱由榔氣得變了臉色，群臣也為之咋舌，足見其氣焰囂張[18]。1650年（順治七年、永曆四年）清軍再次攻占廣州，袁彭年又靦顏降清，除行賄求免外，還哭訴自己在1648年參與李成棟復明是被迫的。清政府雖未治罪，但也認為他是個反覆無常的小人，不予錄用[19]。

  劉湘客，陝西富平人，明諸生。隆武時任推官、御史，永曆時改授翰林院編修、侍讀學士，大學士朱天麟、王化澄認為他不是科甲出身，任翰林院官不合體制，改為都察院僉都御史。桂林失守後，他潛藏深山鬱悒以終，在五人中是比較有氣節的。

  丁時魁，湖北江夏人，崇禎十三年進士，任禮部主事，隆武、永曆時歷任禮科給事中、吏科左給事中、吏科都給事中。桂林失守後降清，被委任為廣西學道[20]。王夫之記：「桂林陷，見執，孔有德召為幕客。居數月，病死黃岡。何履仕為治喪，割其辮擲棺外，曰：『斗生（時魁字）不戴此辮以死，可不負梧州一頓棒，而今不免也，惜哉！」[21]

  金堡，浙江仁和（杭州）人[22]，崇禎十三年進士，任山東臨清州知州，隆武時任禮科給事中。在永曆朝廷中任工科左給事中，與留守桂林大學士瞿式耜關係密切。後來同袁彭年等結為一黨，攻擊異己不遺餘力。例如在《駁何吾騶疏》中痛斥何吾騶、黃士俊在佟養甲占領廣東期間未能死節：「黃士俊在佟虜坐中見先臣子壯極刑，四十三年狀元及第，而不早死真不幸耳。後與吾騶攜手同來，為國賊乎？……若叩頭養甲，滿口老爺，則吾騶之禮義遜讓也。臣為太祖高皇帝而罵之，何體面之有？」[23]真是正氣凜然，大有與一切軟骨頭不共戴天之勢。可是，對於真正投降了清朝出任官職的袁彭年，金堡不僅不置一詞，反而引為知己。究其用心，不過是因為何吾騶、黃士俊早在崇禎年間即已入閣為大學士，必須找個題目大做文章，力攻而去，自己的小集團方可放心攬權。桂林失守後，金堡當了和尚，但他並不像熊開元、方以智那樣淡泊明志，而是出入於清朝達官顯貴之門，為尚可喜樹碑立傳的《平南王元功垂範》就是出自他的手筆。

  蒙正發逃歸故里後，寫了一本《三湘從事錄》，在南明史籍中頗受重視。許多人以為他以當事人記載當時事比較可信，加以後來名聲頗大的王夫之給他寫了墓志銘，更抬高了這本小冊子的地位。王夫之的學術成就不在本書討論之列，但他的政治態度和經歷與蒙正發頗為類似，其立論的客觀性大可懷疑。只要把蒙正發的《三湘從事錄》、王夫之為蒙氏所撰墓志銘同史實核對一下，就可以看出蒙正發不僅不像王夫之所說是位「力持綱紀，清冒濫，劾功罪，裁凌躐」，整頓朝政的正人君子；剛好相反，他自己正是一個不顧綱紀、多方冒濫、混淆功罪、凌躐成性的卑污小人。蒙正發原是湖北崇陽縣一名貢生，清軍占領該地後，他志不忘明（這點應予肯定），逃入湖南平江、長沙，投奔何騰蛟，何以札付授予推官職銜充任章曠（時以太僕寺少卿銜任監軍，後任監軍道、恢剿巡撫）的參軍，不過是章曠手下的幕僚而已。章曠在用兵上一無所長，招募了一批湖南等地的土兵做嫡系，從未打過一次勝仗。岳州南面的新牆之役，是明清之間一次很小的對抗，章曠兵敗，只是在潼溪用鳥槍伏擊了少量清軍，這在明清雙方都是不值一提的小規模接觸（明軍既未攻克岳州重鎮，清兵也未南下），蒙正發在《三湘從事錄》中自我吹噓也不過連用了兩個「仆屍數百」；到了王夫之筆下竟成了蒙正發「督南將覃裕春等大戰於潼溪，以八千人破數萬之鐵騎，斬馘無算。自南渡來無敢戰者，戰而勝自潼溪始。皆君親衝鋒鏑，誓死不退之力也」[24]。真可說是妙筆生花了。其次，蒙正發出身很低，章曠為提高他的地位，讓他去參加隆武朝所開湖南鄉試，中式成為舉人，這在明朝官場上重進士輕舉人的習俗中本不算多大一回事，問題是在衡州舉行的這場鄉試的主考為崇禎十三年進士、巡按御史楊喬然，監臨是同年進士、郴桂道吳晉錫。蒙正發早已覬覦患病的章曠的恢剿巡撫職務，章曠死後，何騰蛟題請吳晉錫繼任恢撫。蒙正發恨之入骨，竟然在自己的記載中把監臨說成是嚴起恆。科舉時代非常重視師生關係，蒙正發的移花接木不過表明他為了功名利祿不惜出賣老師罷了。第三，吳晉錫繼任巡撫本來是順理成章的事，他是崇禎朝進士，歷任永州推官等職，弘光時期湖廣巡按黃澍到南京朝見，多方活動，建議何騰蛟由巡撫升任總督，自己接任巡撫，巡按一職即擬由永州司李吳晉錫擔任[25]。何騰蛟任總督後，上疏推薦傅上瑞為長沙道、章曠為監軍道、吳晉錫為辰沅道，由於馬士英從中作梗，吳晉錫的任命未被批准[26]；隆武時幾經周折才被任為按察司副使郴桂道，職位和章曠基本相等，而當時蒙正發還是一名貢生。章曠病死時把敕印交給他看管，這是官場中常見的事，蒙正發在著作中故意大肆渲染章曠的意思是讓他接任巡撫。這真是奇談，且不說永曆朝廷對蒙正發看不上眼，章曠的遺疏里也隻字沒有提到他，更說不上有推薦他繼任之意。恢撫出缺時正值清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大軍入湘、明軍一潰千里之時，吳晉錫於八月二十三日受恢撫之命，次日清軍占領武岡，吳時在病中，未能隨軍撤入廣西，改服裝為頭陀見清懷順王耿仲明，得釋放返歸故鄉。蒙正發在《三湘從事錄》中一面把自己未能攫得巡撫高官說成「欣躍如釋重負」，一面痛詆吳晉錫為「納印出降」。王夫之更煞有介事地說：「會章公以憂憤卒，何公欲以章公兵授君守永州。而永李吳晉錫賂何公左右，奪其軍授之。兵訌，晉錫降。」[27]吳晉錫沒有見危授命固然是事實，蒙正發和王夫之後來也是見形勢不利逃回清朝統治下的故里，蒙正發還曾受到清朝總兵全節的優待，這種以五十步笑百步的「氣節」適足令人齒冷。第四，五虎案發後，除了袁彭年以外，丁時魁、劉湘客、金堡、蒙正發都被逮捕下詔獄，狠狠挨了一頓板子（廷杖），金堡被打斷了腿，半死不活，借住在蒙正發船上。時人錢秉鐙有一段記載頗能說明蒙氏之為人：「湘客等受杖，金給事堡傷獨重，垂死，寄臥其同難某給事舟中。某楚傖心不樂，私自鬻舟。予適至，聞舟後有較錙銖聲，入視之，則業已成約交價矣。予語其人曰：『約成須俟金君瘡愈，乃過舟，不然將移至何所耶？』其人悟，急毀約。某大詬曰：『若能如價買舟以安金君乃成丈夫，奈何以人舟為己義也。』予搜囊得百金猶不足，而君（指廣西巡按吳德操）貺適至，脫手相付，正滿其數，快哉！某即日自移去。」[28]這裡寫的同難給事中楚傖「某」，正是「五虎末將」蒙正發。錢秉鐙同瞿式耜、劉湘客、金堡等人關係頗深，曾上疏為金堡請寬典[29]，文中不願顯指其人。他在後來的詩文中提到五虎事件時常常略去「虎爪」蒙正發，蓋亦深鄙其人。

  由於南明史籍中為五虎辯解者頗不乏人，揭露號稱五虎的主要人物的一些表現，對于澄清紛議有其必要。特別是蒙正發逃歸故里後，藉口「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古訓，娶了一大堆小老婆，合家歡樂之暇舞文弄墨，在《三湘從事錄》的跋中擺出一副歷史評判者的架勢，大放厥詞：「正發衡而斷之曰：始終皆流賊之為害也！」事實證明，當蒙正發返回清朝統治下的湖廣享受清福的時候，原大西軍李定國部、原大順軍為主的夔東十三家，正在同清方做艱苦卓絕的鬥爭。蒙正發道貌岸然地痛斥「流賊」，既是他混跡南明政權中所代表利益集團本性的流露，也是和清朝統治者唱著同一個調子。

  第三節　永曆朝廷的「打虎」

  1650年（永曆四年、順治七年）二月，永曆帝逃到廣西梧州，進入陳邦傅的勢力範圍，朝廷風向立即改變。戶部尚書吳貞毓，禮部侍郎郭之奇，兵部侍郎程源、萬翱，戶科給事中張孝起等十四人聯名上疏揭發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的罪行[30]。朱由榔對五虎倚仗李成棟、李元胤父子的兵權，驕橫狂悖的行徑早已不滿，當即決定將劉湘客等四人逮捕，下錦衣衛獄拷打審訊；袁彭年當時因養母去世丁憂，念其反正有功免予處分，實際上是因為袁彭年同李元胤等人關係更為密切，朝廷有所顧忌。在拷問時，金堡不肯服罪，大呼二祖列宗；丁時魁、劉湘客、蒙正發則醜態畢露，「滿口老爺饒命，萬代公侯等語」，叩頭如搗蒜[31]。

  留守桂林大學士瞿式耜從邸報上得知朝局翻轉後，立即上疏申救五虎。他在二月初七日上的奏疏頗能道明五虎一案的背景，其中說：「就使諸臣而果罪狀昭彰，一如疏中所指，處分豈無時日，而汲汲為此朝不待夕之舉動？又且不先不後，恰當勛臣邦傅到梧之時，能無我雖不殺伯仁之疑否？……然則諸臣此舉，直借皇上以行其報復之私，而又巧乘皇上之蹕梧、慶國（即慶國公陳邦傅）之來朝，為迅雷不及掩耳之謀，以斷其救援之路。且諸臣驅除異己，駸駸漸及於臣，以臣與五臣，夙稱莫逆，每朝政皆得相商，殺五臣即所以殺臣，去五臣即所以去臣。臣既為黨魁，不殺臣不止，臣今日且不知死所，尚敢以危疑之身，為皇上奏恢疆之烈哉！」[32]二月十三日疏中又說：「若以媚東（指「東勛」，李成棟部將）誤國為題，試問：向者舉用杜永和、羅成耀等，未必盡出五臣也，事先則未見諸臣力爭，事後則偏欲五臣受過，寧足以服天下人之心乎？況東粵必不可棄，即不戒而南、韶失守，猶望東勛鎮努力以冀桑榆之收，以雪會稽之恥。先以媚東二字為驅除鋤剪之方，是用以懾東勛鎮之魄乎？抑用以激東勛鎮之勇乎？……至於今日朝廷所恃者忠貞營耳。忠貞奉援楚恢江之命，兩載於茲。自督輔臣騰蛟在時，已逗留不進，今慶國勛臣邦傅之力，遂能必其悉甲破虜乎？況忠貞與東勛必不相睦，未得破虜之功。先開內地之釁，東之為東，竟不可知矣。」[33]瞿式耜的奏疏清楚地透露了永曆朝廷「門戶歧分，元黃角立」的政治分野。魯可藻說：「時魁等入朝，全恃式耜標榜之力，挾式耜以傾動同朝，彈壓東人；乃合東人以威脅主上，奔走群小。式耜於時魁等竭心力、物力而奉之；金堡到桂，尤加禮焉。堡入朝，式耜不論關防衙門關切必寄揭帖。而式耜題升之官再不復賄，時魁等則又睜眉怒目而爭。故式耜之嫡表施召征寄書到桂曰：留守亦是勛鎮氣息。」[34]

  從上面引用的材料可知永曆朝廷的「打虎運動」實質是各勛鎮為爭奪朝廷權力的一場內訌。朱由榔在肇慶時，五虎神氣活現；一旦進入陳邦傅的地盤，立即失寵受辱。這一事件再一次說明永曆朝廷始終不能威福自操，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朝廷依附的是哪一派軍閥。袁彭年等人固然不是正人君子，陳邦傅更不是忠貞之士。儘管有大學士瞿式耜、嚴起恆等人再三上疏申救，五虎均未能倖免，除袁彭年以丁憂為名解任外，其他四人都予以革職充軍、追贓助餉。

  [1]　錢秉鐙《所知錄》卷三。

  [2]　錢秉鐙《藏山閣詩存》卷十《行朝集》，《端州雜詩》。

  [3]　錢秉鐙《藏山閣詩存》卷九《生還集》，《酬汪辰初》。

  [4]　《瞿式耜集》卷三，書牘。

  [5]　《所知錄》卷三。

  [6]　《嶺表紀年》卷二。

  [7]　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二十八《金堡傳》。

  [8]　《明季南略》卷十二《科道散朝》，參見《兩粵新書》。

  [9]　《南疆逸史》卷二十二《朱天麟傳》。

  [10]　袁彭年等五人當時擔任的官職在史籍中記載不完全一致，這裡是根據瞿式耜永曆四年二月初七日《救劉湘客等五臣疏》，見《瞿式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一四四頁。

  [11]　錢秉鐙《請寬金給事疏》，見《藏山閣文存》卷一。

  [12]　參見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假山圖五虎號》條；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二十八《金堡傳》。

  [13]　參見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假山圖五虎號》條；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二十八《金堡傳》。

  [14]　《嶺表紀年》卷三。

  [15]　《嶺表紀年》卷二記：「跡其一年間，事事爭執，若似乎守典故，尊朝廷，究竟不過欲權自我操，賄自我受而已。聲言不可倚傍勛鎮，時魁等自陳邦傅而外，無勛不結交，不承奉，而成棟父子無論矣。……不過大言以欺所親，欲以文其貪黷耳。」

  [16]　何是非《風倒梧桐記》卷一。

  [17]　魯可藻《嶺表紀年》卷三。

  [18]　錢秉鐙《所知錄》卷三。

  [19]　王夫之《永曆實錄》卷十九《袁彭年傳》說：「是冬，廣東再陷，彭年匿民間，已復出投款，言李成棟脅己反。夤緣得免，歸里，挾策游潛、沔間，以詩自鳴。未幾，死。」據曹燁《曹司馬集》卷三《嶺南近草》有作於順治十年的《袁特丘移寓佛山喜賦》等詩，可知他在尚可喜、耿繼茂占領廣東後，在廣東佛山等地還住了好幾年，並沒有立即「歸里」。

  [20]　錢秉鐙《所知錄》卷四。

  [21]　《永曆實錄》卷二十一《丁時魁傳》。

  [22]　《永曆實錄》卷二十一，《南疆逸史》卷二十八都說金堡是仁和人；瞿式耜《戊子十月既望，新興焦侯邀游虞帝祠，金黃門首唱佳詠，依韻和之》詩內注云：「予與道隱俱常熟人。」見《瞿式耜集》第二一八頁。

  [23]　金堡《嶺海焚余》卷中。

  [24]　王夫之為蒙正發所作墓志銘，見《永曆實錄》附錄，嶽麓書社1982年版。

  [25]　李清《三垣筆記》附識下，弘光。

  [26]　吳晉錫在《半生自記》中說是沒有向大學士馬士英、蔡奕琛行賄，故未批准。實際上很可能是因為黃澍在弘光帝面前大罵馬士英，結下怨仇，吳晉錫既曾受黃澍推薦，士英遂遷怒於他。

  [27]　見王夫之為蒙正發作墓志銘。按：王夫之是湖南衡陽人，他不可能不知道吳晉錫任「永李」（即永州府理刑推官）是崇禎年間的事，永曆時已升至衡（陽）、永（州）、桂（陽）巡撫和大理寺卿。章曠病死時正值清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由衡州向武岡、永州進兵，吳晉錫既然貪生，怎麼會出錢賄賂何騰蛟左右之人謀取危差？

  [28]　錢秉鐙《藏山閣文存》卷五《吳廷尉鑒在傳》。

  [29]　錢秉鐙《藏山閣文存》卷一《請寬金給事疏》。

  [30]　《瞿式耜集》卷一《救劉湘客等五臣疏》，參見錢秉鐙《所知錄》卷四。

  [31]　何是非《風倒梧桐記》卷二。

  [32]　瞿式耜《救劉湘客等五臣疏》，見《瞿式耜集》卷一。

  [33]　瞿式耜《再救五臣疏》，見《瞿式耜集》卷一。

  [34]　魯可藻《嶺表紀年》卷四。按，瞿式耜之母施氏，即施召征之姑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