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2）

  多爾袞的書信反映了清廷對南明政權態度的全方位轉變，即自封正統，否認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要求它無條件投降。信中充滿了恫嚇之詞，甚至說什麼「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連抗清勁旅大順軍也被「借用」來作為迫脅手段，從另一方面看也反映了多爾袞自知兵力有限，以虛無縹緲的「聯闖平南」壯大聲勢。按情理說，史可法閱讀了多爾袞的來信，應當對清廷咄咄逼人的野心洞然於心，急講自強之道。然而，他卻依舊幻想通過和平談判達到「聯虜平寇」偏安江左的目的。他命進士黃日芳起草回信，黃日芳的答書原稿「詞頗峻」。史可法審閱時唯恐觸怒清廷，說「不必口角也」，親手「刪潤」定稿[47]。其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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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國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啟大清國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傯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諷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成尚稽天討，為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頓亡君父之仇，故為殿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聞遂來，地坼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痛，如喪考妣，無不撫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即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群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於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柟梓數萬，助修宮殿，是豈非天意哉！越數日，即令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假兵貴國，破走逆成。殿下入都，為我先帝、後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戢群黎，且免剃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震古爍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複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言乎，然此文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讎未剪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卒以正統予之。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後以小人構釁，致啟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誅僇，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若乘我國運中微，一旦視同割據，轉欲移師東下，而以前導命元兇，義利兼收，恩仇倏忽，獎亂賊而長寇讎，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復仇之心，亦甚違殿下仗義扶危之初志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規此幅員，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貽賊人竊笑也，貴國豈其然歟？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並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仇為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人懷忠義，願為國死。竊以為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伏天誅，諜知卷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成之頭，以泄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以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當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於地下者，實為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而已。即日獎帥三軍，長驅渡河，以窮狐鼠之窟，光復神州，以報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貴國即有他命，弗敢與聞。惟殿下實明鑑之。[48]

  史可法的覆信措辭極為軟弱。他只是為弘光朝廷繼統的合法進行辯解，反覆表達「連兵西討」的願望，企圖在鎮壓大順軍後兩國世通盟好。對於降清的吳三桂，多爾袞信中一再以清方所封平西王稱之，樹之為「典例」；史可法不但不敢稍加指斥，還以讚賞口氣說「我大將軍吳三桂假兵貴國」；至於弘光朝廷的偷安江左，自朱由崧即位到史可法回信已過了整整四個月，一兵未發，史可法無以自解，僅以清軍入關為由，說是「王師既發，複次江淮」，原因是為了避免同清方摩擦。古今中外，談判桌上能取得多大成就首先取決於實力做後盾。包括史可法在內的弘光朝廷內部矛盾重重，暮氣沉沉，缺乏戰略眼光，一味退縮觀望，坐失事機。信中雖提到「天下共主」「大一統之義」「光復神州」之類的言辭，但通篇卻流露出苟且偷安的心理。這封信在當時所起的作用只能是增長多爾袞之流的驕狂氣焰，對後世而言也不是一篇激勵人心的佳作，把它采入本書只是因為它反映了南明弘光朝廷當權人物的基本政策，而這種政策正是導致弘光朝廷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節左懋第為首的北使團

  弘光朝廷既然熱衷於「聯虜平寇」，派出使團同清廷勾結就成了當務之急。六月初三日，前都督同知總兵官陳洪範自告奮勇，奏請北使，命來京陛見。[49]十三日，陳洪範入朝[50]。十九日，應天安慶等處巡撫左懋第「以母死北京，願同陳洪範北使。許之」[51]。七月初五日，「進左懋第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兵部職方郎中馬紹愉進太僕寺少卿；都督同知陳洪範進太子太傅」[52]，組成了北使團。次日，「上面諭北使左懋第、陳洪範、馬紹愉。禮部尚書顧錫疇呈祭告梓宮文及通清虜御書、頒臣民聖諭、吳三桂等誥券」[53]。二十一日，使團由南京出發，攜帶「大明皇帝致書北國可汗」的御書、賜「薊國公」吳三桂等人的誥敕[54]，白銀十萬兩、黃金一千兩、綢緞一萬匹[55]；「前往北京謁陵，祭告先帝；通謝清王，並酬謝剿寇文武勞勛」[56]。在松山降清的總兵祖大壽的兒子錦衣衛指揮祖澤溥也隨團北行[57]。

  弘光朝廷還下令運送漕米十萬石接濟吳三桂。沈廷揚在崇禎年間曾多次辦理從海上運送南方漕米到天津和遼東松山的事物，有較豐富的經驗。弘光登極後他上言：「臣歷年海運，有舟百艘，皆高大完好，中可容二百人。所招水手，亦皆熟知水道，便捷善斗，堪充水師。今海運已停，如招集水師，加以簡練，沿江上下習戰，臣願統之，則二萬之眾，足成一軍，亦長江之衛也。」當時有廷臣建議由海路出師北伐，沈廷揚非常高興，說：「誠使是策得用，吾願為前軍以啟路。」可是，弘光朝廷無意出兵北上，只讓他率船隊運糧接濟吳三桂。鎮守淮安地區的東平伯劉澤清看中了他這批船隻，派兵據為己有，運糧之舉才沒有實現。[58]

  按情理說，弘光朝廷既然正式派出使團去同清方談判，應當有一個明確的方案，作為討價還價的基礎。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使團出發前，朱由崧「命會同府部等官從長酌議。或言：『以兩淮為界。』高輔弘圖曰：『山東百二山河決不可棄，必不得已，當界河間耳。』馬輔士英曰：『彼主尚幼，與皇上為叔侄可也。』」[59]八月初一日，馬紹愉致吳三桂信中說，講定和好之後「便是叔侄之君，兩家一家，同心殺滅逆賊，共享太平」[60]。很明顯，馬士英的意思是明、清分境而治，從兩國皇帝的年齡考慮，弘光為叔，清帝福臨為侄，多少給明朝廷爭點體面。東平伯劉澤清七月三十日給吳三桂的信中告以弘光朝廷已經任命了山東總督、巡撫、總兵，建議由吳三桂於「畿東界境內開藩設鎮」，「比鄰而駐」，並且借用蘇秦佩六國相印的典故，要吳三桂「劻勷兩國而滅闖」，「幸將東省地方，俯垂存恤」[61]。首席談判代表左懋第更是心中無底，他在《辭闕效言疏》中寫道：「陛下遣重臣以銀幣酬之，舉朝以為當然。臣銜命以山陵事及訪東宮、二王的耗往，而敕書中並及通好之事。陵京在北，實我故都，成祖文皇帝、列宗之弓劍已藏，先帝先後之梓宮未奠，庶民尚依墳墓，豈天子可棄陵園？□□（虜酋）若好義處榆關（山海關）以東，而以勛臣吳三桂為留守，春秋霜露，不損抔土。而南北互市，榆關為界，如往年遼陽故事。中國之商利蓡（參字的異體，指人參）貂，□□之人利繒絮，華□各安其所，各得其欲，中國之利，亦□之利。此臣所知也。然道路傳聞，闖賊盤踞晉中，以多寇守紫荊、倒馬、井陘等關，似賊不甘心於□而與為難者。果爾，則吳鎮鼓君父不共之仇，□□效始終不渝之義，鼓行而西，破賊於晉，追賊及秦，必殲之乃已。即我國家亦當興師十萬，以聲闖賊之罪而誅之。□□□命（當為『東虜效命』），可代我師。臣過揚州，昭冏臣萬元吉云：『□若肯為我殺賊，當有以餉之。餉之名美於金繒，而有殺賊之實。餉之名，用兵則用餉，兵止則餉止，而非歲幣之比。』臣思其言，是一道也。而二者之外，非臣所知。」[62]很明顯，弘光君臣急於同清廷聯絡，借滿洲貴族的兵力平定大順軍，連己方的方案都沒有醞釀成熟，就草率地行事了。

  使團出發時，左懋第感到朝廷賦予他的任務不明確，上疏要求澄清：「臣銜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為命，帶封疆重寄之銜，而往議金繒歲幣，則名實乖。況以此銜往虜所，將先往奪地而後經理乎？抑先經理而後往乎？此銜之當議者也。」[63]又說：「臣業《春秋》，素遵孔子內華外□（夷）之訓，而使臣為酬□（虜）行。臣原請者，收拾山東，結連吳鎮，並可取臣母之骸骨。而今以酬□（虜）往，臣竊內痛於心。」[64]接著。他建議：「如皇上用臣經理，祈命洪範同紹愉將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矣。如用臣同洪範北行，則去臣經理、聯絡之銜，但銜命而往，謁先帝梓宮，訪東宮、二王消息，賞齎吳三桂等，並宣酬虜之義。而紹愉似無遣也。」[65]左懋第的意思很清楚，他的請求北行是為了收拾山東，不願扮演乞憐於清廷的角色。然而，史可法、馬士英等朝廷重臣「聯虜」心切，聽不進他的意見。「時可法駐泗州，與懋第相見，謂曰：『經理，具文耳；通和，詔旨也。公宜疾行毋留。』以故所至山東豪傑稽首願效驅策者，皆不敢用，慰遣而已。」[66]在史可法等人的逼迫之下，左懋第違心地踏上了北行之路，在前途渺茫之中，他所能做的只是不屈於清廷，保持自己的民族氣節而已。

  弘光朝廷派陳洪範為北使重臣，本意是考慮到他久歷戎行，同吳三桂等人有交情[67]，便於聯絡，卻沒有料到陳洪範的主動請行包藏禍心。早在這年六月十六日，降清的明朝參將唐虞時就上疏攝政王多爾袞道：「若慮張獻忠、左良玉首鼠兩端，則有原任鎮臣陳洪範可以招撫。乞即用為招撫總兵。臣子起龍乃洪範婿，曾為史可法標下參將，彼中將領多所親識，乞令其齎諭往招，則近悅遠來，一統之功可成矣。」同月二十六日，多爾袞同意了唐虞時的建議，以攝政王名義「書招故明總兵陳洪範」[68]。九月二十五日，「招撫江南副將唐起龍自軍中奏報：臣抵清河口，聞南來總兵陳洪範已到王家營；臣隨見洪範，備頌大清恩德，並齎敕緣由。洪範叩接敕書，開讀訖。所齎進奉銀十餘萬兩、金千兩、緞絹萬匹；其同差有兵部侍郎左懋第、太僕寺卿馬紹愉。臣先差官趙鉞馳報，即同洪範北上。其行間機密，到京另奏」[69]。這樣，陳洪範就成了弘光北使團中的清方奸細。

  九月初五日，使團進入山東濟寧州，這裡已歸屬清朝，隨即把南明派遣的護送兵馬發回。十五日，至臨清，原明朝錦衣衛都督駱養性時任清朝天津總督，派兵來迎接。十八日，抵德州，清山東巡撫方大猷大張告示云：「奉攝政王令旨：陳洪範經過地方，有司不必敬他，著自備盤費。陳洪範、左懋第、馬紹愉止許百人進京朝見，其餘俱留置靜海。祖澤溥所帶多人，俱許入京。」二十九日，行至河西務，因清順治帝定於十月初一日在北京即位，使團暫停前進。十月初五日，才到張家灣，清廷差禮部官又奇庫來迎。十二日，使團捧弘光「御書」從正陽門入城，清方安置於鴻臚寺居住，嚴加防範。十三日，清禮部官來鴻臚寺問：「南來諸公有何事至我國？」使臣答道：「我朝新天子問貴國借兵破賊，復為先帝發喪成服。今我等齎御書來致謝。」清朝官員說：「有書可付吾們。」使臣告以「御書」應面遞清廷最高統治者，不能交禮部。清官說：「凡進貢文書，俱到禮部轉啟。」使臣聲稱自己所齎乃「天朝國書」，不是進貢文書，雙方堅持不下。次日，清內院學士剛林等來到鴻臚寺，指責江南「突立皇帝」，即不承認弘光朝廷的合法性。使臣爭辯說南京所立乃神宗嫡孫，倫序應立。爭論不休，剛林蠻橫地說：「毋多言，我們已發大兵下江南。」左懋第回敬以「江南尚大，兵馬甚多，莫便小覷了」，不歡而散。使團齎來的弘光「國書」，清方拒絕接受；朝廷和使臣致送吳三桂的書信，拜會降清大學士馮銓、謝陞的名帖，也因吳、馮、謝三人死心塌地投靠清廷，不屑一顧。[70]十五日，清內院官帶領戶部官員來收銀幣，計銀十萬兩、金一千兩，蟒緞已運到者二千六百匹。弘光朝廷另賜「薊國公」吳三桂白銀一萬兩、緞二千匹，也一併收去。二十六日，剛林來到鴻臚寺向左懋第等人傳達多爾袞的命令：「你們明早即行。我已遣兵押送至濟寧，就去□知爾江南，我要發兵南來。」左懋第等見清方態度強硬，毫無和談之意，僅要求赴昌平祭告陵寢，議葬崇禎帝。剛林斷然拒絕道：「我朝已替你們哭過了，祭過了，葬過了。你們哭甚麼，祭甚麼，葬甚麼？先帝活時，賊來不發兵；先帝死後，擁兵不討賊。先帝不受你們江南不忠之臣的祭！」隨即取出檄文一道，當場宣讀，指責南京諸臣「不救先帝為罪一；擅立皇帝為罪二；各鎮擁兵虐民為罪三。旦夕發兵討罪」。次日，清方派員領兵三百名押送使團南返[71]。十一月初一日行至天津，陳洪範「於途次具密啟請留同行左懋第、馬紹愉，自願率兵歸順，並招徠南中諸將」。多爾袞得報大喜，立即派學士詹霸帶兵四五十騎於初四日在滄州南十里處將左、馬二人拘回北京，面諭陳洪範「加意籌畫，成功之日，以世爵酎之」。[72]同月二十六日，多爾袞致書豫親王多鐸：「偽弘光所遣左懋第、馬紹愉、陳洪範前已俱令南還。因洪範密啟請留懋第、紹愉，伊自率兵歸順，且言在南之左良玉、余永壽（按，當作於永綬）、高傑、金聲桓、劉肇基、黃得功、劉澤清各擁重兵，皆可說之來降。隨追留懋第、紹愉，獨令洪範南還。王其察彼情形，隨時奏報。」[73]

  陳洪範回南京途中特地進入高傑軍營，「傑留與飲。洪範具言清勢方張，二劉（指劉良佐、劉澤清）已款附狀。傑曰：『彼欲得河南耶？請以北京與我互易之。』洪範見語不合，方持杯在手，即偽為中風狀，墜杯於地，曰：『痼疾發矣！』輿歸，夜遁去」。[74]十二月十五日，陳洪範返抵南京，一面散布「和平」氣氛，麻痹弘光君臣，時人談遷記載：「予嘗見陳洪範云：清虜深德我神宗皇帝，意似可和。」[75]一面密奏「黃得功、劉良佐皆陰與□（虜）通」[76]，意在挑起朝廷對黃得功、劉良佐的猜疑，以便自己乘機行事，拉攏黃、劉叛變投清。弘光朝廷見左懋第、馬紹愉被拘留，陳洪範卻被釋回，事有可疑，認為陳可能是清廷的間諜，卻並未追究，僅令其回籍了事。[77]

  弘光君臣派出的北使團沒有相應的武力做後盾，適足以自取屈辱，真可說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左懋第被拘禁於北京，清廷曾多次勸說其投降。左懋第堅貞不屈，到弘光朝廷覆亡後，被清廷處死，時為1645年閏六月十九日。[78]

  北使的失敗，在弘光朝廷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少數官僚已經看出清廷以代明「復仇」為名推行滅明之策，要求當政諸公改弦易轍，不要沉浸於「借虜平寇」的美夢之中，認真做好防止清兵南侵的準備。御史沈宸荃上疏說：「虜、賊今日皆為國大仇。自東沈失事三十年來，兵財盡耗於虜，故賊起而乘之。及賊逆不容誅，復巧借復仇之名，掩有燕、齊，是我中國始終受虜患也。故目前之策，防虜為急，賊次之。以討賊為先聲，以防虜為實著。何也？虜勢已急，賊勢已稍緩也；賊罪可聲，虜之罪未可聲也。故於討賊，則以某師扼吭，某師拊背，某師搗堅。或姑再遣一使，陽約為掎角之勢，以大振復仇之聲，而其實節節皆為防虜計，此所為以討賊為先聲，以防虜為實著也。虜明知不受款矣，而我款之者不嫌諄復，凡金人所以愚宋，我轉用以愚虜。賊見我與虜尚通，則必不敢復與虜合。賊為虜強，盡力備虜，而我亦得專意防虜。虜防既固，然後乘賊隙徐圖之，此所為以款虜為虛聲，以御賊為實著也。」[79]

  可是，作為督師大學士的史可法卻另唱一個調子，他在疏中寫道：「屢得北來塘報，皆言虜必南窺，水則廣調麗舡，陸則分布精銳，盡河以北，悉染腥膻。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復仇之師，不聞及於關、陝；討賊之約，不聞達於虜庭。一似君父之仇，置諸膜外。近見虜示，公然以逆之一字加南，辱我使臣，蹂我近境，是和議固斷斷難成也。一旦寇為虜並，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勢尚張，足以相距，虜必轉與寇合，先犯東南。宗社安危，決於此日。」這段文字似乎說明史可法看到了清兵南下是主要的危險，然而語言的混亂透示出思想的混亂。既然明知清廷拒絕接收弘光「國書」，使臣被辱，「和議固斷斷難成」，又說什麼「討賊之約，不聞達於虜庭」。更荒謬的是，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自己夢寐以求的「聯虜平寇」推而廣之，斷定如果大順軍兵力尚強必然會同清軍結為聯盟，「先犯東南」。接著提出建議：「今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等與四鎮，使悉簡精銳，直指秦關。」[80]顯然，直到北使失敗以後，史可法仍然不改初衷，以大順農民軍為主要敵人。

  第四節弘光朝廷的軍政和財政

  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就人力、物力而言，較清方、大順政權占有非常明顯的優勢。它控制著半壁江山，淮河以南是當時中國人口最密集、經濟最發達的地方，而且受戰亂破壞最小。然而，弘光統治集團的腐朽比起崇禎朝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內部又陷於嚴重的傾軋紛爭之中。特別是作為政權主要支柱的軍隊已經蛻化成了將領維護和擴張私利的工具。他們敵視人民，又都是農民軍或清軍的手下敗將，怯於公戰，勇於私鬥；遇敵望風而逃，視民如俎上之肉。弘光時期江南文人馮夢龍有這樣一段話：

  ……而余更有慮者，在軍政之未立。夫軍政之未立，非無兵也，有兵而若無兵，且其害更勝於無兵，是以慮也。古者用兵寧使餉浮於兵，不使兵浮於餉。今未具餉而先聚兵，兵既聚而餉不足。於是倡為打糧之說，公然掃掠民間，掠婦女則為妻妾，掠丁壯則為奴僕。一兵家屬多者至十餘人，朝廷養一兵不能並養其十餘人之家屬，其勢益不得不出於掃掠。而有兵之處，閭里皆空，未馘一二賊兵，先添萬千兵賊。百姓嗷嗷，無所控訴，良可痛已。不特此也，兵既有家屬，勢不能草居露宿，於是占民間之居，用民間之物，兵富而民貧，兵樂而民苦。才一徵調，則又有安插家小之說，揀擇瘠肥，遷延月日，勢所必至。……兵之戀戀室家如此，即使驅之赴敵，亦內顧之意多而進取之意少。求其死綏立功，尚安可得？此弊不革，恐餉終無時而足，兵終無時而可用也。[81]

  正是由於兵不可用，當大順軍西撤、清軍在畿輔地區休整之時，山東、河南兩省的官紳、土賊處於群龍無首，徘徊觀望之際，弘光朝廷兵將雖多，卻麇集於江淮地區追歡逐樂，毫無進取之意。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和他節制的四鎮為了掩蓋內心的怯弱，在糧餉問題上大做文章。八月二十六日史可法奏稱：「臣皇皇渡江，豈真調和四鎮哉！朝廷之設四鎮，豈直江北數郡哉！四鎮豈以江北數州為子孫業哉？高傑言進取開、歸，直搗關、洛，其志甚銳。臣於六月請糧，今幾月矣，寧有不食之卒可以殺賊乎？」[82]又說：「近閱諸臣條奏，但知催兵，不為計餉，天下寧有不食之兵、不飼之馬，可以進取者？目前但有餉銀可應，臣即躬率橐鞬，為諸鎮前驅。」[83]同月二十八日，東平伯劉澤清「奏進取之計，募數十萬之兵，儲數十萬之餉，備馬十餘萬，整頓器械一二年，乃可渡河」[84]。那麼，史可法和他的部將是不是真缺餉呢？甲申五月建立江北四鎮的時候，規定每鎮額兵三萬，每年供應米二十萬石、銀四十萬兩，由於當時一石米約值銀一兩，所以有的史籍徑直寫作一鎮歲餉六十萬，四鎮合計每年二百四十萬。這年九月十二日「東平伯劉澤清屯淮安，治府壯麗，日費千金。總督田仰從澤清燕遊，為奏請乞餉。上諭：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田仰與劉澤清不得全事呼籲」[85]。從五月算起，四個月發了相當於一年半的銀餉，應當說十分豐裕了。何況立鎮之初還把江北一部分地方的屯糧、商稅等收入撥給四鎮，怎麼能說糧餉不足進取呢？

  史可法為官廉潔，也很勤勉，治文書往往夜以繼日。他對四鎮的兵額和應發、已領餉數應當是清楚的，對四鎮將領的搜括地方、荼毒百姓也心中有數。在奏疏中，他竟然同四鎮唱一個調子，危言聳聽，原因是他在明末官場中久經磨鍊，對當時文恬武嬉的積弊司空見慣，也積累了一套應付朝野輿論的伎倆。我們不應忘記，史可法初任西安府推官時洪承疇、吳甡都是他的頂頭上司，也是他非常佩服的人。洪承疇統十三萬精銳明軍被清軍殲滅殆盡；吳甡在崇禎十五年任大學士時寧可丟官也不敢出任督師同李自成等部農民軍作戰，這些給他在心理上造成的壓力可想而知。如果說他充當推官、守道、兵備道、巡撫等官職時能以潔身自好、任勞任怨博得好評的話，在形勢把他突然推上權力的峰層時，他的個人品德完全彌補不了客觀需要而他本人又不具備的雄才大略和果斷魄力。史可法在調處四鎮、保境安民上確實頗費心機，過分責備固然不當，但他畏清若虎，奉四鎮為驕子，使這些軍閥頓兵江北，一味魚肉人民。史可法本人也認為有四鎮做南京小朝廷的屏障，自己的督師大學士就可以安然無事地當下去。就實際情況而言，史可法出任督師整整一年，耗費了江南百姓的大量糧餉，一籌莫展，坐看黃河流域大好河山淪入清方之手，說他姑息養奸，餵虎貽患，並不過分。

  弘光朝廷擁有淮河以南遼闊的地盤，在北都覆亡以前，明朝廷每年要從江南各地搜括大量糧食、銀錢、布帛等財物，彌補北京宮廷、諸多衙門以及九邊龐大的耗費。按理說，北方各地既已相繼淪沒，分屬大順和清方，弘光朝廷在財政上應該是綽有餘裕的，百姓的負擔至少不應加重。實際情況卻並不是這樣。由於豢養大批只知禍國殃民的軍隊，統治集團的貪慾有增無已，弘光朝廷的財政竟然入不敷出。

  早在福王朱由崧出任監國的時候，南京的大臣們草擬恩詔，有人主張依照舊例列入減免賦稅的條款，藉以爭取民心。當時的實權人物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卻拒絕採納，他說：「天下半壞，歲賦不過四百五十餘萬，將來軍餉繁費，則練餉、剿餉等項未可除也。」[86]對照大順政權的「三年免徵」和清朝多爾袞進入北京後立即宣布廢除三餉，賦稅按萬曆年間的冊子徵收，多少可以看出弘光政權完全繼承了崇禎朝竭澤而漁的賦稅政策。只是在自己管轄不到的地方，弘光君臣才慷慨地施與恩惠，如五月十五日登極詔書中宣布：「自弘光元年始，山東錢糧全免三年，北直錢糧全免五年。」[87]這不過是毫無實際意義的政治宣傳罷了。

  弘光政權在軍事上毫無作為，軍費開支卻極度膨脹。李清記：「上即位後，楚鎮（指左良玉部）及四鎮頻以匱告，而司兵惟務姑息，不知汰無用，核虛名。楚鎮兵五萬餘，需銀一百八萬；四鎮兵各三萬，需餉二百四十萬，本色一百萬。五鎮不足恃，且還為我虞。居重馭輕，有京營六萬，需餉一百二十萬，鎖上游，控江北，復有江督、安撫、蕪撫、文武操江、鄭鴻逵鄭彩、黃斌卿、黃蜚、卜從善等八鎮，共兵十二萬，計餉二百四十萬。合之七百餘萬，而川、楚、東、豫督、撫、鎮不與焉。……乃大司農綜計所入止六百萬，關榷俱在焉。而七百萬外有俸祿、國用之增；六百萬內有水旱災傷之減。太倉既無宿儲，內帑涸無可發，漕糧改折，此盈彼詘。」[88]到這年十一月，工部與戶部上言：「今天下兵馬錢糧通盤打算，缺額至二百二十五萬有奇，戶部見存庫銀止一千有零耳。」[89]

  財政既入不敷出，戶部採取的對策是變相加征。甲申十二月決定「凡民間田土，熟田每畝二分，熟地每畝五分，山塘每畝一厘，給予弘光元年契尾一紙」[90]，合計江南一年另「加折色銀五十萬六千四百五十餘兩，道路譁然」[91]。地方官胥趁機橫徵暴斂，剝民肥身。時人辛升作《京餉》詩云：「一年血比五年稅，今歲監追來歲銀。加二重頭猶未足，連三後手急須稱。可憐賣得貧兒女，不飽奸胥一夕葷。」《縣令》詩云：「世局於今又一更，為民父母虎狼心。鞭笞只作肉鼓吹，痛哭如聞靜好音。」[92]弘光朝廷敲骨吸髓地搜括民財以奉驕兵悍將，史可法不可能不知道。他節制的四鎮之一劉澤清在淮安大興土木，建造連雲甲第庭園，一心經營自己的安樂窩，有人說其豪華程度「僭擬王宮」[93]。有一種記載說，史可法微服私行至淮上，竟被督工頭目抓去當苦力，碰上劉澤清來察看營建情況，他才扔下肩上的巨木大叫：「學生效勞三日矣！」[94]聯繫到他出任督師以後，黃得功和高傑等人為爭奪富庶繁華的揚州打得不可開交，史可法對從老百姓身上榨取了多少血汗錢，用到了什麼地方，是非常清楚的。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二月，吏科右給事中陳燕翼疏中說：「今奴（指清朝）、賊（指大順軍）相持，勝負未決，中國之利正在此時，行間將、吏，不聞一籌一策，用間用奇，而但知張口向內添官索餉。」[95]這既是對四鎮等將領的批評，也是對史可法的針砭。

  江南百姓為供應四鎮和左良玉的兵馬，被壓榨得髓干血盡，而這批軍閥在清軍南下以前魚肉人民，為非作歹，給駐地百姓帶來了無數的災難；一旦清軍南侵，除個別將領如黃得功外，幾乎全部領兵投敵，充當清廷征服、鎮壓各地抗清鬥爭的幫凶，加速了自身和此後幾個南明政權的覆亡。

  在弘光立國的一年時間裡，取之於民是那樣無孔不入，所得金錢卻幾乎沒有用於救濟災民、興修水利等實政。除了豢養軍隊以外，財政收入的另一部分耗費於皇帝、宮廷和官僚，供他們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朱由崧即位於南京，這裡原有的宮殿經過二百多年的風雨蠹蝕，自然早已坍塌廢圮，難以居住。然而，國難當頭，未必沒有巍峨輝煌的宮殿就不成為中興之主，後來的魯監國、永曆帝顛沛流離，有時以坐舟權當水殿，在軍事上比起弘光還稍勝一籌。朱由崧被擁上寶座以前到處漂泊，生活來源斷絕，處處乞憐於較殷實的宗藩和官僚，一登大位立即想在生活上同承平時期的皇帝看齊。他下令為自己和太后修建宮殿，為籌備大婚四處購買珠寶，為追歡逐樂置辦歌兒舞女；一些在他倒霉時曾出力相助的人也蜂擁而至，共享富貴。「修興寧宮、建慈禧殿，大工繁費，宴賞皆不以節，國用匱乏。」[96]弘光君臣的大肆搜括民財，經營自己的安樂窩，其直接結果一是大失人心，二是文官武將囊橐既富，身家之念重，一旦形勢危急，多數非降即逃，卒至以國予敵。

  第五節弘光朝廷的腐敗

  古語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句話對弘光朝廷來說是最恰當不過的了。弘光君臣既然一廂情願地「借虜平寇」，自身毫無振作之意，一味滿足於偏安江左。他們只想利用江南富庶的物質條件過著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生活，其腐朽程度較之崇禎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

  許多史籍都記載，朱由崧酗酒好色，追歡逐樂，不以國事為念。他說：「天下事，有老馬在」[97]，把軍國重事委託給馬士英，自己則同一班佞倖幹著昏天黑地的勾當。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朱由崧的荒淫在歷史上可以同許多亡國之君媲美。他剛剛登上皇帝的寶座就以「大婚」為名派出內官在南京、蘇州、杭州等地挑選「淑女」。太監屈尚忠之流乘機作威作福，「都城內凡有女之家，不問年紀若何，竟封其門，受金然後釋放，又顧別室。鄰里哭號，唯利是圖」[98]。八月，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上疏說：「昨忽聞有收選宮人之舉，中使四出，搜門索蒼，凡有女之家不問願否，黃紙帖額即舁之而去，以致閭井騷然，人情惶駭，甚非細故也。……今未見明旨，未經有司，而中使私自搜采，不論名家下戶，有夫無夫，界以微價，挾持登輿，宜小民之洶洶也。」[99]弘光帝以大婚為名，搜索民間絕色閨女，幾乎成了他關心的頭等大事。在南京遍索不能如意，又派出內監前往蘇州、浙江等地選拔。祁彪佳日記中載，1645年二月十二日，「因奉旨選婚，越中嫁娶如狂，晝夜不絕」。三月二十四日又記，「得道瞻侄書，知兩女俱中后妃之選」[100]。這時距離弘光朝廷的覆亡還剩不到兩個月。野史所載更是窮極形象。談遷寫道：弘光「登極初，日召對輔臣，或晝再接。浹月以來，時免朝。八月，選民女入宮，征教坊妓六十四人」。又云：「甲申秋，南教坊不足充下陳，私征之遠境。阮大鋮、楊文驄、馮可宗輩各購進。大內嘗演《麒麟閣》傳奇劇，未終，妓人首戴金鳳者三。蓋宮例承幸戴金鳳以自別也。上體魁碩，一日斃童女二人，厚載門月裹骸出。……上初立，都人忻忻，謂中興可待。不數月，大失望，有蘇台糜鹿之懼。」[101]朱由崧派內官捕捉蟾蜍，配製春藥；內官們公然打著「奉旨捕蟾」的旗號督促百姓捕捉，被民間稱之為「蝦蟆天子」[102]。甲申除夕，朱由崧「悄然不樂，亟傳各官入見。諸臣皆以兵敗地蹙俱叩頭謝罪。良久，曰：『朕未暇慮此，所憂者梨園子弟無一佳者，意欲廣選良家，以充掖庭，惟諸卿早行之耳。』或對曰：『臣以陛下憂敵未寬，或思先帝。豈意思及於此？』遂散出」[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