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歷史理論研究的突出成就

  這裡說的歷史理論，是指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基本原理指導下，結合中國歷史發展中的一些重大歷史現象或重大歷史問題，在做綜合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概括性和規律性認識。從總體上看，60年來中國史學在歷史理論研究方面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相互聯繫而又各有特點的階段，這就是：全面提出問題、系統梳理問題、正面闡述問題。

  在全面提出問題階段（1949—1966），隨著唯物史觀在中國大地上的廣泛傳播，廣大史學工作者受到這一科學歷史觀的吸引、感召和影響，紛紛起而運用這一新的歷史觀重新審視中國歷史，從而引發了對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歷史現象的熱烈討論，以至於激烈的辯難。[1]其中，有的問題是20世紀30年代社會史論戰中已經提出來的，而大部分問題則是廣大史學工作者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過程中，結合重新審視中國歷史逐步提出來的。在這些討論和辯難中，史學工作者各陳其說，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在史學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第一，史學界所提出的一些問題，都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問題。從本質上看，它們大多同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學說、階級鬥爭學說等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理論有直接、間接的關係，從而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史學工作者對理論的關注和熱情，這是中國史學在廣度和深度上發生重大變革的序幕。第二，儘管這些討論、辯難並沒有完全取得共識，但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大多數參與討論、辯難的史學工作者，都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研究、闡發歷史問題的理論指導。正因為如此，這些討論、辯難的實際意義，一方面推進了對中國歷史的研究、認識，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對唯物史觀的學習、運用，為新中國史學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理論、方法論的基礎。我們應當注意到，在全面提出問題階段，范文瀾所撰《關於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問題》和翦伯贊所撰《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是值得特別關注的兩篇理論文章。[2]它們反映了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中國歷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的思考和認識，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在系統梳理問題階段（1977—1988），史學工作者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鼓舞下，一方面提出新的歷史理論問題展開討論，一方面則出現了系統梳理問題的趨勢，旨在把「文化大革命」前的關於歷史理論問題的諸多討論加以清理，以期推進理論研究的深入。這一清理工作的重要意義，還在於它是史學界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糾正「文化大革命」中被所謂「儒法鬥爭史」搞亂了的中國歷史進程的真相以及與之相關的種種謬說。這裡，我們要特別提到《歷史研究》編輯部組織撰寫的《建國以來史學理論問題討論舉要》[3]一書，此書分專題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史學界所討論的歷史理論問題，以及70年代末80年代初史學界所討論的歷史理論問題，做了比較詳細的梳理。因具有這樣兩個特點，此書在史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第一，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對有關中國歷史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所做的系統的歸納。第二，這一梳理和歸納工作，是在尊重學術平等的原則上進行的，有關專題的作者多以平和的心態列舉諸家之說，目的在於為史學界提供進一步探討理論問題的思想資料。當然，更值得重視的是，此書在《序言》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從三十多年來的討論中，我們不時發現，同是一條史料，同是一條馬克思主義原理，往往能得出迥然不同的結論，再現出形態各異的歷史具體，並由此引起無窮爭論。」於是，《序言》提出了克服和避免此種現象的途徑：「這種現象的存在，是否表明，在具體的歷史資料和抽象的理論觀點之間，還需要加強乃至增添某些中間環節，以減少種種失誤的可能。」《序言》還認為：「三十多年來的爭論，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也正是在做著這樣的工作。」我們或許可以認為，這是關於在「史料」和「原理」之間對於歷史理論研究之重要性的一個自覺的和明確的認識。歷史理論研究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可以避免用史料去注釋原理，既誇大了史料的作用，又使原理庸俗化；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用原理作標籤去給史料定性，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理論既具有唯物史觀原理的普遍性品格，又具有說明具體的歷史現象的特殊性品格。因此，這一梳理工作的重要意義在於：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史學工作者對唯物史觀的深入理解，促進了史學工作者對歷史理論的思考。

  

  在正面闡述問題階段（1989年至今），出現了不是為商榷、辯難而作的，有系統的、與中國歷史的實際密切結合的歷史理論專書和專文，顯示出歷史理論研究的發展和深入。在專書方面，白壽彝主編的多卷本《中國通史》第一卷《導論》是代表性著作。[4]此書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結合中國歷史進程和《中國通史》編撰，闡述了相關的重大理論問題，提出了不少新論點。例如，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作為首要問題提出來，論證了中國史學上有撰寫多民族史的傳統，而且出現過多民族史撰述的傑作。把人的因素、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結合起來做綜合考察，用以說明社會歷史進程的面貌；探究中國地理條件的特點及其與中國歷史發展的關係；對國家的社會職能和統治職能做有聯繫和有區別的分析，關於中國哲學、社會政治學說的特色的闡說，以及從理論上闡述中國歷史的連續性的特點，等等。事實證明，以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為指導，結合中國歷史的研究和撰述，正面論述一些重大的歷史理論問題，符合歷史理論研究發展的客觀規律。在專文方面，劉大年在1997年發表的《當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幾個理論問題》，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作者針對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史學界關於中國近代史上一些重大問題的眾說紛紜的觀點，就「近代科學與近代方法論」「中國近代史上的兩個基本問題」「社會性質」「階級分析」「革命與改良」「中國當代與近代」「勇敢堅持真理，勇敢追求真理」等問題，做了精闢的論述[5]，顯示出一個史學家的科學精神和坦蕩胸懷。限於篇幅，類似的專書和專文，不能一一臚列和論述。值得高度關注的是，2004年啟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更加明確地指出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正確方向，已經發揮出並將繼續發揮出巨大的理論力量和學術力量。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史學在歷史理論研究方面必將邁向更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