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唯物史觀怎樣推動了20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

  這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大問題，一個人是難以做出全面的和正確的回答的。我只是根據自己的膚淺認識，講幾點看法，和同行們共同探討。

  （一）唯物史觀要求研究全部歷史，也可以說是要研究整體的歷史

  一部史學史，至少是一部中國史學史告訴我們，對人類社會歷史做系統的和整體的研究，這是從唯物史觀傳入中國以後才逐步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史學意識。當然，以往的史學，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社會歷史的各個方面，但是對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民族、中外關係，等等，做系統的、整體的、科學的把握，確是得益於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啟示和指導。

  （二）唯物史觀告訴人們，人類社會的歷史是一個自然發展過程，因而是有規律可循的

  中國史學史上的許多先哲，著意於「通古今之變」，不斷探討社會治亂之「理」、朝代興亡之「勢」，努力解釋「勢」與「理」之中存在的「道」，即社會歷史演變的法則與常規，其意頗近於後世人們所說的規律。故清代思想家龔自珍有言：「欲知大道，必先為史。」[6]儘管中國學人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可貴的探索，也有豐富的思想積累，然而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傳入中國以前，我們的先人們在這方面的思考所得，只是停留在樸素的階段，從而限制了人們對社會歷史的認識。唯物史觀把人類社會歷史看作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的自然發展過程，揭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以及階級劃分和階級鬥爭的演變、發展對社會歷史的影響，社會歷史呈現出的不同的階段性特點，從而揭示出人們認識歷史發展規律的方法論原則，也就使人們認識歷史發展規律成為可能。

  （三）唯物史觀要求人們用辯證的觀點、方法看待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這是因為唯物史觀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是密切聯繫、不可分割的

  大家知道，按照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原因，應從經濟領域入手。但是，唯物史觀同時承認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思想文化、道德風尚等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作用。在中國史學上，司馬遷寫出了《平準書》和《貨殖列傳》，《漢書》則創有《食貨志》並為後來許多「正史」所效法，杜佑《通典》更是把《食貨典》置於諸典之首，等等，顯示出重視經濟生活的思想傳統。杜佑甚至提出了教化同食貨、職官、選舉、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之間的關係，把古代史家關於對社會結構、國家職能的認識提到了新的高度，以至於在此後的約千年之中，人們在這方面的認識的進展顯得緩慢，並始終帶有樸素的色彩。唯物史觀的傳入，人們的歷史觀念在這一領域同樣產生了質的飛躍，經濟、政治、文化相互間的關係及其在社會歷史進程中的作用，才真正得到合理的解釋，並在現實的歷史運動中獲得實踐的意義。今天看來，這已經是一個常識問題了，但中國史學在歷史觀念方面發展到這一階段，卻走過了漫長的道路。

  （四）唯物史觀最鮮明地提出了人民群眾對於推動歷史發展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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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有民本思想的傳統。司馬遷還寫出了《陳涉世家》這樣的千古名篇，一些史家也一再強調「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明清時期史學中的重民思想有了更大的發展，這些都是寶貴的思想遺產。但是，這樣的思想傳統發展到更高、更理性的階段，也只有在唯物史觀傳入中國以後才有可能。只有到這時，中國史學界才能產生如同李大釗的《民彝與政治》（1916年）、翦伯贊的《群眾、領袖與歷史》（1939年）這樣的鴻文，揭示出人民群眾在歷史進程中的偉大創造作用。李大釗說得好：「歷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緣於勢力，而勢力雲者，乃以代表眾意之故而讓諸其人之眾意總積也。是故離於眾庶則無英雄，離於眾意總積則英雄無勢力焉。」[7]這是對「眾庶」和「英雄」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合理解釋。誠然，結合到歷史的具體事件來說，其情形可能千差萬別，但其根本原理，當不超出此論的範圍。

  以上這四個方面，是就我個人的膚淺認識來看，唯物史觀是怎樣影響20世紀中國史學的面貌，怎樣推進中國史學的發展，使其朝著科學化的道路前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