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們從史學而認識歷史

  先秦秦漢時期，人們對史學的社會功能的認識，已經提出了各自的見解，而孔子、孟子、司馬遷、班彪、班固等人的見解尤其具有時代的特點，並對後世有很大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時期，人們已經具有通過閱讀史書和文獻而認識歷史的思想。[1]東漢班彪因司馬遷作《史記》而受到啟發，更加明確地指出史書對於人們認識歷史的重要作用，他說：「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2]這把史書對於人們能夠「知古」「觀前」的作用表述得十分清楚了，而且還把這種作用比之於「聖人之耳目」。

  魏晉以後，隨著中國史學的不斷發展，其社會影響日益擴大，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們對史學的社會功能的認識也不斷深入，顯示出一定的理論特色。大致說來，這種認識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注重總結歷史經驗，作為當時社會活動尤其是政治活動的參考；二是重視制度史的撰述，從制度層面闡說治國安邦之道；三是闡述史學乃是人們認識歷史、傳承文明的路徑和載體。這三個方面，都貫穿著史學的求真與經世，以及人們讀史有裨於畜德與明道的思想傳統。總的來看，這一時期的人們對史學的社會功能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更開闊的認識，因而在理論上也有了新的進展。這裡，我們著重討論第三個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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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史學表明，從史學出現以後，它事實上在發揮著幫助人們認識歷史同時也在承擔著傳承文明的作用。但是，當史學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們能夠自覺地從理論上認識這一點，並準確地把這一認識表述出來，那是南北朝以後的事情了。南朝梁人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開篇寫道：「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意謂今人要知道往古之事，依靠的是「載籍」。當然，這裡說的「古」含義是很寬泛的，包括「載籍」中所記錄的遠古的傳說。但從劉勰所記的性質來看，「居今識古，其載籍乎」無疑是一個精練的確論。

  此後，史學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們對於史學在幫助人們認識歷史和傳承文明的社會功能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理論意義的問題和相關的闡述，成為古代史學理論成就的一個重要方面。

  唐高祖的《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和唐太宗的《修晉書詔》，是較早地明確提出這方面認識的兩篇文字。武德四年（621年），大臣令狐德棻向唐朝開國皇帝唐高祖提出撰修前朝史的建議，他認為：「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陛下既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3]從這個建議來看，令狐德棻是一個很有歷史見識和政治眼光的人，他後來參與了唐初一系列的史學活動，表明了他作為唐代史學之開山的突出地位。[4]唐高祖接受了這一建議，並於次年下達了《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詔書寫道：

  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伏犧以降，周、秦斯及，兩漢傳緒，三國受命，迄於晉、宋，載籍備焉。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周、隋禪代，歷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綿歷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至於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於時。然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遷訛，餘烈遺風，倏焉將墜。朕握圖馭宇，長世字人，方立典謨，永垂憲則。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良直。[5]

  從這篇詔書所述，有三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注意：一是強調了「史官記事」的重要作用和深遠意義，即「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二是對於前代歷史，如魏、周、隋、梁、北齊、陳等南北各朝，均做同等看待，反映了一個統一朝代君主的宏大胸懷；三是指出撰修前朝史的重大意義，即「方立典謨，永垂憲則」，「有懷撰次，實資良直」。從令狐德棻的建議到唐高祖的詔書，都不是一般的討論史書「懲惡勸善」的社會功能，而是把史書和修史看作政治上一件承前啟後的歷史性的工作。

  貞觀二十年（646年），唐太宗的《修晉書詔》把史書幫助人們認識歷史的思想又向前推進了，使之更為具體，更便於人們理解。詔書寫道：

  朕拯溺師旋，省方禮畢；四海無事，百揆多閒。遂因暇日，詳觀典府，考龜文於羲載，辨鳥冊於軒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纊，臨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詮事，歷茲未遠。發揮文字之本，通達書契之源。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

  自沮誦攝官之後，伯陽載筆之前，列代史臣，皆有刪著。仲尼修而采《檮杌》，倚相誦而闡《丘墳》。降自西京，班、馬騰其茂實；逮於東漢，范、謝振其芳聲。蕞爾當途，陳壽敷其《國志》；眇哉劉宋，沈約裁其帝籍。至梁、陳、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錄：莫不彰善癉惡，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懲凶，備百王之令典。[6]

  這一段話，是從總體上闡說了通過閱讀史書而認識了歷史，使之「神交千祀之外」，繼而稱讚史官和文字的結合而產生了史籍，進而發出了「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的感嘆。可以認為，這是從根本上道出了史學的社會功能。倘無史學的這種功能，則任何「懲惡勸善」，任何歷史借鑑，都只能依靠口耳相傳而難以求得其實，以致湮沒無聞。唐高祖的《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中說的「顧彼湮沒，用深軫悼」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

  一般說來，皇帝詔書由大臣起草，經皇帝認可而頒發的。上述兩道詔書，不論出於大臣之手還是出於史官之手，都反映了唐初最高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對史學的這一社會功能的深刻認識，並得到最高統治者的認可而發布出來。當然，唐初的史官、史家們，也對此直接發表過明確的見解。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史臣們撰寫《五代史志》（即《隋書志》），其總序開篇闡述了「經籍」對於「匹夫」「王者」和社會的極其重大的作用，「其為用大矣，隨時之義深矣，言無得而稱焉」。同時，又借用班彪之語說：「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又說：「書契已傳，繩木棄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7]這裡，不只是闡述史籍的作用，而是綜論全部「經籍」，即經、史、子、集、佛、道的文獻。但歸根結底，有兩點非常明確，一是「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是「經籍」的作用；二是「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正是這兩點，把史學幫助人們認識歷史、傳承文明的作用都講到了。這裡，我們不妨做一個逆向考察：唐初史家的上述言論，證明班彪所言極是；班彪說的「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由觀前」的話，證明司馬遷的「述往事，思來者」所言極是；司馬遷的這一見解，證明《周易·象上·大畜》所謂「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之古訓所言極是，等等，都可以歸結為「多識前古，貽鑒將來」這一無可比擬的史學之認識歷史的功能和傳承文明的功能。這就是為什麼唐太宗會發出「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的讚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