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君主論的發展

  君主在歷史上的作用，以及歷代君主對後世的影響，是史學家歷來都很重視的問題。虞世南所撰的《帝王略論》以問答體的通俗形式，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關於君主的認識。

  《帝王略論》是一部記帝王之事略、論帝王之賢愚的著作，其價值不在於「略」而在於「論」。它在評論歷代君主方面或自此而涉及對其他歷史問題的評論方面，不論在見解上還是在方法上，都有理論上的意義。

  第一，提出關於「人君之量」的見解。如《通曆》記東晉末年桓玄所建「偽楚」及其敗亡的史實後，引《帝王略論》說：

  公子曰：桓玄聰敏有夙智，英才遠略，亦一代之異人，而遂至滅亡，運祚不終，何也？

  先生曰：夫人君之量，必器度宏遠，虛己應物，覆載同於天地，信誓合於寒暄，然後萬姓樂推而不厭也。彼桓玄者，蓋有浮狡之小智，而無含宏之大德，值晉室衰亂，威不迨下，故能肆其爪牙，一時篡奪，安國治人無聞焉爾；以僥倖之才，逢神武之運，至於夷滅，固其宜也。[194]

  這裡說的「人君之量」，不只是君主的個人品德問題，它還包含著君主在政治上的遠見卓識，以及以這樣的遠見卓識為指導而制定的種種措施和這些措施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只有具備這種器度的君主，才能使「萬姓推而不厭也」。虞世南認為，像桓玄這樣的「浮狡小智」、「僥倖之才」，是不能成就大事業的，而遭到毀滅則是理所當然的。

  「人君之量」是一個很高的道德標準和政治標準。在虞世南看來，不獨桓玄這樣的人與此無涉，歷史上有一些看來還說得過去的君主也不曾達到這樣的標準。如他論北周武帝宇文邕，是這樣說的：

  公子曰：夫以周武之雄才武藝，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盡其兵算，必能平一宇內，為一代之明主乎？

  先生曰：周武驍勇果毅，有出人之才略。觀其卑躬厲士，法令嚴明，雖句踐、穰苴亦無以過也。但攻取之規有稱於海內，而仁惠之德無聞於天下，此猛將之奇才，非人君之度量。[195]

  「人君之度量」不同於種種「奇才」的地方，在於前者應建立在很高的道德素養和政治素養之上，因而能產生影響於社會的「仁惠之德」。在封建社會裡，君主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虞世南提出「人君之度量」的看法，儘管帶著很重的理想主義色彩，但他在主觀上是希望人君能對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這一點，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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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人君之度量」的見解相關聯，虞世南還評論了「人君之才」與「人君之德」。《帝王略論》在評論漢元帝的時候，講到了關於「人君之才」的問題：

  或曰：漢元帝才藝溫雅，其守文之良主乎？

  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則經天緯地、詞令典策，武則禁暴戢兵、安人和眾，此南面之宏圖也。至於鼓瑟吹簫、和聲度曲，斯乃伶官之職，豈天子之所務乎？[196]

  人的才華是多種多樣的，對於不同身份的人來說，亦要求具備與之相適應的才華。作為一個君主，其才能應反映在「經天緯地」、「禁暴戢兵」方面，否則將與身份不相吻合。這是提出了怎樣看待「人君之才」的標準。在講到「人君之德」時，虞世南極力稱讚劉備，說：「劉公待劉璋以賓禮，委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於斯為美。」[197]他把尚禮和誠信看作是「人君之德」的兩個重要方面，這無疑是從儒家傳統觀念著眼的，但這兩條對於當時的李世民和後來的貞觀之治，特別對於維繫唐太宗統治集團的穩定，或許不無關係。

  第二，分別肯定一些君主的歷史作用。虞世南對歷史上一些君主的評價，往往反映出他的卓越史識。他對魏孝文帝和宋高祖的評價，就是很典型的例證。下面是關於宋高祖劉裕之評價問題的問答：

  公子曰：宋高祖誅滅桓玄，再興晉室，方於前代，孰可比倫？

  先生曰：梁代裴子野，時以為有良史之才，比宋祖於魏武、晉宣。觀彼二君，恐非其類。

  公子曰：魏武一代英偉，晉宣頻立大功，得比二人，以為多矣。季孟之間，何為非類？

  先生曰：魏武，曹騰之孫，累葉榮顯，濯纓漢室三十餘年，及董卓之亂，乃與山東俱起，誅滅元兇，曾非己力。晉宣歷任卿相，位極台鼎，握天下之圖，居既安之勢，奉明詔而誅逆節，建瓴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挺劍，首創大業，旬月之間，重安晉鼎：居半州之地，驅一郡之卒，斬譙縱於庸蜀，擒姚泓於崤函，克慕容超於青州，梟盧循於嶺外，戎旗所指，無往不捷。觀其豁達宏遠，則漢高之風；制勝胸襟，則光武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也。[198]

  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門閥風氣很盛的政治氛圍中，虞世南這樣讚揚「匹夫」出身的宋高祖，不僅要有見識，而且也要有勇氣。值得注意的是，在虞世南的時代看歷史，西漢開國之君劉邦和東漢中興之主劉秀，恐怕是最受人尊崇的兩位君主了；他把劉裕跟他們相比擬，可以看出他對東晉滅亡的毫不惋惜和對劉宋建立的充分肯定。他似乎認識到，晉宋更迭是不可遏止的趨勢；而他對魏孝文帝的評價是從另一方面予以強調的：

  公子曰：魏之孝文，可方何主？

  先生曰：夫非常之人，固有非常之功。若彼孝文，非常之人也。

  公子曰：何謂非常之人？

  先生曰：後魏代居朔野，聲教之所不及，且其習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爾不群，遷都瀍澗，解辮髮而襲冕旒，祛氈裘而被龍袞，衣冠號令，華夏同風。自非命代之才，豈能至此！[199]

  這是從民族關係上，特別是從「聲教」（這大概是今天人們所說的許多個「文化」概念中的一個）方面高度評價了魏孝文帝的漢化措施，並把魏孝文帝稱為「非常之人」、「命代之才」。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作者能夠對民族關係有這樣的見解，能夠對所謂「異族」統治者做這麼高的評價，確是一種卓識。

  第三，著意於成敗得失的總結。《帝王略論》從多方面評論歷代君主的賢愚、明昏，根本的一條，是著意於對歷代政治統治成敗、得失的分析和總結。虞世南論秦始皇和秦朝的歷史，既注重於政策的當否，又涉及有關人的才能的高下，包攬的面是很寬的：

  公子曰：秦始皇起秦隴之地，蠶食列國，遂滅二周而遷九鼎，併吞天下，平一宇內，其規摹功業亦已大矣。何為一身幾殞，至子而亡乎？

  先生曰：彼始皇者，棄仁義而用威力，此可以吞併而不可以守成，貽訓子孫，貪暴而已。胡亥才不如秦政，趙高智不及李斯，以暗主而御奸臣，遵始皇貪暴之跡，三載而亡，已為晚矣！[200]

  這裡著重批評了秦始皇一味任用「威力」的政策，殊不知在「守成」時亦需要以仁義相輔；而這種政策作為貽訓，又影響到秦二世的統治。聯想到貞觀初年，唐太宗君臣討論「教化」問題，魏徵力主教化，而封德彝則提出「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的先例，以致引起一場爭論[201]；以及唐太宗君臣探討「草創與守成孰難」的問題，引起熱烈的爭論[202]，可以看出虞世南的上述評論並不是毫無意義的。他評論的是歷史，但卻包含著對於未來的某種預見。

  在總結歷代皇朝成敗得失的時候，虞世南還能夠指出那些獲得巨大成功的君主的失誤處，絕不因其功業之大而諱言其短。他論漢高祖劉邦是這樣說的：

  公子曰：漢高撥亂反正，為一代英主，可謂盡善者乎？

  先生曰：漢祖起自卑微，提三尺劍以取天下，實有英雄之度量焉！故班氏《王命論》雲……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禮愛，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趨時如響赴，此其所以得天下也。然知呂后之耶（邪）辟而不能正，愛趙王如意而不能全，身沒之後，幾亡社稷。若無劉章、周勃，呂氏幾代漢矣。此之為過，甚於日月之食，豈盡善之謂乎！[203]

  作者充分肯定了劉邦在政治上的謀略和成功，但也批評了他在對待呂后的「邪辟」上的遷就和無力，以致弄到「幾亡社稷」的地步，這是重大的過失，怎麼能說他是盡善盡美的人呢！可見在作者看來，所謂明者可為規範、昏者可為鑑戒，二者也不是截然分開的。這裡面包含著作者在評論歷代帝王時的樸素辯證觀點。

  第四，重人事而斥天命。中國古代史學家在論述歷史事件或評價歷史人物時，常常擺脫不了「天命」的束縛，這種束縛的程度，自然因人而異。不過，也確有少數史學家是不大相信「天命」的，甚至對「天命」進行指斥。從總的傾向來看，《帝王略論》屬於後一種情形。它關於宋文帝的評價，是涉及對於「天命」的態度的：

  公子曰：宋文寬明之君，享國長久，弒逆之禍，為何所由？善而無報，豈非命也？

  先生曰：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有愛育之功，義有斷割之用，寬猛相濟，然後為善。文帝沉吟於廢立之際，淪溺於嬖寵之間，當斷不斷，自貽其禍，孽由己作，豈命也哉！[204]

  這一段話表明，宋文帝的「弒逆之禍」，並不是不可避免的，恰恰相反，這正是他自己的種種失誤所釀造出來的。「沉吟於廢立之際，淪溺於嬖寵之間」，這在歷代封建君主中是帶有普遍性的現象，也是許多次政治動亂甚至是引起朝代更迭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此論，對宋文帝來說固然不錯，對後世的封建君主也有警戒的意義。

  在講到南朝宋齊二代「廢主」之多的問題時，作者把自己關於天命同人事的看法說得更明確了：

  公子曰：宋、齊二代，廢主有五，並驕淫狂暴，前後非一，或身被殺戮，或傾墜宗社，豈厥性頑凶，自貽非命，將天之所棄，用亡大業者哉？

  先生曰：夫木之性直，匠者揉以為輪；金之性剛，工人理以成器。豈天性哉，蓋人事也。唯上智與下愚，特稟異氣，中庸之才，皆由訓習。自宋、齊已來，東宮師傅，備員而已，貴賤禮樂，規獻無由；且多以位升，罕由德進。[205]

  這裡，不僅強調了「人事」的作用，而且把人事也講得很具體，很切實，即教育的作用。《帝王略論》著重於論，但它在這裡，也從史實上概括了宋、齊二代「廢主」之多的原因。這對最高的封建統治集團來說，無疑也是一條重要的歷史教訓。當然，作者對待「天命」，也不是徹底否定的；有時，他還相信「冥數」的存在[206]，這是他的局限所在。

  唐太宗所撰《帝范》12篇，是專給太子閱讀的政治讀本，它包含了豐富的歷史見解，涉及歷代君主治國安邦的得失，因而也是一本根據歷史事實寫成的君主論。它的篇目是：《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誡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唐太宗在序文中寫道：

  自軒昊已降，迄至周隋，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煥焉。所以披鏡前蹤，博採史籍，聚其要言，以為近誡云爾。[207]

  唐太宗為一代明君，他晚年所寫的這部君主論，自然也包含了他本人的經驗教訓，從而使這部書具有不同於一般君主論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