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認識史學到認識歷史的豐富性

  人們從認識史學走向認識歷史的認識活動，其中包含著這樣一條客觀規律，即隨著史學的發展和史書體裁的演變與豐富，人們通過史學認識歷史的途徑越來越多，進而從理論上對這一認識活動的概括也就越來越明確。

  劉知幾《史通·二體》篇針對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的特點和長處，指出：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為次，列歲時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

  ……

  《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11]

  

  這是對「二體」長處的概括，實質上也是人們通過這兩種體裁的史書去認識歷史的兩種途徑。其中，紀傳體史書可以被認為是幫助人們全面認識歷史的途徑，但需要人們在認識過程中善於綜合紀傳體史書各部分所提供的歷史知識，使這一認識活動收到融會貫通的效果。至於編年體史書，以年代順序記事，是其一大優點，而於歷史人物及其主要言論涉及不多，因而需要從其他的史書體裁所記歷史內容來補充這一認識活動，以豐富對歷史的認識。

  杜佑《通典》一書，為人們從制度層面提供了認識社會歷史演變的途徑，提供了人們對國家職能及其政治結構之整體認識的清晰思路和邏輯聯繫。時人李翰《通典序》對此做了明確的闡述：

  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群迷歟！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今古之宜，窮始終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為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采《五經》群史，上自黃帝，至於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凡有八門，勒成二百卷，號曰《通典》。非聖人之書，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國禮法程制，亦所不錄，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為功易而速，為學精而要。其道甚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准，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12]

  李翰序文的主旨是論述《通典》作者的經世致用的撰述旨趣，同時也闡述了《通典》一書對於人們認識歷史的重要價值。這一認識把劉知幾所說的「志以總括遺漏」的思想提高到嶄新的境界。

  當司馬光「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13]，撰成《資治通鑑》一書並盛行於世時，中國古代的編年體史書的成就達到了它的高峰。於是元代史家馬端臨概括了《通典》和《資治通鑑》對於人們認識歷史的不同途徑及其重要意義。他指出：「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又說：「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14]同劉知幾、李翰一樣，馬端臨論述《通典》和《資治通鑑》二書內容的特點，同時也是指出了人們通過《通典》《資治通鑑》去認識歷史的兩條途徑：前者是「典章經制」的途徑，後者是「理亂興衰」的途徑。應當指出，李翰、馬端臨同劉知幾的論述有一個明顯的不同之處，即李翰、馬端臨的論述，在講到史書內容及其特點時，都有鮮明的經世致用的思想，而劉知幾則只是就史書內容進行分析。

  《資治通鑑》問世後，續作者、改編者、注釋者蜂起，產生了許多新的歷史著作。其中，南宋史家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是重要的代表性著作之一。《資治通鑑》和《通鑑紀事本末》都是記事之書，前者重視事件的時間順序，故於同一時間並列同時發生的諸多事件，依時間推移而逐一記之；後者重視每一事件之本末，故所記之事，皆一一詳其始終。在中國古代學人的思維模式中，歷來是重視事物的「本末」「終始」「源流」的。《禮記·大學》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荀子·富國》也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的說法。這裡說的「本末」，有輕重、主次之意，也有詳其始末、源流之意。司馬遷撰《史記》，旨趣之一是「原始察終，見盛觀衰」[15]。他在講到自己的不幸遭遇時，也說「事本末未易明也」[16]。唐人皇甫湜撰《編年紀傳論》，文中亦有「盡事之本末」[17]之句。任何客觀歷史事件，總是有本有末，有始有終。史學家通過紛繁的歷史現象，原始察終，闡本述末，以記述一個個歷史事件的發生、發展過程，是歷史撰述中主體反映客體的基本特徵。《左傳》中已包含了這一認識和表述歷史的特徵。即以編年、紀傳二體的全貌來看，這種認識和表述歷史的特徵也都是存在的，只是或被編年記事所限，或被紀表志傳所隔，不能一目了然罷了。史書體裁的辯證發展和史家在認識歷史上的淵源以及史家所處社會環境提出的要求，終於促成了中國史學上第四種主要史書體裁——紀事本末體的成熟和發展。

  南宋史學家袁樞是採用紀事本末的形式撰成獨立的歷史著作的第一人。《宋史》本傳說他「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18]。這個簡略的記載說明，紀事本末體史書的出現，除了上面講的那些原因之外，也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具體條件，這就是編年體巨著《資治通鑑》的問世及其產生的廣泛的社會影響。

  袁樞把「浩博」的《資治通鑑》「區別」為239「事」，因事命篇，合為42卷。而所謂「貫通」，一則是指每事皆詳其本末，明其首尾；一則是指事與事之間略依時間先後編次。全書以「三家分晉」開篇，以「世宗征淮南」收卷，仍保持通史的體例。對於不便獨立成篇的事件，則附於有關事件之下；而於篇名之下，有時也註明人名或具體事目，使觀者一目了然。全書卷次、所述史事的時期、事目多寡如下：卷1，述戰國與秦事，事目3；卷2至卷8，述兩漢事，事目43；卷9至卷12，述三國西晉事，事目18；卷13至18，述東晉十六國事，事目44；卷19至卷26，述南北朝與隋事，事目48；卷27至38，述唐事，事目62；卷39至卷42，述五代十國事，事目20。由此可以看出《通鑑紀事本末》一書的結構及其詳略所在，以及它的通史特點。

  自稱跟袁樞「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相勞苦，相樂，且相楙於學」的著名詩人楊萬里，於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為《通鑑紀事本末》作序。序中講到了本書特點和價值。他概括本書的特點是：「大抵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甚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邇。其於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19]道出了紀事本末體史書的主要特點，即闡述一件史事的結果之前，總要先闡述它的起因；說明一件史事的發生，總要漸次說到它的發展。中間四句，是評價本書在文字表述上的成功。末了兩句，是強調本書對歷史上治亂存亡的總結所具有的現實意義。序文一方面指出本書克服了《資治通鑑》「事以年隔，年以事析」的狀態，一方面也認為本書是「入《通鑑》之戶」的路徑，還是肯定了《通鑑》的史學地位。

  紀事本末體史書不同於以往編年、紀傳、典制三種史書各以時間、人物、制度為綱，而是以事件為綱，著意於敘述每一件重大史事的發展過程、因果關係及其產生的影響。若干件重大史事的連綴，又會使人們在更長的時段和更大的空間裡認識歷史發展的過程及其因果關係，以及在更大範圍里的影響。這是史家在認識歷史上的發展和深化。此外，這種體裁的基本形式是因事立目，較少受到體例上的局限，有廣闊的容量來容納諸多史事，使形式和內容更便於協調一致。只要取捨適當，就能使史書內容豐滿而形式又不顯得臃腫。這兩點，是它在歷史認識上和歷史編纂上的主要特點。

  人們對歷史的認識本源自歷史本身，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史學的發展，人們對過往歷史的認識不能不依據史書所記載的「歷史」，這是從客體到主體，再由主體到客體循環往復的辯證關係。中國史學以其時代的連續性、內容的豐富性、體裁的多樣性，為人們從認識史學走向認識歷史、認識文明的傳承開闢了廣闊的道路。

  [1] 《國語·楚語上》記楚大夫申叔時語：「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而戒懼焉」，等等。《論語·為政》記孔子語：「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八佾》又記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2]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列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26～1327頁。

  [3] 劉昫等：《舊唐書》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597頁。

  [4] 參見瞿林東：《唐代史學論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57～172頁。

  [5] 劉昫等：《舊唐書》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597頁。

  [6] 宋敏求等編：《唐大詔令集》卷八十一《修晉書詔》，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467頁。

  [7] 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一》，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03～904頁。

  [8] 劉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3～304頁。

  [9] 宋濂等：《元史》卷一百六十《王鶚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3757頁。

  [10] 婁堅：《讀史商語》卷首序，見《續修四庫全書》第44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69～370頁。

  [11] 劉知幾：《史通》卷二《二體》，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28頁。

  [12] 杜佑：《通典》序，李翰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2頁。

  [13]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末《進書表》，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9607頁。

  [14] 馬端臨：《文獻通考》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頁。

  [15]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319頁。

  [16] 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29頁。

  [17] 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二《編年紀傳論》，皇甫湜撰，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第3876頁。

  [18] 脫脫等：《宋史》卷三百八十九《袁樞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1934頁。

  [19]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卷首《通鑑紀事本末敘》，楊萬里撰，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