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史學界逐步展開了關於歷史學領域的理論問題的討論。這個討論，是從「歷史發展動力」問題開始而不斷擴大範圍的。到了80年代中後期，關於理論問題的討論走向高潮，可以看作是中國史學界出現了「理論熱」的表現。

  在這個過程中，我作為一個參與者，總是伴隨著困惑、激情、思索等。其間，或是在他人的啟發下，或是經過自己的思考所得，我以為關於上述討論，有三個問題是應當受到重視的。

  第一，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學的理論是什麼關係？這個問題的實質是，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歷史研究的基礎理論或指導原則，是否可以代替歷史學領域的一切理論。換言之，在歷史唯物主義以外，歷史學是否還應當具有另外一些理論問題，如同其他哲學社會科學各門學科都具有自身的理論問題一樣。今天看來，這是十分明了的，即歷史唯物主義不能完全代替或包含歷史學的全部理論，歷史學除了以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指導，還有廣闊的理論空間。

  但是，如果我們回首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史學，在當時，是很難回答上述問題的。正如白壽彝先生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所說的那樣：

  在50年代，天，提起史學概論來，都認為應該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寫這麼一本書；同時也認為，在高等學校歷史系應該開設這門課程。至於這本書應該怎麼寫，這門課程應該講些什麼，大家一時想不出辦法來。一年一年過去了，對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認真討論過。後來，我在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開了這門課程，主要講的是歷史唯物主義，但我並不認為這種講法是對的。因為我覺得，如果只講歷史唯物主義，這門課就應該叫歷史唯物主義，不應該叫史學概論。我為這個課程內容問題，多年來一直感到不安。[1]

  

  從這段回憶性的文字來看，大家在認識上對歷史唯物主義跟「史學概論」的聯繫與區別是有共識的，但對於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的「史學概論」究竟應該是什麼內容、什麼形式，仍處於摸索之中。白壽彝先生說的「我為這個課程內容問題，多年來一直感到不安」，或許反映了那個時代一些史學家的共同的心境。

  1982年，白壽彝先生作為主編，主持撰寫《史學概論》一書。他從自己幾十年的思考和研究中，提出了「史學概論」應當包含的基本內容，他寫道：

  去年，因為《史學史研究》季刊的需要，我每一季度撰寫一篇文章，交它發表，總題目是《談史學遺產答客問》。在醞釀這四篇文章的過程中，我逐漸產生了寫史學概論的思想。這就是要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指導下，論述中國史學遺產幾個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史學的發展，及當前史學工作的重要任務。我想在這本書里，提出一些問題，請同志們討論。也希望它能成為教本，多少給同學們一些幫助。[2]

  這裡講到的三個方面的內容，涉及史學遺產、史學變革和史學的當前任務等問題，有其邏輯的聯繫和歷史的脈絡。儘管「史學概論」是一門歷史學的入門課程和基礎理論課程，但此後關於這門課程的教材的編寫和出版，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形成一個高潮，出現多種版本。這足以表明，史學界終於逐步認清了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學的理論之間所存在的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密切關係。

  當然，就「史學概論」來說，它也很難涵蓋歷史學領域可能涉及的所有理論問題。比如說，從中國歷史發展來看，關於民族關係與統一國家發展的問題，關於地理條件對歷史發展影響的問題，關於科學技術與生產力的關係的問題，關於國家職能與階級存在的關係的問題，關於中國歷史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的問題，等等，這些都是中國史研究領域中的重要理論問題，是歷史學的理論研究所不應缺少的內容。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第一卷所論述的許多問題[3]，都屬於這一類的理論問題。

  總之，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學的理論是有密切聯繫的，但二者又不能做等同的看待：前者是基本的或指導的理論，而後者則有較廣泛的內容和空間。

  第二，關於客觀歷史的理論和關於歷史學學科的理論是什麼關係？20世紀80年代初，史學界在討論理論問題時，「史學理論」是一個廣泛使用的詞彙。但是，人們在探討具體問題時，「史學理論」所指的對象並不相同，有的是指關於客觀歷史運動的認識，有的則是指關於歷史學這門學問或學科發展的認識。這種情況，給討論和研究都帶來了一些困難。有鑑於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陳啟能撰文指出，應當以「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這兩個概念來區別關於對客觀歷史運動的認識和關於歷史學學科發展的認識。我認為，做這樣的區別很有必要，並就此發表了一點粗淺的認識，其中有一段文字大致反映了有關問題的緣起：

  近二三年來，我國歷史學界對理論的研究顯得很活躍，這是令人振奮的。那末，這樣的理論研究如何才能深入下去呢？我以為，陳啟能同志的文章《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見1986年12月3日《光明日報》）在這方面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和探討的問題。陳文提出，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應作為兩個不同內涵的研究對象來看待，並進而認為：「近年來我國史學界對理論問題的研討雖然相當活躍，但卻有一個很大的不足，那就是所討論的問題大都屬於歷史理論的範圍，而很少涉及史學理論。」這個論點和這些說法，不是沒有道理的。這裡，我想對陳文作一點補充：陳文側重於理論的說明和外國史學，我打算側重於歷史的說明和中國史學。[4]

  這個問題提出來以後，我曾以不同的方式反覆表明這一看法；當然，有贊成的，也有表示疑惑的。表示疑惑的朋友認為，「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是有聯繫的，不好截然分割開來。應當承認，這一疑惑不是沒有道理的，對此，我在提出這種區分時已經注意到了，並做了在我看來是十分明確的如下表述：

  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是兩個既互相聯繫又互相區別的研究領域，後者是人們在研究宏觀歷史過程中積累和概括出來的理論，如歷史發展的階段性、規律性、統一性，歷史發展的趨向，以及對重大歷史現象和眾多歷史人物的評價的原則與方法，等等；前者是人們在研究史家、史書、史學思潮、史學流派等史學活動和史學現象過程中積累和概括出來的理論，如史學的目的、史家的修養、史書的編著、史學發展的階段性和規律性、史學在社會實踐中的作用，等等。這是它們的區別所在。同時，它們又是互相聯繫、互相滲透的：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史學活動也是一種歷史活動，它也應被包含在歷史理論所概括的一切歷史現象之內；從史學的觀點來看，史學家乃至一切從事社會實踐的人對歷史的研究、評論，也都在史學理論所應當總結和概括的範圍之內。[5]

  從這個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在何種意義上存在著區別和聯繫，又在何種意義上可以互相包容，即實現這種聯繫的重要表現形式。需要強調的是，作為學術研究來說，如果不對研究對象做某種界定（即使是相對意義上的界定），也就難以使這一研究深入下去，更不用說使這一研究得到比較系統的理論收穫。

  這裡，我還要提到何兆武先生主編的《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近現代西方史學著作選》一書。一則是此書的書名使我感到極大的興趣，二則是何兆武先生在《編者序言》中對「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做了中西比較的解釋，使我受到啟發。《編者序言》寫於1992年9月，起首寫道：

  三年前商務印書館委託我編纂一部近現代西方有關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的選集。這裡的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其涵義大致相當於當今西方通常所謂的「思辨的歷史哲學」和「分析的歷史哲學」以及我國傳統意義上的「史論」。經過和幾位同志磋商之後，我們都認為這對我國歷史學界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遂決定承擔下來。[6]

  何兆武先生學貫中西，我確信這裡所做的判斷自然是極有道理的；同時，這個判斷也有助於中西史學的「對話」。這裡，我想補充一點，並藉以向何兆武先生請教，即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史論」，主要指歷史理論；而傳統意義上的「史評」，則主要指史學理論。這兩者之間，也有明顯的區別。當然，對「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或許還有另外一些解釋，但無論做怎樣的解釋，對它們做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看待，當是十分必要的。我相信，持這種看法的人也會越來越多的。

  第三，中國古代史學中有沒有理論？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古代史學是「記述的史學」，沒有理論。這是1986年我在一次史學研討會上首次聽到的。我想這種看法可能反映了史學界一些同行的認識。作為一個中國史學史研究者，儘管我表明不能贊同這種說法，但又不能舉出充分的事實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十分慚愧。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注意在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方面努力發掘其中的理論成果，進而把這些成果的脈絡梳理清楚，做出恰當的說明。近十幾年來，我為此做了一些研究：1992年發表《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大勢》一文；1994年出版小冊子《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1998年出版《史學志》一書，其中有「歷史觀念」與「史學理論」兩章專論；2004年發表《略論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特點》一文，這多少可以表明這些年來我對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遺產的關注。毋庸置疑，這些研究所得，還只是初步的，隨著歲月的推進和研究的深入，積累也就會不斷豐富起來。在這裡，我要客觀地說一說，人們為什麼會產生中國古代史學沒有理論或理論貧乏的看法。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歸納起來是：「第一，許多史學工作者研究的領域是客觀歷史的某些方面，一般不甚關注作為一個學科的史學本身的問題，因而不熟悉史學自身的發展情況。第二，史學史是一門年輕的學科，而中國史學史研究者因歷史條件和自身的原因，長期以來也未曾對中國史學上的理論遺產做深入的和有系統的歷史考察與理論說明。第三，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的一些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著作被大量介紹到中國來，引起人們的興趣和關注；有些同行甚至以此為標準反觀中國古代史學，於是『理論貧乏』之感油然而生。第四，對於東西方史學在表現其理論的內容和形式上，未能充分考慮到各自的特點，換言之，在『理論』的探討上，尚未能著眼於從本民族的遺產出發。總之，這種情況的出現，有歷史上的原因，也是專業工作者在研究上存在的不足所致。需要說明的是，此種情況，近年逐漸有所改變，前景是令人鼓舞的。」[7]我想，如果以平和的、理性的和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對待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遺產，我們終究會給它一個合理的位置和恰當的評價的。

  以上三個方面的問題，都是近二十幾年來在歷史學的理論研究中所碰到的。這些問題不能說現在都已經解決了，人們的認識還是要不斷發展的。研究者的任務在於，適時地、明確地提出問題，結合自己的專業和興趣，努力探索，積極進取，為促進史學發展和學科建設盡綿薄之力。

  20世紀的中國史學，在理論上是有突出的成就的。引入進化論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並把它們和歷史研究結合起來，可以說是中國史學在理論上最重要的成就。說到史學理論和歷史理論方面，前者有梁啓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及《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李守常（大釗）的《史學要論》、柳詒徵的《國史要義》等，都是名著；後者有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鄧初民的《中國社會史教程》等，也都是名著。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前的一些成就。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五十多年，歷史學在理論建設上的成就，範圍更廣泛，有些領域更深入。但是，我們也應當承認，當今中國歷史學界，在理論研究方面同國外同行相比，重視的程度是不夠的，這既影響了中國史學的發展，也限制了中國史學走向世界。

  在歷史學的理論研究如何進一步發展的問題上，歷史學界很多同人認識到：在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指導下，總結和吸收中國古代史學、近代史學的理論遺產，繼承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創造，借鑑外國史學的理論成果，結合豐富的歷史事實，用中國的風格、語言，撰寫出多種形式的理論著作，把中國歷史學的理論研究推向新的階段。這是許多朋友的願望，也是許多朋友的志向。

  本書是我近二十年來關於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研究之部分所得，既包括歷史理論問題的研究，也包含史學理論問題的研究。為便於讀者的閱讀，全書分為上、中、下三篇：上篇，以問題為中心，或做系統的探討，或做專題的研究；中篇，以史家為出發點，或評論其在理論上的建樹，或闡發其在某一個方面的卓識；下篇，以史書為依據，揭示其理論特點及其在史學發展上的地位。各篇之中，有的問題討論歷史理論，有的問題討論史學理論，有的則兼而論之，瞭然可辨，不再贅述。書後附附錄一篇，約略反映出我研究中國史學史的路徑。我對於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的研究，僅僅是開始，是起步。我想，未來的研究任務仍然是十分艱巨的，而本書所存在的缺點和不足也在所難免，我期待著各方面的讀者的批評、指正。

  瞿林東

  2004年5月5日

  [1] 白壽彝：《白壽彝文集》第6卷，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75頁。

  [2] 白壽彝：《白壽彝文集》第6卷，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75頁。

  [3] 參見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1卷《導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4] 瞿林東：《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載《史學理論》1987年第1期。

  [5] 瞿林東：《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載《史學理論》1987年第1期。

  [6] 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近現代西方史學著作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頁。

  [7] 參見本書《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特點》一文。